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蜀汉灭亡前最后的抵抗:姜维率5万大军坚守剑门关 – 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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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姜维于263年冬撤离剑关之说违背了姜维此前巩固边防的战略方针和行动,也不符合他战略意识强的作战特点

上述引文中关于姜维放弃剑门关,东到郪县的记载实在有些荒唐,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即使天塌下来,也完全没有必要出此东到郪、涪的下策。姜维对邓艾南下的军情即使心急如焚,想知道后主的动向,派一少部分人去打听一下总可以了吧,没有必要亲自出马。更何况这一行动是在基本面不明的情况下实施的,就显得姜维头脑太简单,指挥太盲目,如同儿戏。特别是绵竹已失守,守将诸葛瞻战死,东到郪县既不能支援友军,也不能对邓艾构成威胁,更看不出有什么战略目的,我们不禁要问,放弃剑门关,仅是为了打听一下消息,这样做值得吗?这难道真是蜀汉大将军所为?认真考察一下姜维的战史,发现与此完全相反。

姜维(202-264年),三国天水冀(今甘肃甘谷东)人,字伯约,是蜀将的后起之秀。诸葛亮认为,“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又说他“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故此他被选为诸葛亮的军事接班人。经过诸葛亮的言传身教和实践,姜维的军事才能得到长足发展。诸葛亮死后,他继统蜀军,具有极强的战略意识,姜维能从战略高度即与魏和吴的关系上,去规划蜀国的对外战略方针。如257年,魏将诸葛诞对司马昭专权不满,兴兵对他义讨,并臣服吴国。姜维利用这一大好机会,出秦川以攻魏,魏将司马望、邓艾坚守不出,第二年诸葛诞兵败,姜维只好退兵。262年,司马昭想灭蜀立威,任命钟“会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姜维得知这一消息后,赶紧上书后主,提出巩固边防的战略方针。“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因后主迷信思想作怪,未能马上实行。魏攻蜀战役打响后,不得不采纳姜维的意见,派“左车骑将军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以为诸围外助”。原来蜀国自219年占有汉中以来,防御上采取固守险要,不让敌人进入平地,发挥其应有的战斗力的方法。因这种方法杀伤敌人不多,后来姜维建议后主,放开险要,让敌进来,利用敌人攻城时消灭他,等敌人粮尽退兵时再追杀他,并获得后主的批准并实施。这次后主派张翼等领兵“为诸围外助”就是加强姜维的防范措施。姜维在实施这一方针时,更是机动灵活坚决果断。263年司马昭征集十八万魏军,分三路攻蜀。钟会带领东路军十二万人为主力,很快攻下汉中,并拿下了要塞阳安关口,打开了进入川北的大门。邓艾率领西路军三万人,去沓中(甘肃省曲舟县)牵制姜维。诸葛绪率领中路军三万人,扼守阴平桥头,切断沓中与蜀中的联系,既不让姜维支援蜀中,也不让蜀中援助姜维。姜维得知汉中失守的消息后,迅速摆脱邓艾的纠缠,带兵到了阴平桥头,见有魏兵把守,向其背后进军,诸葛绪怕蜀军进攻雍州,因他是雍州刺史,对自己不利,也后撤回防,姜维乘机回军越过阴平桥头。探明阳安关已丢失,便和后主派来的援军张翼、廖化部一起,撤到剑阁县的剑门关。这是川北的最后一道防线,准备在这里抗击魏军。不久,钟会从汉中、邓艾从沓中赶到这里,向蜀军发动攻势,均被打败。因所携粮少,钟会已准备撤军。这时邓艾冒险带领本部人马走阴平小路,突然出现在江由,并连克江由、锦竹、向成都挺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姜维撤离了剑门关,东到郪县去打听消息,这和我们前面介绍的姜维和若两人,完全违背了他巩固边防的战略方针和行动。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姜维于263年冬撤离剑门关之说不符合蜀国的战略部署,实地材料证明姜维一直镇守剑门关

