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泡制周佛海秘档野史者身份真相

令人叹息的情况终于可以揭示了,国内泡制周佛海秘档野史的19个人中,有真实身份的仅10人,其余9人都是用的化名或冒用他人姓名,在有姓名可查的10个人里,从建国前就开始坐牢或建国后分别坐牢的就占了7个,

人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周佛海东拼西凑充相互抄袭千遍一律的野史基本来源于这7个劳改犯的文字,下面就是他们身份真相的揭示。

罗君强:(1902-1970),名光治,别号庸生,西阳乡白鹭湾人。民国9年(1920),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1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李立三等发动湖南各界“拥谭(延闿)反赵(恒惕)”运动,主编《赤光周刊》并兼任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湖南分会书记。民国12年(1923)春,罗父去世,大摆筵席开吊,受到党内批评,罗在长沙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次年恢复党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书记,兼中共湖南训练委员会秘书。14年夏,第二次脱党,加入国民党。次年底,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上尉科员,投靠该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从此,罗成了周的政治伙伴。民国16年(1927),“宁汉合流”,罗被任命为南京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投入蒋介石集团。1939年3月,追随汪精卫投敌,先后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司法行政部部长、伪中央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伪安徽省省长兼伪蚌埠绥靖公署主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被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副总指挥。1947年3月罗君强被捕入狱,判无期徒刑。1949年1月,由南京解禁上海提篮桥监狱。1964年保外就医。1970年2月死去。

汪曼云:抗日战争爆发后,附汪投敌。1939年9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副部长。1940年3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1941年,任汪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清乡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1942年任汪伪行政院政务委员,汪伪清乡委员会太湖东南地区第一期清乡办事处处长。1943年1月,任汪伪国民政府政务院参赞,6月,任汪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局长。1945年9月被捕,以汉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49年2月疏散出狱,1954年7月再次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1972年病逝狱中。汪曼云是杜月笙的学生,上海沦陷后任国民党上海地下党部之下委员,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咨议,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少将参谋,与军统也有接触。1938年李士群投靠土肥原的特务机关后,汪曼云即与李士群有秘密勾结,丁默村、李士群的的特务组织与汪精卫的汉奸集团同流合污,汪曼云就是重要的牵线人。

唐生明:据说是奉蒋之命当"汉奸",在南京参加汪逆政府工作,专门负责搜集重要情报。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曾经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在上海生活上的享受远比后方要舒适得多。朋友们都知道,他最爱吃喝玩乐。都说他是受不了重庆的苦而去上海。他曾求哥哥唐生智写一封信给汪精卫,因过去唐生智与汪常有往来,私情还不错。唐生智一听要他写信给汪,更气愤异常,指着唐生明说:“你不顾一切,只图自己享乐,还想把我也搭进去。别人如果拿我写给汪的信攻击我,我如何自圆其说?你要去你就去吧!你见到汪精卫也不准提到我,我决不会再和他往来”。唐生明离开重庆飞桂林与徐来、张素贞一道前往香港转经香港到达南京后,立即被汪精卫委派为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对此,国民党也明令发表对唐生明的“通缉令”。这一“通缉令”也连续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唐生明在上海的这几年的生活是很舒适的。不过他的老婆徐来说也受过不少惊吓,差一点被日本人杀掉;后来还是日本人从诱和蒋介石问题上考虑,虽发觉他与重庆有很深的关系,不但不杀害他,还派便衣保护他。以便有朝一日,可派他到重庆作为与蒋介石和谈的代表团成员。徐来说几次事情把她吓得差点昏过去。有次她以为日本宪兵队是来抓他们,因为军统大特务毛森被捕,唐托人去讲情,日本方面认为唐与毛森关系很深,想从唐口中了解到毛森关系,派一个宪兵小队长气势汹汹来找唐。幸好有人通知了周佛海,周打电话给日本宪兵队,才没有发生意外。徐来说,她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而唐生明却糊里糊涂只晓得享福。唐生明自己说过他为日本人和汉奸做的坏事比做的好事要多得多,否则日本人和汪精卫也不会相信他的。所以他很坦白地说,骂他恨他的人比说他好话的人要多几十倍。

