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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导了新闻传媒的主流意见。这只手把新自由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加以恪守,拒绝媒体、网络作为公共事业一部分的任何建议,任由各种资本进入中国的传媒,控制中国的网络舆论体系与网络宣传体系。“共同富裕”在这类媒体上就是禁语。

在全球传播时代,电视是最有效的传播工具之一。首先,电视能提供最好的画面,其次,电视能提供同期声。电视台竞争什么?竞争观众手中的遥控器。各个电视频道和栏目都希望把观众锁定在他们的频道和节目上。人们收看电视的行为表现为不断地遥控选择电视频道,几分钟、甚至几秒中选择一下。在新闻报道的竞争中,每个电视台都试图利用电视新闻的每一个要素抓住观众的眼球。电视新闻的要素包括画面、同期声、情绪。这种竞争的结果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变成了“好画面,大新闻”,或者说,“语不惊人誓不休”。好新闻的判断标准不再是新闻本身的重要性和与公众的相关性,而在于画面对受众感官的冲击力。

为什么911事件给人们的冲击力这么大?为什么有人在媒体上评论说911事件改变了一切?为什么有媒体评论说911事件使人类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从来没有人说唐山大地震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电视画面的效果。从媒体的传播过程和效果看,媒体通过不断强化、重复、多角度放大和渲染双塔坍塌画面,911事件从最初的恐怖主义事件演变成了后来的媒体事件。再如,“非典”最叫卖的画面是口罩,西方主要新闻周刊把这场疾病简单为杂志封面上的防毒面具——中国出现了毁灭全人类的传染病。一些西方媒体借机呼吁“封锁”中国。尽管“非典”对人类健康的破坏性远不及癌症、艾滋病、糖尿病,但是,这些疾病的画面没有“非典”感人,再加上媒体的渲染,它从最初的公共健康事件演变成了媒体事件。由于电视摄像没有拍到、更没有直播唐山在地震中毁灭过程的镜头,尽管唐山地震死了20多万人,人们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再如,90年代后期的科索沃事件,媒体报道说有上千人被杀。由于西方媒体不断渲染科索沃阿族遭受塞族清洗的悲惨画面,科索沃由一个地区事件变成了全世界公众必须关注的全球性事件。而差不多同一个年代,在非洲的卢旺达有100万人惨遭屠杀,但是由于全球性电视(如CNN)没有给与关注,全世界大多数人民几乎不知道卢旺达大屠杀惨案。这就是全球媒体画面的重要性。

全球媒体制作的画面可以使没有全球性意义的事件,变成了全球聚焦的东西。而真正需要全球关注的事件,由于全球性媒体的对新闻的选择,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下面,我们用电视新闻报道的要素分析一下央视反复播放的CNN报道萨达姆被捕的画面。央视的萨达姆被捕报道虽然只有几分钟,但是,整个报道包含了优秀电视节目的所有要素:精彩的画面、难忘的同期声、感人的情绪。

画面。在这个报道中,萨达姆的镜头不过二、三十秒,也就是央视一个普通广告的播出时间。但是,正如拍摄一条30秒广告花费的策划和拍摄时间一样,美国军情部门在策划拍摄萨达姆这个镜头绝不是30秒,至少要花几个小时。美军情部门最后决定在新闻发布会播出的那几十秒萨达姆镜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大家会难忘这样两个萨达姆的镜头:一个是他蓬头垢面、脏兮兮、目光呆滞的落魄镜头;另一个是反应他张着血盆大口的镜头,象征着他是一个杀人魔王。这两个镜头给观众的信息十分清晰:不可一世的独裁者崩溃了,任何独裁者到了美军手里都会落的这个下场。

同期声。最好的电视报道,除了好的画面,还需要精彩的同期声。同期声相当于报纸上的直接引语。美军发言人走上讲台后,开口直截了当地讲了一句话“Wegothim.”(我们抓住他了)。这句话听起来像好莱坞影片《007》结束时,JamesBund说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好莱坞大片,已经演了很长时间了,终于该结束了,我们抓住了这个坏蛋了。发言人不讲“我们抓住萨达姆了。”而是用“他”代替“萨达姆”,因为军方的发言人相当于好莱坞影片导演,他自始至终控制着观众的大脑和思考方向。在萨达姆被捕这场戏中,美国军方设计得非常好,全球的媒体和全球公众关注什么、如何关注,通过CNN这类全球性媒体,全球的大脑已经被美国军方牢牢控制。美国军方决定人们想什么、如何去想。在美国军方发言人的导演下,全球的公众好像坐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看电影的影迷们。“Him”既是指萨达姆,也指上帝的敌人撒旦。“Wegothim”等于宣布“我们最终把撒旦这个魔鬼抓住了。”