邓艾打到蜀国腹地之后,不论从战略和实际上讲,要保蜀国,必须保住剑门关。此时姜维统帅的蜀军大约有五万人,是蜀国的核心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蜀国的象征,它起着维系民心的作用,也是蜀国政府之希望所在。只要守住剑门关,就是对蜀汉政府的支持。根本用不着到郪道打听后主的消息,是战是降由后主及朝中大臣决定,用不着听取姜维的意见。而姜维长期领兵在外,如何作战用不着请示后主,特别是他在这一方面曾亲耳聆听过诸葛亮的教诲,此时就更应懂“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后来他向钟会假投降,想恢复蜀汉,就是证明。更严重的是蜀军一撤,魏军必然跟进。邓艾率近二万人入蜀,尚搅得蜀国不得安宁,最后因此亡国。而钟会至少有十五万大军,让他们进来,又如何了得。因此,把镇守剑门关的军队带到郪县去打听消息,就是贻误战机,就等于把蜀国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魏国,就是变象逃跑和投敌,就是对他所率部队不负责任,就是对蜀国政府不负责任。试问,日后他如何面对后主、朝中官吏和蜀中父老。他后来又有何脸面给后主上书:“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对此,史学家孙盛也在《晋阳秋》上记载说:“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桓温)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剑门关上就不会有姜维城等建筑物纪念他。再从客观上讲,如果不是后主投降,姜维抽调一部分部队,会同其他友军击败邓艾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原谅姜维说,他把部队带到郪县是“而图后举”。我们认为,这样的提法尤为不妥,如果在剑门关守不住的情况下,这样说还可以,剑门关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什么不图今举,而要图后举呢?后举的结果,只能意味着举手投降。以下的记载更是自相矛盾,“寻被后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诣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砍石”。因为将士们都清楚,道路险峻是蜀地建立政权的重要条件,而剑门关又是险中之险,向来就有:“一夫守隘,万夫莫向”之称,放弃剑门关,就是放弃蜀国的利益,就是放弃主动,让多于自己三、四倍的魏军追着跑,不投降还等什么!这原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拔刀砍石”,就尤显得是故作姿态,与其今日拔刀砍石,何必当初撤离呢!

我们再看与此相关的材料,刘禅又“遣太常张峻、益州别驾汝超受节度,遣太仆蒋显有命敕姜维”,“太仆蒋显到剑阁,入见姜维,传后主敕命,言归降之事。维大惊失语,帐下众将咸知,一齐怒怨,咬牙怒目,须发倒竖,拔刀砍石,'大呼曰:'我等战死,何故先降耶!'号哭之声,闻数十里。姜维见人心归汉,乃以善言抚之曰'众将勿忧,吾有一计,可复汉室也'这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十四上的一段记载。该书被章学诚认为有“七分史学,三分虚构”。上述的记叙,内在联系清晰,情节连贯自然,特别是姜维准备日后复汉,可显得这段材料真实可信,虽说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要比《姜维传》上的记载可靠的多。

下面我们再看《华阳国志·后主传》上的相关记载:“姜维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做之难,而后逞志,乃回由巴西,出郪、五城。会被后主手令,乃投戈释甲,诣钟会降于涪。”这段记载就更说不通,竟把姜维东到郪、涪一带说成向朝臣诉说“卫敌之难”,说得严重些,就是找反对他对外用兵的大臣算帐。因为形势不允许,此时蜀国外有钟会扣打剑门关,内有邓艾偷度阴平成功,并连克江由、绵竹,正在向蜀国国都成都挺进,身为大将军的姜维不积极筹划如何打败钟会和邓艾的进攻,而是带着部队到成都去搞内讧,这无异于乘火打劫,显得太没城腹,不要说当大将军,就是当个普通士兵也不够格。再说反对对外用兵不只是朝中文臣,还有武将,如张翼、廖化等就是。“景耀五(262)年,姜维率众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廖化的言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姜维诉说得过来吗! 现在向蜀国人民诉说“卫敌之难”的唯一方法,就是守住剑门关,歼灭邓艾这部魏军,这样就有了政治资本,朝里朝外,谁还敢说什么,进可以学诸葛亮,忠于蜀汉,政由己由。退可以学司马昭,玩魏国皇帝于掌上,废立由我。由此看来《华阳国志·后主传》上的相关记载也是靠不住的。除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说姜维始终坚守剑门关之外,一些实地材料也说姜维没有东到郪、涪一带,而是始终镇守剑门关。据《四川风物志》载:“剑门关南眺西蜀,北枕陇秦,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蜀汉大将军姜维由昭化牛头山退屯剑门关,以抵抗魏将钟会的十万之师,使魏军屡攻不克。”书中还提到姜维城,接着又说姜维城在剑门山的最高峰,俗称营盘嘴,这里是姜维退屯剑门,以拒钟会,安营扎寨的地方。清代文人左敩在《登姜维城》诗中写到:“大剑山高接太清,峭岩攀到上头平。当年后主已亡国,此地姜维尚守城。”这是一首凭吊史诗。这类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内容一定要与事实相符。使人们一看就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如果剑门关地区没姜维守城的乡土材料,诗人就不会写这首诗。如果姜维真的把部队带到郪、涪一带,那么,这首诗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早就被淘汰掉了。更重要的是《华阳国志》上的《郪县志》和《涪县志》,都没有姜维投降的记载。但《涪县志》上却有“大司马蒋琬葬此”的记载。按理说,此事远没有姜维投降影响大,为什么只记蒋琬,而不记姜维?这就更使我们对姜维撤离剑门关,东到郪、涪一带表示怀疑,并做进一步探讨。

