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向传统学什么

今天开始——向传统学什么

卢泰然


用常识,看传统


用学术的眼光看传统文化、从学术的角度谈传统文化,那是象牙塔里的人的工作。是一小部分人自娱自乐的高级游戏。他们的成果是写成论文,发表在专业学刊上。


换一个方向,从常识的角度看传统文化、从普通人的角度谈传统文化、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取舍。这不正好是当代所需要的吗?这也是许许多多人一直呼吁等待的。


当世中国,文化源流三足鼎立:传统文化、马哲、西学。


自五四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屡遭打击,逐步丧失了主流价值观的地位。建国之后,红色政权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国思想,但是把传统文化弃之一边。传统文化经历两次深刻打击,灰头土脸,变得很没有话语权。


马哲在西方一直是边缘地位。引入苏联和中国的都是马哲变种,面目全非,谁也搞不清楚马哲到底是什么。现在的问题,马哲居于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和宣传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却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主流价值观的流失导致道德水平的下滑和虚伪浮躁的社会风气。


最近30年,在中国肆虐一时的是西学。西学昌盛的时代背景有两个,一个是欧美国家实力处于强势地位,映衬着西学也金光闪闪,咋一看以为是纯金的,其实只是镀金的。另一个是中国社会在饱经极左摧残之后、整体性地向右转。但是,自2008年以来,欧美国家难以为继,纷纷爆发危机;中国整体性向右转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必须加以变革的地步。时代背景的两个特点都出现重大变化,这似乎要求盛极一时的西学也要回归自己应有的从属位置,而不能继续大包大揽地盘踞在中国社会思潮的核心。


当代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先天不足,后天缺乏教养。由于文革的断层,知识分子群体性地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对马哲不屑一顾,难以从中吸取养料,甚至不屑于从中吸取养料。另一方面对西学也是初学咋练,远远没有达到融会贯通的水平,所以被西学语境彻底洗脑。他们只看到了传统文化和马哲的不足之处,同时只看到西学和西方文明中好的地方,以偏概全,两种偏见共同作用的后果就是他们缺乏应有的智慧和洞察力。


另外一个群体,深信马哲的那些人一般都是左派。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排斥西学,也不认同传统文化,经常用极左文革的激情来代替思考,枉顾现实。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一般人很难通透了解。虽然最近若干年一直在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却不知道弘扬哪些、如何弘扬,也不知道如何把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有人在提倡学习《弟子规》、有人把孔子像搬出来,似乎这就是弘扬传统文化了。偏见距离真相何其远也!


过去三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本身没有错,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最重要钥匙。但是一味的以为,只要搞好了经济建设,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那就大错特错了。


所以,目前的局面就是,人民思想混乱,人心讹离。国家没有主流价值观,在国际上,话语权被欧美国家完全控制,他们利用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为他们的国家战略服务,中国干什么都是错的,西方国家却可以随意侵略别的国家,还理直气壮,这就是因为他们控制话语权的好处。


只要我们自己不能梳理形成我们自己的有说服力的主流价值观,那么内部的思想混乱就必然继续扩展深化,外部的话语权缺失会让我们推行战略付出更多成本,使我们的国际地位低于我们实际拥有的实力。没有软实力的支持,硬实力的发展也会受到很多限制,中国的复兴就因此被延误很长时间。


这几十年纯粹的物欲时代愈演愈烈,精英心态猥琐。再加上法律不健全,各种恶劣现象层出不穷,现实让人非常沉闷,甚至有些绝望。只要看看发大财的人是怎么发财的,当官的人的操守如何,就知道仇富仇官现象的存在,不是中国的穷人中国的老百姓不厚道,恰恰相反,这正好反映了中国的老百姓心中有一种朴实的道德律,老百姓知道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原谅的,那些被仇的“富”、被仇的“官”,大多是触犯了这条道德律的底线,中国的老百姓好就好在这里,中国人民伟大就伟大在这里。


一个灵魂没有归依的民族在没有道德禁忌、没有精神自律、全民虚伪枉法的苦海中挣扎,现在是重建意识形态和价值权威,重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的新社会前夜了。


适应时代的伟大思想,一定是融汇贯通的集大成者。主流价值观,不是哪一群人想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的。最终要依靠全民形成共识。


随着时间的流逝,新文化运动中的大师们预料不到的问题,我们都已经目睹、可以反思,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的优越性。


在西方整体衰落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当有东西方文明成果通吃的胃口,只要摆脱了买办精英们的猥琐仰视心态,我们大可以包容吸纳西方开创的伟大文明遗产。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形成大中华主义的文化内涵,对外不落后于世界之思潮,对内则不丧失固有之血脉,取古融今,别立新宗。


