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到华盛顿:未能解开的绳索 – 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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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巴黎和会上,刚刚进入共和体制的中国派出了第一支职业外交团队,力图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摆脱旧的不平等条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找到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从巴黎到华盛顿,中国努力地抗争于列强的利益暗斗之中,最终的结果是,旧秩序强加在中国脖颈上的绞索,只松开了一个扣。


1918年12月4日,年仅31岁的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在人们迫切的期盼中登上了横渡大西洋的航船,作为中国的全权代表,到法国出席巴黎和会。

他婉拒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同船赴法的友好邀请,比威尔逊提前9天登程,会前的巴黎有很多事在等着他。

其实,早在年初一战结束前,顾维钧已在中国驻美公使馆成立了专门研究战后和会问题的小组。他认为这是中国收回失去权益的难得机遇,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公平待遇的一次机会。


■ 理想

接到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的委任后,顾维钧遵北京训令向威尔逊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请美国支持中国对和会的诸多希望,如:一、今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二、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应受到签约国之尊重;三、1900年义和拳之乱所致《辛丑条约》即使不完全废除,也应修正等。

顾维钧没有遵命立即赴法,他的想法是尽可能多地了解到美国的态度,他找到美国国务卿蓝辛,并得到蓝辛的保证,对中国备忘录之希望美国是同情的。为了得到威尔逊总统的支持,第二天,顾维钧就进白宫当面向他求证了美国的态度。

威尔逊的“十四项原则”中含有战胜国不能要求割地赔款、废除秘密外交等条款。威尔逊本人对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创立新秩序这一点非常珍视,希望中国在和会上支持他建立国际联盟的提议。

此时,在顾维钧的祖国,打了四年三个月的一战停战消息传来,全国放假三天,六万名主要由教师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上街欢庆。北京民众推倒十七年前给义和团运动中被刺身亡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碑,竖起了一块“公理战胜”四字新碑。报章上登满了民主战胜专制的文章。

全世界都对威尔逊设计的理想世界拭目观望,尤其是他提出的民族自决、公理战胜强权深得人心。北大教授陈独秀还喊出了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顾维钧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自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十一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以后,中国再次面对列强进行的谈判。不同的是,中国这次是作为战胜国,和列强站在一排;外交官不再是处于78岁残年、运用中国古老计谋给晚清处理后事的李鸿章,而是像他一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法学、哲学博士或硕士。这一有着西学背景的职业化外交群体,第一次把中国的外交形象带给一战后重整秩序的世界。

12月,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对记者们许诺:解决与列强的关系,废除治外法权,享有更多关税和铁路控制权以及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对于巴黎和会,中国政府的外交态度明确:对有约国,中国要求修约;对战败之德、奥,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条约;对无约及新成立诸国,坚持平等订约。(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

中国,希望通过这次由战胜国主导的会议,能够扬眉吐气地站在胜利者的一方,摆脱不平等条约,与世界平等交往。


■ 落差

1919年1月11日下午,巴黎,吕特蒂旅馆。

陆征祥到达巴黎的当天,听到一个坏消息:只给中国两个代表席位。

赴法之前,他请了至少四位全权代表。在他以及他的政府看来,堂堂四亿之众、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且曾派十万劳工赴法挖战壕,对胜利作出了贡献,理所应当列入第一类有五个名额的国家。

陆征祥自己是第一代表,他安排南方代表王正廷任第二代表,施肇基任第三代表,顾维钧任第四代表,魏宸祖任第五代表。他认为自己代表北方,王正廷代表南方,按此排序,中国南北方都可入席。这个排序立即被北京否定。北洋政府的排序,把顾维钧排在陆征祥之后,列为第二代表。因为考虑到多病的陆征祥不能参加会议时,南方代表王正廷无法代表中国政府,所以将与美国政要关系良好的驻美公使排在王正廷前面。

驻美公使顾维钧被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称为最杰出的毕业生,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即被唐绍仪推荐就任总统府和国务院英文秘书。1915年春,年仅27岁的顾维钧抱病撰文揭露日方威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引起国际反响,迫使日方有所收敛。鉴于他的外交才干,1916年,母校哥大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

