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的异化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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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看起来似乎因“民主”而出现某些国家的动荡甚至骚乱,原因何在?“民主”是祸根吗?“一民主必大乱”吗?而另一种情况是:“法治”不再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而沦为“专制独裁”的工具,“法治”怎么了?对此我们不能不讨论一个话题:民主、法治的异化和对这种“异化”的控制。(本文已发“博客日报”“中华论坛”等)   --------------------------------------------------------------------      ”则是典型文化的“异化”现象,,我们通常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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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看起来似乎因“民主”而出现某些国家的动荡甚至骚乱,原因何在?“民主”是祸根吗?“一民主必大乱”吗?而另一种情况是:“法治”不再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而沦为“专制独裁”的工具,“法治”怎么了?对此我们不能不讨论一个话题:民主、法治的异化和对这种“异化”的控制。(本文已发“博客日报”“中华论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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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上的“异化”,是指事物在存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变异而反过来成为异己的事物,成为自己的对立面,甚至毁灭自己。

“异化”现象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普遍存在。如某种水果在存在期间发生变异,腐烂,最终毁灭了自己,变成另一种异己的物质——这是自然界中“异化”的简单例子。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则是典型文化的“异化”现象,“文化”异化为“经济”的工具,我们通常说文化“变味儿”了,“文化味儿”没了。

一、“异化”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文化异化为经济的奴仆、教育异化为功名利禄的敲门砖;马克思曾对某些曲解其理论的人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政治理论被“异化”的例子,等等等等,举不胜举。它们的异化和控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再如:原先受苦受压迫的某无产者或普通百姓,在参加革命工作后表现积极,逐渐成为领导、领袖人物,而他却逐渐变成原先自己要奋力打倒的“敌人”——成为高高在上剥削欺压人民群众、贪污公款腐化堕落的权贵,反倒又成为人民要“革命”的对象。中共和毛泽东曾称这样的人为“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蜕化变质”者,“异化”也。毛早在中共成立11年之时,在井冈山就批准枪毙过这样“异化、变质”了的“苏维埃政权首长”——毛一共亲批或同意枪毙过七个这样的人,包括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高级领导;而解放后毛钦批枪毙的大贪污犯——天津地委书记和专员刘青山、张子善也都是三几年入党的老革命,至于近些年来被判刑乃至枪毙的省部级高官就不用说了,原先也都是普通人家子弟,甚至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足见“异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而目前执政党也正面临着“异化”的考验。所谓“腐败”——即腐烂变质。腐败不除,面积越来越大,就难说整个执政党的“异化”了。所以中共自知“反腐败”是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说这些,只是想说明“异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二、“民主”与“法治”也会异化

1、民主的异化。“民主”的基本价值是人民主权,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平等、自由,它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没有科学合理的法治系统保障的“民主”往往会“异化”为暴民政治,带来的是“多数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暴政”,“自由、平等”消失了,受害的却是人民本身。某些国家的所谓“民主乱象”以及中国“文革”都是很好的例证。

而文革中的“民主”其实就是异化的伪民主。文革中,看起来“人民伟大、人民为大”,实际上是“一人挥手,人民前进;一人讲话,全民必听”,“法律靠边,一人‘圈阅’才算事儿”——“民主”是虚有其表,实质是一人说了算。任何人若与“这个人”思想观点相左,没有申辩的任何平等权利和机会,便“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且往往死无葬身之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年无须开会议政,这能叫“民”主?文革中谁在“做主”?而“文革式民主”带来的动荡、骚乱远比今日泰国、乌克兰严重不知多少倍!死于“文革式民主”中的百姓不少于200万人!这无疑是典型异化的“伪民主”,与真正的“民主”毫不沾边。

防止“民主”异化的主要方法是健全法治系统以保障“民主”政治运行的合理、科学、有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概念。没有科学、合理法治保障的“民主”,犹如没有保鲜冰箱的西红柿。这样的“民主”要么异化为“人治、独裁和专制”利用的工具,要么就是“多数人的暴政”。“文革”和某些国家的所谓“民主乱象”即是例子。