情绪。最好的画面、最好的同期声需要最佳的观众情绪配合。萨达姆这个大坏蛋终于被抓住了,需要观众迸发出兴高采烈的情绪。以防观众情绪不会自发反应,美军发言人进一步导演了一个现场情绪画面。他们在发布会现场特地安排了几个看似伊拉克记者的男人,这几个人一听到“Wegothim”这句话,顿时挥舞双臂、跳起脚来大喊欢呼。美国军方在发布会现场安排的电视台摄像的机位很妙,正好能拍到那几个伊拉克人高喊口号、挥舞拳头的镜头。

上面解剖的这幅画面、这句同期声、这个情绪与帝国传播有什么关系呢?这充分展示了帝国传播的特点——高度集中。从这个镜头开始,全世界所有的电视报道(阿拉伯地区的电视频道除外)都在欢呼萨达姆的被捕。或者说,全世界人民一想到萨达姆被捕了,都在欢呼。全世界进入了一个画面、一种声音、一样情绪的传播时代。

再如, 2003年12月14日晚,央视国际频道在美国宣布萨达姆被捕后仅一个多小时就推出《萨达姆在提克里特被捕特别报道》(以下简称《特别报道》)。大部分都是转播或编发CNN的报道。在长达几小时的直播中,除了“美国正式宣布萨达姆被捕”这一事实外,有《英国首相布来尔召开会议称萨达姆被捕是好事》、《科威特等中东国家领导人对萨达姆被捕表示欢迎》、《伊内政部长易卜拉欣接收美国记者采访》、《伊拉克临管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国外交部长就萨达姆被捕发表讲话》、《美国总统布什举行新闻发布会》等。易卜拉欣接收采访、临管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有短暂的同声传译现场直播。节目刚开始的一个小时左右,在嘉宾尚未赶到的情况下,反复传播的还是美国宣布萨达姆被捕的信息。采访易卜拉欣:萨达姆被捕(反复播放短片)+易卜拉欣特写+字幕(伊内政部副部长易卜拉欣)+字幕(特别报道标题)+游动字幕(其他新闻)。临管会记者招待会:萨达姆被捕(反复播放短片)+巴格达街头狂欢人群+临管会官员+标题字幕(临管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游动字幕(其他新闻)。

在这样的全球传播时代,人们看到的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很难搞清楚。真的事件也是经过导演的。有人把国内媒体照搬CNN的单一画面、声音和情绪当作新闻的进步和开放。如果把帝国属下的全球性媒体带给全球观众的同一画面、同一声音和同一情绪称作新闻自由与新闻开放,那么,新闻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

谁在控制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

谁在控制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下面我们用三个案例来讨论并回答几个相关问题:第一、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选题框架和报道视角的基本理念是什么?第二、采取的基本模式是什么?第三、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有多少成份是自采的,有多少是编译的?自采新闻的选题和报道角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全球媒体的新闻框架,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和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传声筒?

我们看这样一个数字:在战争第一年,美国在阿富汗投了至少18000枚炸弹,但是美国媒体在阿富汗战争中基本上没有报道平民的消息。这种做法是美国国防部的一种宣传政策。今年年初,《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说:“阿富汗老百姓在经历了许多的内战和暴力后,对于平民的死亡不会过于悲痛。”美国军方发言人说:“由于美军没有地面人员,所以无法核实平民伤亡。”他们为什么不报道平民伤亡呢?他说无法核实。其实每一次轰炸,美国都有情报人员向中央情报局报告,但是他不愿意说。1999年,在发动袭击南联盟的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不断地对新闻界说,有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人被塞尔维亚军队伤害。虽然美国在科索沃没有地面部队,但他们在做出这种伤亡估计的时候毫不犹豫。当然,对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伤亡人数的夸张报道可以理解,因为它是为美国在北约发动军事进攻、推翻南斯拉夫政府而采取的宣传策略。《时代周刊》的记者Thomson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批评美国政府封锁新闻的话:“安德逊会计公司在安然公司丑闻中做审计工作,而我们记者成了这场战争的审计员。”如果同世界其它国家的媒体相比,中国媒体无疑也成了美国政府和军方战争的审计员。因为现在只有中国的媒体是亦步亦趋地照搬美国的,其它国家,从英国到印度到法国到澳大利亚,都有自己独立的声音。

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做了一个统计,比较了《印度时报》、《新加坡新闻》、《悉尼晨报》,还有伊斯兰通讯社、法新社、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半岛电视台,这些报纸都是客观报道伤亡人数和事件的。比如,路透社有下面这样几段文字:

“10月19号,美军轰炸后离开。但是当村民们都上床睡觉后,飞机又回来轰炸了,泥屋被削平了。首轮轰炸有20人丧生。当村民们从废墟里抢救亲人的时候,第二轮轰炸又开始了,又有10人被炸死。一位村民回忆说,我们把一个婴儿从废墟里拉出来,另一些孩子又被埋葬。一些孩子失去了头部,另一些孩子失去了双腿,我们束手无策,只好逃命。”

“10月21号,美军飞机袭击了喀布尔的一个居民区,一家八口刚刚坐下吃晚饭,全被炸死。”

所有这些故事,美国媒体都不报道,中国的媒体当然也就不会报道。

美国一位学者对于美军不在乎伤害阿富汗平民这种做法有另一种解释,他认为这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做法。阿富汗人不是白人,而大多数美军飞行员和地面精锐部队都是白人。就像美国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对当地的狂轰滥炸一样,因为被炸死的人是有色人种。有人说,塞尔维亚人是白种人,为什么1999年美军狂轰南斯拉夫?他回答,由于塞尔维亚人的共产主义历史,他们在美国决策者和主流媒体眼中,已经变成了有色人种,因为他们是赤色分子。

大家思考一下:毫无疑问,美国媒体这样做是从美国的立场出发。那么中国媒体呢?跟着美国这样做,是从谁的立场和利益出发?

在巴以冲突中,美国媒体是偏袒以色列的,尽量压制和减少对以色列不利的消息的报道,特别是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长期占领下的痛苦。这是一个调查:2002年1月10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报道新年期间巴以局势的时候说:“那里的局势相对平静或比较平静,因为在那三个星期只有一个以色列人被杀。”他们说中东局势平静是因为以色列人没被杀死,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有26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巴勒斯坦人被杀不是暴力、不是新闻。

新闻要讲究公正、平衡,这是新闻自由的一个基础,否则我们的公民得到的是偏见,而不是新闻。美国主流媒体有关巴以冲突的报道,倾向于跟随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的口径。根据这样的一种报道口径,在巴以冲突的报道中,美国媒体往往忽略一个关键的历史背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长达几十年的占领。不知道从哪一刻起,中国媒体已经把“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改成了“定居点”了。由于“定居点”变成了一个合法词,“被占领的土地”就没有人敢再使用了。全国广播公司一个著名的访谈节目叫“考虑周全”,去年有这样一次访谈。主持人问:“今天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的暴力,一个犹太人被杀。”回答说:“是的。这是在经过一周的相对平静后发生的第一次枪击事件。过去的一个星期有一些巴勒斯坦人死了,但是,今天夜里,这个犹太人胸部遭到袭击,是在西岸被一群巴勒斯坦枪手袭击,其中一个枪手也被打死。”一个以色列人被杀,所以开始了暴力。而在这个期间还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死,在此之前还有很多巴勒斯坦人死,美国媒体却认为那不是暴力。

美国新闻公正与准确研究所的一位学者,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六个月对巴以冲突的报道做了一个定量的调查,调查发现:81%的死亡消息是关于以色列的,只有34%的死亡消息是关于巴勒斯坦的。这就让人感觉到巴勒斯坦人就是暴民,就是恐怖分子。如果在冲突中有少年儿童死亡,89%的是涉及以色列儿童的,只有20%是涉及巴勒斯坦少年。儿童容易引起同情,所以多多报道以色列的儿童死亡,大家就会同情以色列。此外,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平民与军警死亡的比例是84%和60%,报道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与安全人员死亡的比例大约是20%和40%,这就是双重标准,是不平衡的报道。《纽约时报》在最近的一个报道:那个地方,发生了支持以色列的一场示威,示威游行人员的队伍很大,但旁边还有一群支持巴勒斯坦的反示威。《纽约时报》为了寻求平衡,在头版刊登了这条文字消息,人们首先看到的图片是大家都在支持以色列,旁边还配了一张反映有少部分人是反对以色列的小照片。第二天,《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条声明:前一天的报道不成比例,从公正性看,配的那张小照片更全面地反映了这场示威的场面。

现在中国的媒体关于巴以冲突的报道基本上是照搬美国。我们的媒体报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的暴力行为称“报复”,而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报复则被媒体称为“恐怖主义”。

为何“共同富裕”在主流媒体上是禁语?

