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特务首脑:周恩来罗荣桓来一个 历史就改写


本文摘自:《新民晚报》2014年02月16日A14版,作者:于明山,原题为:《洒血宝岛今勒铭》

2013年12月末,北京西山公园内建起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殉难的中共隐蔽战线烈士。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历史,公开为隐蔽战线烈士建纪念广场,这也是第一次。

“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甘当无名英雄。”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是隐蔽战线工作者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至高无上的誓言。他们是无私的人,为了革命远离名利,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他们是无言的人,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

隐蔽战线最大特点是“无名”,如今为什么要建造纪念广场?纪念的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又是一群怎样的英雄?

记者近日走进纪念广场,缅怀那段曾经的峥嵘岁月。

千余“潜伏者”血洒台湾

从天安门广场一路向西向北,记者来到西山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因山势而建,占地约3000平方米,气势恢宏、庄严肃穆。

首先映入眼帘的铜版铭文,向世人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无名英雄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湾执行任务,牺牲于台湾。他们始终坚守隐蔽战线,直到用热血映红黎明前的天空,用大爱与信仰铸就不灭的灵魂。”

1949年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乔装成难民、小贩、商人、逃军入台,配合解放军登岛作战。50年代初,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这名经过长征考验的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一周后就叛变,供出台湾地下党所有名单,大批地下党员被捕,1100余人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死。

余下400人侥幸逃脱追杀,最后能回大陆的屈指可数,谢汉光是其中一位。抗战胜利后,谢汉光参加中共地下党,受中共华南分局派遣,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谢汉光被国民党列为“匪华东局潜台组织叛乱案”要犯,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改名换姓隐身山林,直到1988年两岸开放后,以探亲之名回到故乡。用了6年,中共地下党身份才得到确认,两年后与世长辞。谢汉光只是众多中共地下党员的代表:生存难、脱身险,回家路漫长;身份假、革命真,审查多少年?

台湾特务首脑:周恩来罗荣桓来一个 历史就改写



纪念碑上英雄无名

广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花岗岩墙壁上英雄的名字以阴文素镌,若隐若现,既暗合隐蔽战线的斗争特质,又彰显其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查国民、程飞远、刘天照、王玉麟……各方查找,反复确认,发现846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墙壁有大片空白,留给那些尚未发现的烈士。不过因隐蔽战线的特殊性质,有些烈士或将永远隐姓埋名。

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历程也许是整个中共党史上最复杂的部分之一。有人以隐蔽身份告别父母妻儿,当初的返家诺言竟成一世诀别;有人长期隐姓埋名,直到牺牲后世人都无法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有人长期打入敌人内部,家人一度遭受不公正待遇……直到今天,众多资料还说法不一,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

广场建成后,68岁的杨兰来寻找父母的名字。养父临终前说出埋藏已久的秘密:她两岁时,亲生父母赴台执行任务,最终牺牲。沿墙壁找了几遍,却找不到父母的名字,但杨兰相信他们的名字一定在里面。

“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

主碑铭以典雅文言文写就,微言大义,字字千钧。面对它,对“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的这群人肃然起敬;对“岂曰无声?河山即名”的历史定格肃然起敬;对立碑者“噫我子孙,代代永旌”的用心肃然起敬。

令蒋公震怒的“余则成”

广场正中是一块长14米、高4米的纪念碑,5组浮雕再现隐蔽战线5个战斗场景。浮雕前是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原型的塑像。四名英雄昂首挺立,俯视整个北京城。

《潜伏》让“余则成”家喻户晓,最贴切的原型当属吴石,他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对当时的国共两党来说,“吴石案”是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除有限的知情人外,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1973年,国务院才公开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吴石1894年生于福建闽侯县,抗战末期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深受蒋介石嘉许。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吴石对国民党当局失望,1947年与中共正式建立联系。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虽然一直没加入共产党,却以极大勇气和忠诚投身我党地下情报工作。1949年,吴石向我党提供了《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沪宁沿线军事部署图》、蒋介石在京沪杭解放后的全国作战部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制等核心绝密情报。1949年7月,吴石奉调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临行前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留给解放军。

吴石到台后,代号为“密使一号”。1949年末,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一度失利。为掌握敌情变化,华东局决定派女共产党员朱枫赴台获取情报。

朱枫是我党隐蔽战线上杰出的女战士。抵台一个星期后,便从吴石手中拿到缩微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几天后,这批绝密情报通过香港送到华东局,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朱枫从“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毛泽东当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50年2月,吴石将军、女共产党员朱枫、“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将军和吴石副官聂曦先后被捕。6月11日,国民党当局将4人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吴石吟诵狱中所作“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的绝命诗从容赴死。朱枫“身中六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45岁。

蒋介石下令“死要见尸”,如此震怒,是因为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屡蒙“委员长”垂询嘉奖,到台湾后委以重任的参谋奇才,居然是潜伏者,而且竟然在所有人眼皮底下让“国防部”的地图跑到中共的办公桌上。

叛徒生活腐化变节

有英勇不屈,也有变节叛变,最令人想不到的是蔡孝乾叛变。

1946年蔡孝乾被中共中央派遣到台湾,就同小姨子住在一起。小姨子是个十六七岁的苏州姑娘,两人虽以“兄妹”身份同居,但一个中年男人与一个妙龄少女“形影不离”,给日后国民党搜捕留下线索。

1949年7月,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掌握了“老郑”(蔡孝乾)的线索,一直蹲守的特务抓到一名40来岁的男子。此人报了名字和身份后,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说,一眼看出此人追求享乐的弱点,便天天给他买饺子。一周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伺机逃脱。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台湾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掌握蔡孝乾躲到嘉义农村的消息,派特务前去查找。为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在乡间路上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却全然不顾着装上的大忌。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愿交待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让小姨子来监狱同住。

谷正文撰文回忆,“蔡孝乾久经中共长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动摇”,道出了蔡孝乾从胸怀远大的革命者堕落为可耻叛徒的主观“动因”。他感叹:如果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能有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国共在台湾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若授勋应先给他们

寒风习习,仍有市民前来参观瞻仰,记者看到有位老人正在英雄塑像下摆放鲜花。老人说,英雄是有名的,做的是“无名英雄”。来鞠个躬、敬个礼,告诉他们: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永远同在。

毛泽东对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曾给予高度赞誉,他说,以后解放了,若授勋,首先应该授予他们。

1961年,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六十四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笼罩海峡上空的炮火硝烟已散去,两岸“三通”开启了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大融合的历史新篇章。“修建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在台湾牺牲的隐蔽战线烈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表示,它可以让思念英雄的人感动,也让牺牲者的后人获得精神上的抚慰。

冬日暖阳下,英雄塑像前的鲜花尽情开放。石上之名,传奇之魂。所创伟绩,既无人知,亦永不遗忘。更多的英雄,他们的名字不被世人所知晓,更没有刻在纪念碑上,但是共和国会永远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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