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大规模扫黄为何最终失败了


文/赵炎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扫黄,无疑是明宣宗朱瞻基发起的,时代背景是:太祖曾于金陵广设“大院”(青楼),后称“旧院”,为推而广之,据传太祖还亲自撰写对联以彰其事,曰:“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语。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皇帝劝嫖,倒也新鲜。

其后历建文、成祖、仁宗三朝,凡五十余年,世风浮华,积弊多矣,尤以士大夫沉沦为甚,进而严重影响到了吏治----国家政纲松弛,官员日益淫逸,终日纸醉金迷,纵情享乐,无心政务。

如侯甸的《西樵野记》云:“国初于京师尝建馆十六楼于聚宝门外,以宿商贾。时虽法度严密,然有官妓,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咏歌侑酒,以谋斯须之欢,以朝无禁令故也。厥后漫至淫放,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废弛。于是中丞顾公佐始奏革之。故挟妓宿娼者有律耳。”

顾公佐即是宣宗朝名臣。

宣宗即位后,为了挽救逐渐衰败的王朝,于公元1429年,采纳了顾公佐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大规模扫黄运动。他下诏查封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许多妓院,废除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员嫖妓宿娼。法令很严厉:“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

这次扫黄虽然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果,比如抓了一批官员,贬了一批官员,遣散(送亲)了数以万计的妓女,官风吏治亦有了明显好转。但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势头并未持续多久,第二年,除了多了几条律令之外,其他的一切又外甥打灯笼----照旧了。那么,明宣宗失败在何处?今日有司又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明宣宗的失败,不外乎以下几个短板:

一,抓了小虾米,放任大鲨鱼。

比如诏令发布以后,倒霉的都是一些小京官和地方官。有个新科进士叫陶成,宝应人,因为效法宋代柳永专门为妓女写情诗,被举报而入狱,从而被剥夺了做官的资格。而当时主政的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青楼常客,却稳坐官位,跟没事人似的----对这些高官来说,不能去青楼,那就不去好了,大不了多纳几个妾,钱花在谁身上不是花?

不能一碗水端平,上头保护伞还在,下面就会有人托门子找靠山,扫黄反而成了部分官员受贿敛财的新渠道,吏治又何能清明?

二,扫黄不深入,死角到处有。

比如诏令取缔官妓(营妓)制度,但教坊司仍在,各郡县乐户仍在,民间暗娼(俗谓之私窼子)仍在。官员是不敢明目张胆的狎妓嫖娼了,可他们并非无处可去,只要做好保密工作,多派几个把风的即可。而那些被遣散的官妓,大多因此也转入了地下,她们不乏相好的,换个地方照样做生意。

这方面的史料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大家可以搜来参阅。

这种偷偷摸摸的状态,反而迎合了官员与妓女的某种“贱”态心理:“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三,安置不到位,教育未跟上。

说实在的,在那个时候谈妓女的安置,简直是个笑话了。我所说的安置,其实是指“送亲”的到位,既然是遣散,那就应该将妓女送到亲人的手上或家中,同时实施一些相应的政策,譬如鼓励妓女嫁人、教育家人负起监护责任等等,从源头上杜绝妓女再重操旧业。

但查阅史料发现,这一切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儿,明宣宗也没有在诏令中做出具体的要求,以至于下面在执行过程中各行其是,粗暴执法,导致大批妓女流落街头,以乞讨苟延生计。为了生存,她们除了继续卖,还有他途吗?

据统计,1429年到1430年间,各地乐户猛增,暗娼从业者亦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城乡。

现如今全国各地也在扫黄打非,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呢?

李大钊先生在1919年《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娼问题》一文,列举废娼的五大理由,其中第一条理由便是娼妓是对“人道的背反”,当时即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撰文批驳之。咱们后来人就不参与这种讨论了,既然现行法律不认可公娼和私妓的存在,那就支持政府扫之灭之吧。

但问题是,扫黄打非年年进行,为何妓女问题一直未曾得以根绝,其中有无重蹈明宣宗的“覆辙”呢?

愚以为,有司如果下决心彻底禁止娼妓的存在,就该在政策、法令、德育及综合治理上体系化、持久化,不能一阵风,不能“徒为胥吏生财”,不能用有色眼镜看待妓女,要妥善安置那些真正的“饥寒怨旷之民”,要重视和倡导对妓女的人道保护和教育,尊重她们的人格,保护她们的合法权益。这不是对娼妓的纵容,反而是消灭娼妓现象所必须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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