早在16年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按照媒体的功能,把其分为两大类: 1)分散注意力的大众媒体;2)设置议程的精英媒体。大部分媒体属于分散注意力的大众媒体,这类媒体把一切内容娱乐化,使大众娱乐至死,而不能让大众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资本集团把大众只当成围观者,不会让大众成为严肃重大议题的参与者,如改革议程的策划与设定。他们视大众为无知的闹事者。大众只可被使之,不可知之。比如煽动网民参与网络围攻,组织并动员大众每隔几年在精英圈内选一个合法统治他们的聪明人。选举结束后,大众跟过去一样,回家继续看电视、看NBA、看连续剧,微博上继续围观。

从过去十多年资本集团精心培育的中国媒介市场和新主流媒体看,资本集团对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态度和手段是,“只要不来骚扰我们,它们爱怎么玩都行。”只要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只关注丑闻、色情、血腥、暴力、名人、隐私、时尚,而不冲破精英集团预设的议程牢笼,不去关注严肃的政治话题,就达到了控制社会舆论的目的。资本集团认为,严肃的政治话题和经济政策是留给资本精英去考虑的。例如,中国运输部门的体制改革这样的严肃话题,应交给资本精英操控的那些权力中心去考虑。精英集团相信,无论是媒体权力中心、学界权力中心,还是政策权力中心,经过精英媒体精心策划的温州7·23动车事故的新闻轰炸、议程设置,这些权力中心早已内化了资本集团对运输部门的改革诉求和改革态度。

负责设置议程的精英媒体是那些拥有优势资源的媒体,为人们设置思考框架和观察立场。这些媒体的受众多半是权贵圈的人或他们的代言人。这些人多为大公司的老板,但躲在背后,让他们的代理人作为政治管理者,或经济管理者,或思想管理者,控制人们去想什么、去看什么。精英媒体设置了人们的思想和言行框架。精英集团运用强大的资本力量、媒体力量、学术力量和政策力量惩处任何违反言行模式的人。比如,某个学者如果在网上发出独立于资本集团的思想框架,在媒体上将遭遇网络围攻、媒体污名、人格谋杀、封号、封网;在学术上遭遇学术论著出版的封杀;在政策上,某些部门不会再委托其做政策性研究课题等。

资本精英集团通过操控媒体、学界和政策三方面的力量来操控社会舆论。资本集团控制媒体的目的是决定大众关注什么新闻、忽视什么新闻。在大学里,资本集团通过精英教育,规范精英分子的标准,比如,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将从精英的圈子出局。在那些追求建立世界名校的商学院里,教授们在讲坛上的言论和思想要向哈佛看齐。而台下的学生透过台上教授的理论体系,确定走进上流社会,爬上权贵的阶梯,政治的正确性标准是什么。当媒体报道新一届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政策时,记者采访某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这个教授将会从精英圈子内化的政治正确性决定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更何况学界权力中心多寄生在各种以课题名义获得的海内外资金上,这种资金的提供者早已为课题研究者确定了研究议题、研究标准和研究目标。

媒体资本集团是如何与其它行业的资本集团发生利益联系的?媒体的市场是广告客户,大众媒体的产品是大众,精英媒体的产品是精英权贵。无论报纸、杂志、网络还是电视,都是在生产和推销自己的产品。精英媒体根据受众的立场、兴趣、价值观去策划新闻选题、选定新闻立场,决定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某财经媒体的目标读者是资本权贵圈内的人,编辑根据资本权贵的集团利益,设置了某些新闻选题禁区。例如,“共同富裕”在这类媒体上就是禁语。在资本集团控制的微博里,微博管理者和微博客服中心也是根据资本集团的利益,设置更加广泛的微博禁语。与此同时,又根据其政治议题和政治立场的需要,微博公司每天轰炸式地向用户推荐属于他们利益集团的某些大V。

这只“看不见的手”制造并主导了网络主流意见。这只手把新自由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加以恪守,拒绝网络媒体作为公共事业一部分的任何建议,任由各种资本进入中国的网络,控制中国的网络舆论体系与网络宣传体系。在网络上,资本集团的舆论宣传体系已经形成,这个宣传体系与中外资本集团在议程、议题和立场上,密切配合并联动。这个体系力图控制大众在网络上读到的、听到的和看到的,从而制造网络上政治讨论的议题和政治正确性的标准。由于资本集团的目光狭隘,他们只能看到一个媒体所有者和广告商想要看到的媒体世界。如果有人冒险冲出这个资本牢笼,资本集团控制的网络、媒体、学界,甚至被渗透的政策部门都会对其采取一种敌视或无视的态度。在网络公司有组织的封杀中,在网络水军和网络五毛的围攻中,人们将对政治辩论产生恐惧,最终失去对民主政治的热情。

这种资本垄断的网络舆论场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人们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因为人们更关心的是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不公正的伤害,而不是关心他们什么样的利益被人不公正地夺走。垄断巨头通过官商勾结,变互联网为某些权力部门与资本集团联手监视人民和反民主的工具。传统的个人隐私观念在网上已经消失了。商业资本联手国家权力部门对个人拥有强大的、超出常人想象的监视力,他们通过控制社会舆论,去统治人们的思想。垄断网络媒体的资本力量成了给民主价值和民主实践制造麻烦的因素。今天的微博管控更是与任何一个真正民主社会相抵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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