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显示出了无以伦比的包容性。无论是文化思想还是社会制度,我们都吸收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从而成就了中国文明的丰富和先进。拿民主和法治来说,早就贯穿于整部中国历史中,但是在新的时代,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在这个方面的成功实践,为我所用,开创奠定中国新时代的民主法治社会。


如果说西方文明是放纵人性之恶、弱肉强食的排他性文明,那么中国文明就是在强化人性本善包容性文明。


中国历史上的长期繁荣,更多的是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人民的劳动,而不是掠夺,中国自古以来从来不是依靠外部力量来达到文明的成长,这也正是中华文明能够数千年不间断地存在发展、战胜各种挑战、经受住各种考验的深刻原因。


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任何宗教歧视,没有民族歧视,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大中华文化是能够带给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文化。


从文武周公说起


要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必定要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但是要说清诸子百家之所以产生、以及他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就不能不先说文武周公。


中国在夏商两代,神权色彩非常浓厚。


夏王朝的统治阶层用宗教和鬼神进行统治,君权神授是他们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所以,无论是奖赏功臣还是讨伐叛逆都要以神的名义进行。夏代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恭行天罚”。夏启在讨伐有扈氏时在甘地誓师,他对军士们的训诫中就有这样一句话:“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在夏代,嘉奖战功、杀戮叛逆都要在祭坛进行,因为那里是人和神交流联系的地方,在那里进行赏罚是为了体现神的意志。


商代,神权思想更盛。商朝取代夏朝,理由是夏的天命是虚假的。为了体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命王者,商人对神明更加尊敬,做任何事情都要请示神的意志,也就是无事不占卜。所谓“殷尚鬼”、“率民以事神”,甲骨文、司母戊鼎都是与祭祀占卜有关的。商代神权思想一直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


神权思想的盛行源于自然科学的落后,人对自然、对人类的理性缺乏认知,也就缺乏自信,继而迷信鬼神。王权很会见缝插针,无论君主是否信神,他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从这里入手为自己找到了权力的神圣性、神秘性、合法性。


权力都有这种自觉扩张、自觉寻找边界的本能。所以,我在大历史的三大规律的第二大规律:权力资本不神圣,还会自觉作恶。


为什么会作恶呢?就是因为权力在扩张、在寻找边界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捞过界”,这就是自觉地作恶。


武王革命,周朝的统治阶级开始反思商朝失败的原因。商朝人这么相信鬼神,但是鬼神却没有帮助商朝。要论相信鬼神,周超人不可能比商朝人做得更好,看来鬼神是靠不住的。可是不信鬼神,信什么呢?


周朝人给出了影响深远的革命性的答案:信“天”、信“德”、信“亲缘”。


信“天”:相信上天无所不在、包容万物,上天是公正的,会保佑有德之人;


信“德”:君主有德行,上天就会保佑君主,君主代表上天统治国家。周朝认为,文王武王因为有德、而商王失德,所以周取代商,这就是统治权的合法性正当性的来源。那怎么做才算是有“德行”呢?个人要有道德、治国要行王道、君主得人心,这就是周朝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


信“亲缘”:武王和周公把王室子弟分封各地,封建诸侯。以周王为核心,亲缘亲近的,爵位高、封地好,血缘远的,爵位低、封地差。各个诸侯国内部,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分封自己的子弟。全国形成一个按照血缘和亲缘关系连接的大家庭,周王就是一家之长,国和家在政治上形成一体。


殷鉴不远,周人毅然放弃了商人对鬼神的崇拜,弥漫于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中的神权思想开始崩溃,君主统治权的来源不再是神明,而是来自上天;而上天的态度又取决于民心归顺;民心是否归顺,不是神秘的,而是取决于君主是否政治清明。


事在人为,人的地位、人民的地位,开始取代鬼神的地位。这也是后来孔子为什么“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因,中国社会开始了从神本位向人本位的过渡。


这次大变革是我国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武王革命”和“周公制礼”。从此之后,中国无论是哲学、法律、政治、宗教,都从对鬼神的崇拜中挣脱出来,华夏民族从民族的幼年时代开始,就关注于人的解放、人文关怀和精神超越。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武王革命和周公制礼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后世诸子在一个很高的平台上,各显神通,一举把中国文化推向辉煌的高峰。


从夏商到秦汉,是一个神权向人权过渡的漫长演化。


夏商两代最重神权,君权神授,这是一个充满了神权色彩的时代。


文武革命和周公制礼,受命于天,唯德是辅,建立宗族血亲的封建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从神权进化到族权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从此之后,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都脱离了神权的束缚。


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缩小族权在整个国家体制中的地位,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的变化就是封建制过渡到郡县制。


