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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中间道路”令一政策现尴尬

文:小邪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时期,结合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形式,以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为前提和基础建立的民族政策制度,是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但这种从前苏联“泊”来的制度对于多民族长期和平共融的中华民族来讲,其主体存在的意义远不及苏联当时在复杂背景下制定该制度所具有的必要性。

六十多年来,正是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里,各族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许多民族聚集区真正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向富裕文明的转变。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各族人民各项权利的实现,也比较好地维护了各少族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优先保障了少族民族人民的利益。然而近年来,在某些势力的煽动下,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存在极端民族主义者制造事端的情况,中国境内的“藏独”、”**”分子也纷纷与境外分裂组织勾结,妄称进行所谓的“民族圣战”,而其最终的本质就是制造国家分裂,谋求私利。当然,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都是拥护国家领土完整期盼安居乐业的,但在目前的中国版图上占总人口数9%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竟然占了国土面积的66%,这不得不说是中央对民族政策的大力倾斜和扶持。然而,一项制度的实施环境总是需要与特定时间的历史背景相结合的,在目前中国国力增长强劲,打击分裂组织有力的前提下,并不存在民族自治区域影响国家统一的情况,但在敌对势力亡我之死不死的前提下,种种因素防不胜防,达赖所谓的“中间道路”就是变相的升级“藏独”,同时其也得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这不得不给我们当前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敲响警钟。

在当今许多国家遭受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前提下,中国的民族区域制度或许也将迎来比较大的挑战。当然,我并没有足够的论据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利与弊,民族自治制度保护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与自治权,但也导致中华民族格局固化,不利于民族融合。

从近日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在与奥巴马会面时提出的“中间道路”问题上来看,现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可能会成为制约民族友好交融的“紧箍咒”。从达赖异想天开的“中间道路”政策中可以看出,其追求的并不仅仅是 “西藏独立”,而是觊觎着所谓的“大藏区”(注:包括西藏和青海全部,四川的两个自治州,甘肃和云南各一个自治州)这片广袤的土地。这个升级版的“西藏独立”提法不得不引起令我们的现有政策感到尴尬,和引发民族区域自治现状及未来的思考。现有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最大的弊端在于人为设立了某一个行政区域,造成民族“领土”意识,比如某藏族自治州同胞会误认为这块地“本来”是属于藏族的,视周围的汉人为“抢夺领土”者,导致区域独立分化倾向,不利团结。而实质上中华民族至汉朝逐步形成就散布全国,大杂居,小聚居,东部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西部地区很早也有汉族人聚居,领土属于全体中华民族,不存在也不应该有区域归属的问题。

达赖所谓的“大藏区”历史上从未存在过,但就因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执行中,该区域内存在的“藏族自治”而被其含糊地对外宣称为“大藏区”,而这个所谓的“大藏区”竞占有了中国现有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这头雪山上下来的狮子胃口不够太大了些。

我们的官方媒体指责达赖所兜售的“中间道路”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悖,是在目前国力强盛的基础上。可以对其起到一定的威胁作用。假如某一天,作为主体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产业崩盘,主体经济泡沫破碎,国家综合实力大幅减弱的情况下,国内分裂分子在西方敌对的势力的支持下再次制造民族分裂的事端,按达赖的“自治区域理论”进行国家分裂,后果将不甚设想。

中华民族历来有追求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传统,但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与其受制于人地将希望寄托于(别有用心的)有关国家明辨是非,不如丢掉幻想未雨绸缪地寻求更有效的民族政策,铁腕打击分裂势力。切实实现民族融合,才能够真正形成有利于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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