沈醉:被称为超级特务,18岁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曾经亲自参与了军统暗杀全国人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杨杏佛)与逮捕第三国际驻上海代表华尔敦(史称“怪西人”案)的行动。他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戴笠信任。历任军统上海站少校行动组长、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等职,在军统局中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解放后长期坐牢服刑。

徐肇明:军统大特务徐肇明、黄埔六期学生,被周佛海委以重任。安排在周的“禁卫军”税警总团,解放后与沈醉长期坐牢服刑。

沈立行: 1922年生,江苏常州人。民国时期的老报人。解放后于1955年入狱十余年。著书从初审的风波、吃饭问题,到监狱的春夏秋冬;又从思想改造、和死囚在一起到释放之日的牢狱之苦。

金雄白:一个建国前就以汉奸罪坐牢的人,60年代出狱后在国内无法立足,逃到香港做生意失败,囊中无钱,生活无着,因支付不起租金,住处也越搬越小,到最后无处栖身而不得不寄人篱下。谋生无术,身无长物,终于在贫病交迫中不得不靠卖文疗饥。这个连死都要到日本去死的铁杆汉奸,对参与汪伪政权的评价的逻辑是:历史上没有忠奸之辨,政治只有胜败之分;成王败寇,失败者只好做倒霉蛋,如此自辩出自这样无耻和道德沦丧身份之人的口,也在情理之中。金雄白对参加汪伪死不改悔的态度,是顽固不化的,金雄白认为,与周佛海相比,他的汉奸罪是冤枉的,他的牢狱之灾以及万里浪46年8月15日被枪毙与周佛海47年被判48年就因心脏病死于南京鼓楼医院相比,确实受罪太多(其实周佛海死于心脏病前的44年就发病到日本去治疗,从周佛海的儿子、女儿均死于心脏病来看确有遗传病因),他对周佛海被特赦是无法接受的,当然他写的东西需要尽可能把周佛海说的最坏,这与这么坏的人都特赦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平反不是没有关系的,但关键的是,想为自己平反要有自己做好事的证据吗?他写的东西和与台湾国史馆和军情局的档案以及《戴笠与抗战》相比,是空口无凭和事实证据的差别,是汉奸文章和抗战档案的差别,抗战档案记录的历史现在已经逐渐大白于天下的情况下。捡金雄白的垃圾作为论据确实苍白,最窝囊的是以一丘之貉臭味相投的方式选了一个连死都要到日本去死的铁杆汉奸。 法治社会应该用正史来说明问题,而不是靠坐牢的人坐牢时和被审查时人为嫁祸邀功自白的东西去忽悠亵渎人们的善良。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报道周佛海新闻的中央社记者龚选舞终于说出了一些真话:“在所撰洋洋洒洒,铺陈见闻的五六千言新闻中,便一面倒地倾向检察官和审判长义正词严的控诉,至于周的慷慨陈词,则一概斥为狡辩,听众的喝彩,更是全然不予采纳。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想起当年旧事,总觉得那天报导多存偏颇,也不算完全。可是如果我当年据实直书,登不上报还好,很可能提早三十年便被炒鱿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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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j20hy

当一个老百姓对全体老百姓说:是政治让我为了饭碗忽悠和亵渎了你们大家的善良时,我无语了!因为那7个劳改犯也会学着说:我们要是不违着心胡乱编造,很可能提早三十年便被砍头啦!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公证,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天理吗?既然是一面倒地倾向检察官和审判长,什么报导多存偏颇,也不算完全的解释就是自欺欺人了,不过,他老人家在90多岁高龄时,还算良心有所发现。

人们形容江湖骗子最悲惨的时刻就是在骗术被揭穿以后,在外人前很尴尬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事人内心的盘算才是最大的尴尬,反复的问自己:我是老去干倒佘一把米事的档次吗?这确实是一种惩罚。说真的,何必呢?记者说周佛海投机取巧,却自以为投机取巧容易成功,所以去忽悠和亵渎别人,这就是年轻时的荒唐,可能有运气,不过这不应该是老年人的事了。

5楼j20hy

原中央社记者龚选舞九十多岁终于说出一些点真话的书已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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