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谢幕


李鸿章谢幕


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这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在李鸿章的经验教训里,中国近代外交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


1900年7月,素来庄严整肃的广州天字码头,一派阵仗威严的场面。自清朝雍正年间以来,天字码头就被指定为官方码头,但凡官员走水路至广州或离开广州都经由此地。在这一日,广东那些显赫权要的人物又纷纷聚集到此,这一次,他们将要送别的是一位77岁的老人,也是当日朝廷重整大局的希望所在,他就是李鸿章。

自6月21日,清廷向十一国同时宣战以来,局面遂日益不可收拾。那时,刚到广州就任两广总督不久的李鸿章,便接连收到来自北京的电文,催促其速速北上以纾国难。7月8日,清廷又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7月16日,身在广州的李鸿章得此消息后,方才决定北上赴任。

次日午间,李鸿章在近日亭与他广东的同僚作别后,便登上招商局一艘名为“安平号”的轮船。那天,天气甚热,李鸿章身穿蓝色细葛短衫,着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

一番宦海沉浮后,李鸿章又重新回到了权力的巅峰,他即将赴任的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大清国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职位。而且,曾经被举国唾骂为“卖国贼”的他,此刻重新身负起天下人的厚望。

不仅是慈禧,疆吏群臣也都对李鸿章北上的事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的确,从同治九年天津教案,李鸿章开始处理外交事务算起,近三十年里,他几乎参与了其间清廷所有的外交活动,可谓中国外交第一人。李鸿章也颇为自负地对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说:“舍我其谁也!”

只是这些自负又何其悲凉!“舍我其谁”对于李鸿章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番无可奈何的处境?尽管他依然坚忍而“肯任劳怨”,但他也知道,此番北上,前途何其难料,而历史终归是又一次将“人情所最难堪”的事情加在了他年迈衰老的身上。


■ 入京

离开广州5天后,李鸿章抵达上海,原拟转由运河北上赴京,但当时的形势,却让李鸿章感觉不到丝毫议和的可能,他不得不中途在上海滞留,以待时机。直到9月份,清廷彻底改变了与联军对抗的立场,并同意对此前纵容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做出惩处,才令李鸿章看到了议和的资本。

1900年9月14日,李鸿章所乘坐的招商局“安平”轮,在俄国军舰的护送下离开上海北上,6天后,抵达天津。10月1日,李鸿章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然后略作筹划,于当月11日,最终抵达北京。

此时的北京,已不再是那个令人向往的繁华富庶的都城,而是一处被清廷遗弃的所在。早在8月15日,慈禧太后已带着光绪皇帝逃离紫禁城,就在当天,联军攻破京城。按照一位外国人的说法,从此,“复仇女神来索取不可避免的报应”便成了联军分内的事情。

三日之后,联军便接管了这座都城。各国对北京进行了分界管辖:前门外大街以东,归英国管;大街以西归美国管;前门内大清门(中华门)以东至东单牌楼,英国管;大清门以西,至西单牌楼,美国管;崇文门以东法国管;宣武门以西英国管,……各国洋兵均在本国所管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各国划定分界之后,凡在界内的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有的则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更有甚者,则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

1900年10月11日,当李鸿章来到这所大清的都城时,这里已是洋人的世界。城内名义上还由清政府管辖的区域只剩下两个小院而已:一处是李鸿章寄寓的贤良寺,另一处是庆亲王奕劻的住处。而事实上,庆亲王住宅外有日本士兵持枪护卫,李鸿章所住的贤良寺则有荷枪实弹的俄国兵日夜把守,正如当时的外国报纸所言:奕劻“如一囚徒”,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这便是辛丑谈判时两位清朝代表的处境。


■ 反思

李鸿章来到北京后,随即便与庆亲王奕劻开始拜访各国使节,提出停战议和。各国因为尚未就制裁中国的条件达成一致,而对此严加拒绝。

最先,甚至两位代表的资格,都不被承认。俄国因与日本在东亚的利益冲突,首先反对被日本“保护”的奕劻的代表资格,而深知俄国心思的英国,又竭力反对俄国的主张,并针锋相对地不承认李鸿章的全权代表资格。

德国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建议反应最为激烈。德国人以克林德被杀一事大做文章,强行为瓦德西谋取了联军总司令一职。这位未曾与义和团、清军作战,联军攻破北京后才迟迟赶来的总司令,一入北京,便住进了中南海仪鸾殿,不久之前这里还是大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寝宫。李鸿章求见时,瓦德西态度强硬,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理睬李鸿章、奕劻,根本没有议和的意思。他继续派出联军向四面进攻,控制了西至山西、东至山海关、北至张家口、南至正定的直隶广大区域,并不时放言要渡过黄河攻击流亡的清廷。