三、《三国志》、《华阳国志》虚假记载的主要原因是史料不实

我们再看《钟会传》上钟会给魏元帝上奏关于姜维投降过程的上书,“贼姜维、张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则遣司马夏侯咸、护军胡烈等,经从剑阁,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参军爰倩、将军句安等蹑其后,参军皇甫闿、将军王买等从涪南冲其腹,臣据涪县为东西势援。姜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擐甲厉兵,塞川填谷,数百里中首尾相继,凭恃其众,方轨而西,臣敕咸、闿令等分兵据势,广张罗网,南杜走吴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绝越逸之径,四面云集,首尾并进,蹊路断绝,走伏无地。臣又手书申喻,开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穷数尽,解甲投戈,面缚委质,印绶数万,资器山积”。看了上面的记载,实在让人发笑。本来讲的是姜维撤离剑门关,东走郪、涪后,钟会随后的追击战。这里却写成了四面围追堵截的围剿战。凡到过川北的人都有蜀道难的感受,不要说在道路极不发达的三国时代,即使在今天,徒步超越前面的部队也非易事。我们更不知道魏军是怎样从涪南冲击“西塞成都之路”的,更令人费解的是,魏军此时在川北,又如何到川东“南杜走吴之道呢?”而蜀军的投降,完全是后主的敕令,本文也只字未提。这是给皇帝的奏章,本应实事求是,但本文却偏离实际,到底为什么?

我们再看《钟会传》中的另一段记载:“邓艾追姜维到阴平,简选精锐,欲从汉德阳入江由、左儋道诣绵竹,趣成都,与诸葛绪共行。绪以受本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进军前向白水,与会合。会遣将军田章等从剑阁西,径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长驱而前。”对以上记载,我认为有两个破绽:

其一是关于田章的军功。按《钟会传》所说,田章先打败蜀伏兵三队人马,并率众部队攻下江由城,就军功而言,应列为第一,可不见其它相关记载,在当时的回忆中也没有提到。如邓艾有个部下叫段灼,当时任司马,后因军功被封为关内侯、魏兴大守等职他因晋朝赏罚不明,当年一些攻下江由的有功人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因此他上书晋武帝,为其申述。从而也排出了攻下江由参战人员的军功等级。“昔伐蜀,募取凉洲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馀人,随艾讨贼,功皆第一。而《乙亥诏书》,州郡将督,不与不与中外军同,虽在上功,无应封者。唯金城太守扬欣所领兵,以逼江由之势,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无一人封者。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非所谓近不重施,远不遗恩之谓也”。以上可以看出,攻下江由起重要作用的本是杨欣所部,才有三十人被封。这一材料更是对田章军功都有力否定。 其二是关于田章追邓艾。我们从《中国历史战争史》的相关地图上可以看出,阴平到白水,大致400里。当初邓艾因魏军攻不下剑阁,才决定冒险走阴平小路去直捣成都,并请诸葛绪和他一起行动,因诸葛绪不肯,邓艾才自己率领人马走了。尔后田章随诸葛绪到了白水,再受钟会派遣回阴平,已经耽误了800里路程,据后人考察,阴平小路的全部长度约400里。“据《邓艾传》,汉德阳亭'出剑阁西百里',当即今江油东北宝成路边的雁门坝。自今青川县治南经黄坪观、大院、毛坝、何耳坝、苟家沟有步道达雁门坝,盖即邓艾所由。雁门坝以西为龙门山,其中之一山古称马阁山。'《寰宇记》卷八四云:'马阁山在阴平县按唐宋剑州阴平县在今江油东北马角坝北六十里……昔邓艾伐蜀,从景谷路至龙州江油县,至此悬崖绝壁,乃束马悬车,作栈阁,方得路通,因名马阁山。'按马角坝即以此得名。此与《邓艾传》所云'出剑阁西百里'相合。自雁门坝往西朔一小河谷经经六合今此段有公路,又西越龙门山马阁山,此地正当马角坝北六七十里,下山西行即达南坝,亦即古江油。今此一线犹有小路。邓艾由汉德阳亭克江油当即此路。总计此路自文县至南坝共约四百余里,比《邓艾传》所云'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稍短”。由此看来,不等田章回到阴平,邓艾已拿下了江由。因此我们说田章从后面追上邓艾、并成为先锋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正如《中国历代战争史》一针见血所指出“是乃姜维等降会后,魏槛车征艾时,会所虚报,以分艾功。陈寿秉史笔,不愿征实之而已”。

以上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姜维撤离剑门关,东到郪、涪的虚假性。这是钟会一手策划的,他为了达到谋反的目的,必欲置邓艾于死地而后快。他先网罗罪名,“会善效人书,于剑阁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辞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毁文王报书,手作以疑之也”。邓艾以谋反罪被逮捕后,司马昭和钟会进一步相互勾结和利用。为了消除邓艾的影响,钟会捏造了他本传上的不实之词,并得到了司马昭的默许。这样,本文提到的姜维撤离剑门关,东到郪、涪,乃至最后投降,以及邓艾攻下江由等地,可被看作钟会平蜀战功的一部分。因为这是司马昭默许过的事情,晋人陈寿和常璩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不敢对史实加以征订,说明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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