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上一场的内斗:张国焘曾带兵将朱德刘伯承囚禁

张国焘向陈昌浩发出那封电报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焦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他想,陈昌浩接到电报后会立即采取措施,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扣押起来,胁迫着他们南下。如果真是这样,消息会马上传到朱德和刘伯承的耳朵里,那他们就要立即动手把我也作为人质扣压起来,出现这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事不宜迟,先下手为强。又一个恶念在张国焘的脑海里产生了。

但是,张国焘当时萌生的这个恶念,却一直被历史淹没着。

当时,担任张国焘内卫排排长的何福圣,本叫《传奇·传记》(1995年第2期)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篡党大盗张国焘》的纪实文章。这是根据一位传奇人物的回忆写成的,这位传奇人物已80多岁了,当年跟了张国焘七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焘叛逃时才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他的名字叫何福圣,1945年从延安跑回四川通江竹峪,改名换姓,卖药求生,直到全国解放,才老老实实当了农民。新中国成立初肃反时,他被定为叛党分子,直到1986年才享受老红军的待遇。就为张国焘这个恶念的实施而充当了一个马前卒。他回忆道:

一天的傍晚,总司令部住进了一座喇嘛庙。寺庙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情我却永难忘记,因为,我在这桩不光彩的事情里扮演了一个虽小却重要的角色。

这天深夜,张国焘命令我和特务营营长徐泽明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卫队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任务是张国焘亲口向我和徐泽明下达的,黄超作了补充和具体的部署。我不知道徐泽明听到这样一个任务时思想上有过怎样的震动?但是,他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的表现证明他完全可能和我一样,最初也有过一瞬间的闪念:抓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不允许有与首长不同的想法与选择。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就已经预感到张国焘在酝酿和策划一项重大的行动。他平时在我们眼中显得非常沉着稳重,而那几天却常常显得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样子。有时他会策马在草地上飞奔一段,然后下马来一坐老半天,盯着雾气弥漫的草地深处,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他背着朱德、刘伯承频繁地召见部下,不仅和原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谈话,也和现在编入左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些高级首长谈话。这些首长在被张国焘召见时我全都在场。当时,我们以为对张国焘忠诚,就是对党、对革命忠诚,尤其是在四方面军,确实是只知道有张国焘,而不知有毛泽东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有那个勇气,更重要的是,也缺乏那样的思想觉悟。

接受任务后,黄超和我即随徐泽明到特务营,一起研究行动计划,决定夜里2点动手,由特务营封锁大门;徐泽明带两连人解决警卫、参谋人员,他们一共有50多人;我率警卫排抓朱德、刘伯承。黄超要求最好兵不血刃,他们如果反抗,则坚决消灭。朱德、刘伯承则一定要抓活的。

布置完毕,黄超和我立即回到张国焘屋子里(特务营也住在寺庙里),向张国焘作了汇报。张听完后点头,没有吭声。

我随后回到警卫排,向警卫员们传达了任务。

快到两点时,警卫排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黑暗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可是,我却能感觉到他们的紧张。

很快,我派到特务营担任联络的尹中富回来了。他告诉我,特务营已经开始行动。

“动手。”我轻轻吐出两个字,第一个出了房门,沿着一条壁上挂满经幡的廊道向前奔去。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50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口。这时,外面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警卫和参谋人员。

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已经掏出枪对准我们,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

我大声喊道:“白排长,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们把枪给他们。我看张国焘他硬是敢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吗?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国民党高兴,蒋介石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总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趟。”

紧接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的对话,后来我在不少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过。但是,我能肯定写这些文章的老同志当时均不在场,他们大都是事后听人说的,虽然主要事实是对的,但细节上却不很真实。比方说,他们写到张国焘时说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他指着朱德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威胁道:‘朱德,你这个老军阀,我可以马上枪毙了你!’”等等,都是一种简单的、脸谱化的描写。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张国焘既能爬得那样高,哪里会这么简单?……虽然他把这两位首长控制在手中,但他对他们仍然保持着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既能体现出他的“伟人风范”,又企图达到感化对方为他所用的目的。因为张国焘不会不清楚,对朱德、刘伯承这样的人来说,动动怒,拍拍桌子完全无济于事。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对于四川人占绝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他们对同是四川人的朱德、刘伯承有一种出自根本的亲切感,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四川人的骄傲。而这一点,也正是决心与中央分道扬镳的张国焘所渴望利用的。

正是出于以上这个原因吧,所以当我们把朱德、刘伯承二位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里时,张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而迫不得已,心中苦衷,望他们能予谅解并对今晚的行动原谅。

朱、刘二位首长直率地指出张国焘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即使如此,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口吻劝说朱德和刘伯承,在这场他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他说了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话,希望朱德能站出来谴责毛泽东,断绝和毛的关系。

张国焘费尽口舌的挑拨并没有达到目的,朱德很生硬地回答他:“天下谁不知道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了。你可以把我砍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张国焘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朱德和他一起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德明确地回答:“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自己?”

张国焘无计可施,苦着脸说:“玉阶兄,你我都是军人,在目前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处理?”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德的火气也上来了,凛然道:“你既然已经把我们抓起来了,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枪毙就枪毙,那是你的权力。不过,我不会接受你的任何命令!”张国焘的脸上堆满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地说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已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回房休息吧。反正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谈。”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此时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关押起来。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看守。实际上,他们全部都成了“囚犯”。

从何福圣的回忆来看,张国焘当时的政治谋略,就是要争取朱德和刘伯承同他一起来反对毛泽东,但他突然采取这种激烈的方式,对朱德和刘伯承进行胁迫,应该说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招术。

当警卫人员把朱德、刘伯承送走以后,张国焘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意识到他今晚的这种做法已经失败。

现在,张国焘只好等待陈昌浩来电报告好消息。他在想,如果陈昌浩能够按照我的旨意把事情办成,我倒要看看你朱德还能不能那么硬下去。

这一夜,张国焘没有合眼。

第二天,也就是9月10日,他终于盼来了陈昌浩的电报。但却令他大失所望。陈昌浩在电报中称:“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并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非常明白,肯定是电报出了问题。他猜测陈昌浩没有收到那封电报。实际上,直到此时,那封电报还在陈昌浩的身上揣着,张国焘交给他的任务,因行动迟缓没有完成,怕担责任,所以就装糊涂,便问张国焘“原因何在”。虽然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他的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赞扬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才明白了一点,但陈昌浩已经收到那封电报的事实,张国焘到死时也不知道。

事情既已败露,张国焘索性撕破脸皮来和中央大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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