在“一战”问题上,正是顾维钧于1917年在华盛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京中央政府敦促参战,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北京将顾维钧代表排名升至第二位理由充分,然而,在复杂的国内南北争斗背景下,这种排名给代表团内部合作和工作埋下了隐患。


■ 亮相

带着对世界和平巨大向往和突如其来的落差,中国代表团准备着顾维钧列出的包括“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在内的七项提交和会讨论的计划书。

出乎意料的是,山东问题突然被安排在“十人会”上发言时,几位代表竟你推我挡,无人上前,最终最年轻的顾维钧承担了此任。27日下午,顾维钧和陆征祥拜访了威尔逊,陆征祥只礼节性地交谈几句,对美事务完全交给了顾维钧。顾维钧向威尔逊表明中国要求德国直接归还山东的立场,并解释了山东的战略地位使其一旦成为外国势力范围何其危险。威尔逊态度明朗地表示支持。

第二天,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要求和会归还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大战前所占有的其他一切权利。按大会所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原则,中国有权要求山东主权的归还。他举出强有力的国际法论点,质疑日本取得山东权益的法律依据。

蓝辛的会议记录是:“顾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评论顾维钧:“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顾维钧的辩词出现在《费加罗报》等欧洲媒体上,他的才华和形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位年轻的中国人一扫西方世界对留辫子中国男人的陈旧印象——他身着欧洲宫廷礼服、能用英文和法文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他举止得体、态度温和但话锋尖锐。尤其是他的那句“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没有山东,正如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中饱满的人文情怀,唤醒了普通西方人对中国的同情。

此后几天,所有消息都是乐观的。中国代表团趁热打铁,又将由顾维钧起草的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提交和会,得到了美国代表团的支持。随后中国代表团又向和会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山东问题的解决似乎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代表团内部也对山东问题乐观起来。


■ 内争

当天晚上,代表们聚在顾维钧的住处讨论声明总纲、整理作为附件的中日协定。就在查找中日协定的原文档案时,顾维钧发现一只装着中国政府就山东问题与日本所签密约、随陆征祥从北京途经日本、美国的公文递送箱不见了。这只还装着满、鲁、蒙、藏问题绝密原件箱子的丢失,就像一个不祥之兆。

随后,顾维钧多次要求北京把和会前几个月中日缔结的协定和换文发到巴黎,收到的却是不完全电文。对于政府如此艰难的配合,王正廷和施肇基认为,这是北京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想让代表获悉全部协定。事实上,多次催要后,代表团还是没有收到中日合办铁路协定和参战借款协定。

日本出手很快。2月2日,北洋政府即受到日本的压力,外交次长陈篆告诉日本公使小幡,顾维钧在“十人会”上的发言,纯属王顾二人擅自行动。并说,“大总统注重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这番话激起全国舆论激愤,各界人士纷纷发出通电,要和会代表“坚持前议,不要让步”。

一周后,“十人会”和美英等各主要代表团都收到了书面声明的正副本,这些用缎带包装得如礼品般的精致文件,由顾维钧一个人带着他住所的管家连夜打理出来,他是一个非常顾及礼仪表达的人,他的同事中没有第二个人精通此道——通过一份文件来表达对外交礼仪的尊重。

中国代表团在随后的日子里,总能从各种会面和谈话中得到鼓舞,所有人都告诉代表们,至少在辩论上已经获胜。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助战巴黎,他们都认为中国此案必胜。

顾维钧正在准备他那七项表达中国迫切要求的备忘录。陆征祥突然消失,中国有消息说,梁启超将接替陆的团长职务。梁的身份,使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对此传闻将信将疑,他是总统徐世昌的顾问,又是反对南方的进步党领袖。

3月中旬,不辞而别的陆征祥从瑞士回到巴黎。此番归来,他又多了一个代表团总裁的头衔,并且有权不经其他四名全权代表同意,自主决断。

顾维钧在5月的一个平静的清晨,收到一封上海来信:《字林西报》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政论。论文的缘起,竟是顾维钧“为求与北京的亲日派建立友谊,已和曹汝霖的女儿订婚。”政论大声疾呼:“中国何其悲哉,值此危急之秋,适逢国际间胜利在望,而国家赖之共济时艰的最卓越外交家之一,却与亲日派联盟,与曹小姐订婚,转而反对国家之利益。”