而不健全、不科学、不智慧的“法治”(法制),同样也会导致民主的扭曲变形和“异化”,使“民主”的价值无法实现,泰国、乌克兰等国家的“乱象”,有此因素——当然,也可视为“民主”从幼稚到成熟转型历程的阵痛。泰国过几年便会有一次军人政变,何故?其“乱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民主”会导致军人政变?英美法德瑞典挪威等较成熟的民主国家有这样的现象吗?为何很多民主国家也发生过大规模游行抗议和骚乱,但并非如泰国、乌克兰等国那样混乱无序且持续时间那么长?

2、法治的异化。法治由于其强制性、规范性的特点,是很容易“异化”的。因为强调“法治”保障的重要性,于是一味强调强制性却有意无意地悄悄忽略民主——而没有或缺乏民主为前提和基础的“法治”,则完全可以成为“专制独裁”和“暴政”的代称上述中国“文革”中的实例以及随时发生的一些事件都已经和正在证明这一点:有多少公民的正当诉求和行为正被专制独裁者以“法治”的名义压服和制裁?有些法律上的“罪名”已经演化为压制民主的“口袋罪”!这已无须举例。但这样异化的“法治”,面对民主、平等、公正、公开、透明面前,将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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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民主、法治”异化的途径和方法

其实,从前文论述我们已经可知,控制“民主、法治”异化的方法和途径正是这二者自身。民主、法治应当并行不悖,相互制约

1、控制“民主”异化靠的是法治——靠的是在理性民主基础上制定和审查规则——即法治体系,而不仅仅是为了某一种眼下的具体诉求。在这样的法治体系制定审议过程中,必然更多理性;必然是公开、透明的、广泛参与讨论;而这样制定出的法治体系才是具有“合法性”的,是绝大多数人愿意遵循的——正如孟德斯鸠说:“没有所有意志的趋同,个体的力量便无法得以联合。格拉维那说得再好不过了:这所有意志的趋同便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国家’。”在民主主导下制定的法治体系,它集中精英和大众的智慧,透明、公正地以“法”的形式规范一整套民主政治运行的程序、方法、原则;以制度法规的方式保障“民主”不被“异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便可基本基本避免所谓“民主乱象”。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主导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就在报纸和社会上进行了广泛的为期不短的讨论,那是一部不错的《宪法》。可惜的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它被束之高阁了。这再次证明:缺乏了民主的“法治”是不可靠的,随时可以成为形同虚设的花瓶。这就引出了下面的原则。


2、控制“法治”异化靠的是民主——在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上制定法治体系。谁说中国“文革”中绝对没有“法治”呢?《宪法》虽然形同虚设了,罢免国家主席也无须人大开会。但是,一则短短的《公安六条却成为使成千上万百姓遭到整治的“法治”条文,以致百姓因不小心污损了印有毛或林头像的报纸也有被处以极刑的,还有因出于常识说了句“人不可能活到一万岁”而被判刑10年,潜逃后遭到全国通缉逮捕……这也叫“法治”!所以说,只有在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上制定和审议的法治体系才可能成为民主的保障,才不致异化为专制独裁的工具。正因此,即便新近颁布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二个单词便是“民主”,远远排在“法治”的前面,足见它的重要地位。(注: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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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法》法律的制约下,为了行政系统运行的效率和稳定,“按上级指示办事”或“下级服从上级”肯定没错,理所应当。否则政府管理如何运行? 但如果没有民主法治作为前提,抛弃实事求是,抛弃公理正义,“按上级指示办”往往就成了专制和盲从的代称,成为“人治”的工具,历史证明后果非常严重,人民和国家的损失非常巨大。没有民主法治为前提和保障的“按上级指示办”往往非常可怕!(详见文末索引《“按上级指示办”的合理与荒诞》)