春秋以后,礼崩乐坏。混乱的时代,激发了人类固有的追寻秩序的内在追求。


科学家研究科学,艺术家钻研艺术,厨师醉心厨艺…..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和偏好,另外部分原因是追求秩序,把“不确定性”确定下来。


春秋时代的通信和交通,已经使那个时代的人,能够把目光看向整个国家,而不是像夏商时代的人那样只能局促在一个小地方。更加宽广的地理视野、前所未有的混乱政治秩序、巨大的个人成长梦想和机会,迫使他们做更加深远和系统的思考,要为这个混乱的时代寻找救治药方。


于是,诸子百家纷纷粉墨登场,纷至沓来,中华民族思想的黄金时代隆重出现了。


孔子崇拜周礼,他初期的理论探索都是为了给周礼寻找合理论述。儒家最强调家庭,并仍然试图以家族为基础,建构类似周礼的国家大家庭。儒家的仁、孝都是为了构建家族式的国家治理结构。孔子认为这个最好。儒家提倡的修齐治平、仁、孝悌,都是为了这种国家治理而培养合适的人才。儒家尊崇周礼,进步的地方,是降低了家族在伦理上的地位,更多强调个人与小家庭的关系。孝悌就是在一个较小的家庭中的道德,解脱了家族对个人的束缚,减少了个人对大家族的义务。这是一个进步,是一种解放。


法家则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梳理君主、国家、个人和法律的关系,法家都是务实的操作主义者。法家从性恶论从发,直接考虑的君主和人的关系,调节这种关系的就是法。治国、治民用法,管理大臣、巩固权力则用术和势。


儒家法家的缺陷呢?


法家最关心的是富国强兵,强调的是君主对臣属的控制、强调的是法律和秩序,强调的是个人目标与国家目标一致性和配套的奖惩制度。但是缺乏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不可剥夺的深刻关怀,缺乏这种关怀,在君主制度下,个人的权利就不可避免地被剥夺,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


儒家虽然强调了修齐治平,鼓励入世,实现家国理想,服务社会秩序,但是没有从社会与个人的契约关系角度看个人权力。儒家所维护的周礼制度,本质就是等级制度,人要分尊卑,礼不可僭越,个人的权利是依附于周礼之下,生来就不是平等。


可以这么说,法家关心的是国和君,儒家关心的是国和家,法家和儒家总体上都是从国、家、君这三个维度来观察和分析,唯独缺乏对个人自由和利益天然合理性的关注。


道家则从人性解放的角度反思,追求人在社会中和精神上的解放。道家的思考,奠定了中国的哲学基础和本体论基础。后世中国哲学基本都是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做一些细节的丰富和诠释。


墨家内部成员大多来自社会中下层,这个团体发展出来的思想也恰好代表了大众——或者说草根阶层——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和政治追求。


杨朱强调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应该被外在力量剥夺,应由本人决定。杨朱则是诸子百家中唯一“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待个人,把个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来看待,并以个人自由尊严和利益为依归,反对国家和君主拥有剥夺个人权益的权力。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


墨家和杨朱的思想,是春秋战国时代最炫目的奇葩。可惜生不逢时,在贵族精英政治的时代,他们的思想注定要被边缘化。但是,是金子总要发光,到了当代,他们的思想有机会发挥真正的作用。


我有时候觉得老祖宗实在是太伟大,两千年前,就把我们现在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主张用刑、德(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来导制百官;强调依法治国,“以刑去刑”,不重视道德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以此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一个君王,如果他能给予官员及百姓利益,官员和百姓就会拥戴和支持他,同时这个君王还擅长“术”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很有可能能够强盛;但如果这个君王不具备以上的任何一条的话,这个国家就很可能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所以,法家理论的一个很大的不足在于过度依赖君王个人的能力。但秦能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应该就是包含三点:


第一,墨家、杨朱和黄老之学的复兴,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实践。


第二,原有的外儒内法要做改造,儒家影响力从公共生活中退出,回到个人和家庭的层面中去。法家的立法基础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上,而不是巩固统治和单纯富国强兵。


第三,从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中挣脱出来,拒绝使用西方理论、西方语汇来解释或审视中国文化。相反,要用中国的文化、中国语汇、中国的价值观来解释和审视世界。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绝不是把孔子像搬出来,绝不是让孩子们去学《弟子规》。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一定要把诸子完整地呈现出来,而不是去在儒家的旧宅里面探微寻幽。要接受儒家压制其他诸子,自己也得不到发展的惨痛历史教训。


坚持五家共治,就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经验融为一体,合二为一。


西方宪政思想和制度创新与道家、墨家和杨朱思想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在内涵上是相恰的。但是道家墨家和杨朱思想又不等同于西方宪政,而是在包含西方宪政精神的内容之余,还有完全中国化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是西方传统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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