对此,李鸿章毫无办法,一向傲慢的他,也只能忍受着这样的屈辱,继续斡旋。而外交的屈辱,对于这位大清最有能耐的人而言,已经有了太多痛切的记忆与感受。

曾几何时,他一生的功业就是由于外交而败坏无遗。1895年春天,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几乎一夜之间,他便被视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对其抨击铺天盖地。他说:“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

李鸿章由日本回国后,随即被解除权柄,虽说在京“入阁办事”,实则是“不办事也”。那年李鸿章赋闲贤良寺内,门庭冷落,索性便杜门谢客。那段日子,李鸿章每天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便服贴水一盅。然后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

然而这种悠闲的生活,却依然令李鸿章郁郁寡欢,“每盱衡时势”,便“抚膺太息”。一生忙碌的李鸿章,终于在古柏参天,老槐荫地的贤良寺内,有了一些时间来反思他的外交生涯。

那时,李鸿章常与他的幕僚吴永枯坐庭院,“肆意谈论”。洋务外交是他们时常谈论的话题,李鸿章认为,在敌强我弱、中外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在外交上只能采取与外国和好的方针,“外须和戎”“外敦和好”,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中外交涉事件,惟有谨守约章”,列强才无隙可乘,方可争取时间变法自强。李鸿章深切体会到一个弱国外交家的艰难,颇有感触地说:“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处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亦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步,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当然,弱国无外交,李鸿章无论怎样努力,不管采取多少纵横捭阖、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法,皆不可改变这种格局。况且他作为封建大吏拥有的“天朝上国”的先天观念,对近代国家外交诡谋的皮相之见,皆决定了其外交活动,往往如梁启超所说,是“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大多只能以丧权辱国的结果而告终。

五年之后,当李鸿章再次回到贤良寺,他又一次感到那种任人摆弄的屈辱,而且这次更为严重,面对的对手更加强大。这次,他一人要同时与十一个国家周旋。


■ 签约

11月13日,清廷第二次下谕惩办祸首,宣布载漪革爵职,与载勋一起暂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溥静、载滢一并交宗人府圈禁;载濂闭门思过;载澜停全俸降一级调用;英年降二级调用;刚毅因病故免置议;赵舒翘革职留任;毓贤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

清廷的这番姿态,终于产生了一定的效果,11月15日,瓦德西接见了李鸿章和奕劻,并允诺很快开议和谈。但各国认为处理祸首依然过轻,所以议和迟迟未有进展,直到一个多月后,各国作出适当让步,议和方才正式开始。

12月24日,因李鸿章患感冒,奕劻一人前往西班牙使馆,会见英、美、法、俄、德、意、日、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十一国公使,接受各国所定的《议和大纲》十二条。这一大纲即是后来《辛丑条约》的雏形,按此实行,中国的基本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将为各国牢牢控制。但已无力反对的清廷只得应准,三天后,清廷发谕称:“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

清廷批准议和大纲后,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也由此开始。李鸿章、奕劻按照清廷旨意与各国“磋磨”,力争“稍资补救”,然而列强态度强硬,寸步不让。

在这场漫长而无望的交涉里,李鸿章的努力只是徒然损耗着他日益衰竭的精力。

阻碍和谈进展的关键问题,依然是列强认为清政府对于祸首的惩罚过轻。不得已清廷于1901年2月13日第三次下诏惩办祸首。次日又下诏,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紧接着,又在2月21日,清廷第四次下诏,对于曾经偏袒过义和团的官员痛下杀手,终于使各国满意,扫除了签约的最大障碍。

接着,双方就赔款问题开始谈判。列强按照每个中国人人均一两的设计,提出了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数额,以盐课、厘金、常关税、漕折作抵。而且进一步恐吓清政府,不满足即不退兵,中国要多付兵费。清廷屈服,于5月表示接受此数。此后,各项谈判进展加快,在停止文武科举考试、惩处地方官员、禁售军火等问题上,经向列强乞求和讨价还价,也相继成议。

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它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额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一件条约。这一次虽未有割地的惩罚,但是该约所规定的驻军及使馆区制度,将中国的心脏部位置于列强的军事控制之下。至此,清末的不平等条约发展到它的高峰,其后,虽然有些调整、变化,但大的内容和框架已经完全确定。

《辛丑条约》连同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所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像一条条锁链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方面层层绑定,彻底将中国套牢在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 谢幕

当初,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时,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问到此去前景如何,李鸿章说:“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完涕出如縻,听者怆然。

的确,为签订和约,李鸿章竭尽了他全部的力气。自1900年底,他便开始患病,转年7月,病情加重,已不能视事。9月7日,签字当天,他不遵医生嘱托,坚持参加签约。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吐血。11月6日,已着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第二天,俄国公使还赶到李鸿章床前,逼他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画押未逞。

俄使走后,他的老部下周馥见李鸿章“目犹瞠视不暝”,便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将其眼睛抹上,随即瞑目。李鸿章带着无限的憾事黯然而去。

在他去世40天后,梁启超对其评价道:“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将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

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也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在李鸿章的经验教训里,近代外交正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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