从这层意义上说,尽快建立胡锦涛总书记早在2002年就提出的“违宪审查机制”已经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胡锦涛早在2002年就指出:“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这是用法治保障民主和防止法治本身异化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是现代法治所必须的机制,世界大多民主、法治国家都有这样正式的制度和机构,我们应当有所考察和借鉴。习近平主席最近也指出,坚持制度自信,但也要“不断学习、钻研和吸收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精华,并把这些精华转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了“违宪审查制度”,“下级”对“上级”明显违宪、违法的错误指示,在申辩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向“违宪审查”部门提起仲裁或诉讼,避免人治的瞎指挥造成严重恶果,避免“下级”成为唯唯诺诺失去基本思考力的盲从执行者,使执政能力逐步弱化。河南省各地“按上级指示”非法建立“访民训诫教育中心”并对访民不人道对待,公然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就是典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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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主、法治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没有民主基础的“法治”极容易成为“专制独裁”的工具,那不是“法治”本身的缺陷,而是法治失去了它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民主”。

没有法治或法治有缺陷的“民主”出了问题,那同样也不是“民主”本身的缺陷,而是民主缺失了它应有的保障系统——科学、合理、智慧的“法治”。

唯“民主”主导下的法治建设科学、合理、智慧,民主与法治形成相对完满的结合,这二者才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系统合力。如此,民主的价值才得以彰显,法治的保障才不会成为另一种专制和暴政。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经验证明:民主、法治缺一不可,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一个国家民主的水平如何,国家是否能做到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则看其“民主、法治”的真实性、科学性、合理性、智慧性。这已是规律——不论从比较成功的民主国家的实践,抑或正在出现问题或正走向民主的那些国家的实践,皆可大体倒推出这样的规律;而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存在弊端的两个方面,从“前后两个30年”,也同样可以倒推出这样的规律。

评价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水平、程度的标准可能会众说纷纭,但以下几条一般是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一、看这个国家公民各项民主权利(尤其在思想、言论、人身自由、选举与被选举等方面)能否得到充分真正的保障,公民与官员在各个领域是否真正平等;二、司法、行政是否公开透明、程序正义,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否都能经过既定的民主程序,政府、官员的行为能否得到确有成效的监督和相互制约;三、公民在行使各项民主权利时,能否做到有序、合法、非暴力,在行使个人权利时能否不侵犯他人的权利。(面对暴力侵害的正当防卫和抵抗另当别论)。

借用蔡定剑教授关于民主的一个反问句——“没有民主,一个国家能走多远?”同理:没有民主主导下制定法治体系的保障,民主能走多远?民主、法治难道不是缺一不可?□

2014年2月20日

[附 录]“富强、民生”≠“民主”

“富强”是富强,其概念与“民主”不可同日而语。希特勒德国曾“崛起”得令美国以及世界刮目相看,甚至失业率也低于美国。希特勒甚至公开许诺要让所有工人能开着自己的小车去上班(自然也不可能做到),希特勒也曾被他的子民欢呼“大救星”。但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有“民主”吗?没有“民主”,曾一度“崛起”的希特勒德国走了多远呢?

什么是“民生”?“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孙中山选集》)。广义的“民生”当包含公民的“民主”状态在内;但在当下,“民生”客观上更多是指人民的物质生存状态、水平,诸如就业、社保、住房等等。这与“民主”不是一回事。如果定义“民生”涵盖“民主”,那么属种概念之间岂可划等号?正如“住房”和“别墅”之间不能划等号一样。

有人认为:百姓民生改善了,甚至生活富裕了,这便是最大的“民主”,或者说这就是“中国特色民主”——这是说不过去的,是很滑稽的混淆概念。因为“民主”的核心是权利的平等和自由。裴多菲有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足见“自由、平等”等价值并非物质可比,甚至“不自由毋宁死”。有人打过这样的比方:“北京填鸭”生活也很“富有”,“吃住行”无忧,长得很肥壮,但它没有自由、平等,更谈不上即便“自由行走”这样的任何“权利”

[参考资料索引]

1、应学俊:“按上级指示办”的合理与荒诞

2、应学俊:河南省官儿们可还记得“路宪文”?

3、新华网:胡锦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5、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本文内容于 2014/2/22 15:28:38 被弯弯小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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