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戴笠点评国共:中共壮汉子 我们病汉子


作为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工头目,戴笠有比常人更清醒的头脑和敏感的神经,尤其是他的强烈的反共意识,使蒋介石分外欣赏。抗战以后,国共进入第二次合作阶段。戴笠公开的反共口号不喊了,但隐蔽的反共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经常对身边的军统大特务们说,要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仍然看到中共是我们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不把共产党消灭,大家都将死无葬身之地。由于戴笠所从事的特工活动,使他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堕落看得更为透彻,因而他对国共两党在未来的公开斗争中的处境更为忧虑,并处处不忘利用合作阶段对共产党处处加以限制和打击。

1938年1月,军委会成立政治部,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康泽上任后,邀请“东总”负责人、政治部设计委员阎宝航参加拟订计划,并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有的所谓组训民众办法作为蓝本,进行研究,意在对动员民众问题加以限制,设置障碍。这个计划受到在政治部内工作的共产党人的批评,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也对这个计划极力加以批评。一天,戴笠设宴招待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吴瀚涛、田雨时等东北人士。

席间,阎宝航再次批评康泽的这个动员民众计划与抗战精神背道而驰,对动员民众问题除了取缔限制,还是限制取缔。善于逢迎讨好、意图升官的吴瀚涛危言耸听地接上去说:“我们今天不能再来个双十二,张学良已经铸过大错,我们不能再铸个大错,一切都应听从中央。”本就对阎宝航有所戒备的戴笠听到这里,勃然色变地对阎说:“你这话是为共产党开路。老实说,共产党是壮汉子,我们是病汉子,我们不能跟他赛跑,还得拉着他后腿,不让他跑”。宴后,颇谙人情世故的戴笠自觉席上对阎宝航态度粗暴,于是又个别委婉其辞地对阎抚慰说:“玉衡兄,你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论有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谈谈,你好好了解我们的政策。”虽如此,戴笠关于“病汉子”“壮汉子”的观点,倒是多少对国共两党的状况说了老实话。

为了有效地与“壮汉子”进行斗争,戴笠从各方面调整部署,充实人员,要用所谓“看不见的力量”进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尤其重视在西北地区的反共斗争,吹嘘要在中共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周围筑一条无形的封锁线,紧紧地把延安困在里面,然后再派出大批特工打入延安,里应外合,彻底破坏中共组织,实现蒋介石用几十万军队在西北无法达到的目的。

戴笠在西北地区的反共活动虽早有布置,但收效甚微。1936年,戴笠曾指示马志超办了一期“特警训练班”,这是军统历史上最早的专以打入边区为目标的训练班,并从南京派遣有对共斗争经验的特务骨干娄剑任队长,用半年时间训练了五六十名学生。期满后,挑选了小部分高材生混入延安,但很快因无法立足,只好撤回,戴笠原打算通过这些潜伏特务建立延安组的计划只好放弃。西安事变后,特务处在陕西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活动暂时停顿。

1937年初,“西北剿总”撤销,成立军委会西安行营,蒋调军政部次长顾祝同任行营主任。戴利用这个机会,派大特务王天木随顾祝同入陕,重建西北区。1937年夏,又调原西北区第一任区长张严佛第二次入陕任西北区长,以加强西北地区的反共活动。张严佛第二次入陕不久,就与西安行营第二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觉五等人针对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密谋策划,在西安建立了“特种会报”制度,联合西安党政军警宪特等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这个建议由西安行营新任主任蒋鼎文批准,于1937年11月正式施行。“特种会报”每星期举行1次,参加成员分别是西安党政军警宪特的最高负责人,内容就是座谈关于中共问题、进步党派、青年学生等各方面的动态,商讨研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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