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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需要知识分子“大众化”,大众“知识分子化”

卢泰然

孔子说“礼失,求诸于野”。

只有腐化的上层权贵和精英,没有腐化的下层人民和草根知识分子。因为上层可以骄奢淫逸、患得患失,他们有腐败的本钱;下层人民和草根知识分子要辛苦劳动自谋生路,必须保持精神和意志的健康。

国家幸运,则由上层贤明人士组成统治集团,整合社会力量,领导国家兴旺发达,社会动荡最小,成果相对最大,历代盛世大体都是如此。

国家不幸,则此时上层腐朽,就需要下层人民和草根知识分子奋起承担责任,重建国家。但是社会动荡很大,不可控因素很多,国家要在危机四伏中走向光明。

观诸近代,清末的底层人民、下层知识分子的觉醒,成为国家变革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武昌起义的主要指挥者、几次举行起义的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徐锡麟秋瑾等)、国民党后期的领导者蒋介石等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等,都是起于毫微的中产阶级以下阶层。

在中华民族处于最深刻危机的时候,上层知识分子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是底层人民喷发出巨大的生命力,让中国这条破船免于沉沦。时间给予底层中的优秀分子成长的机会,最终由这群人形成稳固的领导团队,重建了中国,这就是共和国的由来,抗美援朝、红旗渠、大庆油田、掏粪工时传祥成为新时代的标志事件和标志人物。民族活力和进取精神在这些底层人民的身上爆发出来,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于野”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里就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知识分子要“大众化”,大众要“知识分子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

周相在红军时代,曾经对加强干部培养发表意见:工农干部实际工作经验丰富,但是要提高文化水平;知识分子干部文化水平搞,但是需要提高实际工作经验。中共党内重要干部都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成功样板。

知识分子要减少对权贵的依附,就必须加强让自己在能力上和身份上融入大众,而不能高高在上,自成一统。如此一来,无论国家治乱,知识分子都能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则国家幸甚。

古代,知识分子在职业选择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

社会上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对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有很大的软性约束。

商人地位低,所以知识分子一般不会去经商,即使再穷,也不会去经商,这与当代全民皆商的风气大不相同。知识分子不从商,使知识分子难以掌握大量财富,只能当地主。这限制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开放性和对风险的适应能力。

宋朝以后,知识分子也不愿意去当兵,因为社会风气看不起粗狂的军人。这让知识分子更加文弱,后果则是让整个民族失去尚武精神,使国家在外部危机前的行动力大幅降低。其实在隋唐以前,文武不分途,先秦的士大夫都是文武兼资的。

宋朝以后,知识分子一味地孤傲起来,对于体力劳动很看不上,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也看不上。这一方面使知识分子难以与广大草根阶层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也减少了知识分子自力更生、自谋生路的能力,把他们的从业范围缩小到教师、师爷等很小的范围内。对身份的高傲,根本上都是画地为牢,降低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自救能力,最终只能依附于权贵。孔乙己落魄成那个样子了,还是要坚持穿一身长衫,还看不起“短衣帮”的人,这就是误人误己。

职业局限,让知识分子失去了经受复杂事务洗礼的机会,一味尚文,使知识分子的意志软弱,很难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在行为中缺乏韧性,容易冲动,容易妥协。

在未来社会中,知识分子如果要成为社会中最具活力、最有适应力、最先进、最有领导力的群体,就必须打破职业的束缚和身份的孤傲。

当代,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传播的发达,已经让知识分子群体极大化,知识分子的“大众化”,以及大众的“知识分子化”,已经成为可能,也许,已经成为现实。身份的高贵、职业选择的束缚,都在工业化的社会重构中被打破了。

现在只缺最后一个束缚:知识分子在价值观上要形成共识,知识分子要在道统的内涵上形成共识。

这种共识应该是:在利益取向和价值观方面,知识分子要和社会大众——尤其是草根阶层——融为一体。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大众中的一员,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应该以为大众服务为依托,知识分子应该为大众利益而呐喊,做大众利益的代言人。

这种共识应该就是知识分子新道统的核心内容。


本文内容于 2014/2/22 19:53:07 被小编a29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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