这则消息对国人和顾维钧都不啻晴天霹雳,不仅引起国内强烈的激愤,在代表团内部也引起了相互猜疑。

订婚,是王正廷从巴黎传给广州的谣言。

广州军政府与北洋政府之间的争斗,是这起乌龙事件的背景。即使在南北内部,同样是关系复杂。顾维钧在美国时,代表南方发表正式声明的郭泰祺和陈友仁就告诉他,王正廷只是北方政府委任的谈判代表,他俩才真正是南方军政府派出的代表。到巴黎观察和会的汪精卫和伍朝枢也证实了南方军政府也不承认王正廷是他们的代表。

南北各自为政、代表委任无法服众,这就是巴黎和会上的中国。


■ 出卖

4月再度讨论山东问题时,风云突变。

顾维钧在英美法日组成的“四人会”上获知,战争前英法与日本都早有密约。

美国因与日本在远东有争执,开始时要求日本归还山东,日本代表声称胶州湾应当别论,并以退出和会、绝不在国联盟约上签字相胁。此时,日本已得到国内训令,山东问题不能满足,就拒约。

时任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和首相顾问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观察到,意大利因得不到阜姆港愤然退出后,最高会议很担心日本的退出威胁,这给日本的强硬带来了希望。中国正在希冀世界格局能有新架构,却再次被牺牲——这个虚弱而肥美的躯体,为了争取民族自决和国家利益,壁立千仞地站到了所有殖民主义国家的对立面。

蓝辛抱怨此时的巴黎是“自私的物质主义,无视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愤懑地诘问:“美国的理想主义必须屈服于这个旧时代的恶魔吗?”

顾维钧再次否认武力逼迫下的条约有效,他警告最高会议:目前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与西方合作。但如果调停人没有公正公平地对待中国,他们就可能转向日本。他说,摆脱不平等条约意义重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是要保证远东地区半个世纪的和平还是在十年内继续战争。这番争取并未奏效,但他的外交努力赢得了人们的钦佩。(玛格丽特·麦克米兰《大国的博弈:改变世界的180天》)


■ 拒约

4月30日,美英法三巨头会议,不顾中国代表抗议,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第二天,北京《晨报》发表了北京政府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林长民文章,该文沉痛叹息“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5月4日,北京13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拒签对德和约”等口号。

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2号上慷慨陈词:“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五四”次日,国务院致电陆征祥“来电所述日本要求于和约内列一条,将青岛问题由德交日自由处置,此事在我国坚持到底,断难承认,如果加入此条,我国当然不能签字,务希照此办理。”

5月6日,巴黎和会正式向协约国公布对德和约,陆征祥当即提出抗议。顾维钧主张保留声明,他认为:“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乎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

此后到签约日的三天里,他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几个大国代表面前,坚持讨论修改方案,得到的消息是,他们同情中国,但对“十人会”改变山东方案,表示怀疑。

陆征祥既怕拒约冒犯列强,还担心日本进而采取军事行动。考虑到五四运动对当下中国的影响,他在5月14日给政府的电报中说“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不久他就接到电令,要他签约,在推荐由别人来签未被获准之后,“旧病骤发”住进了医院。

顾维钧再次被推到前台。他对波兰外长贝克说,“希望他们不要让我签字,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

顾维钧努力争取给中国保留弱者的尊严时,徐世昌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的电报到了。北洋政府斟酌来去,于5月24日由国务院致电各省:“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段祺瑞于24日致电各省军政官员,敦促各地支持政府签约,要求各地维持治安“赞襄政府”,25日徐世昌下达命令:禁止游行、演说、集会,不服制止者,即行逮捕。

然而,工人和商界也加入运动行列,冲破政府几层防线,震动了北洋政府的统治。游行者的宣言上写着:“这是中国生死搏斗的最后一次机会”。广东军政府也致电北京:“国脉主权所关”“如果谬然承认,则前此举国呼号拒绝签约之功,隳于一旦”。

6月10日,徐世昌被迫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接着钱能训内阁倒台,总统徐世昌向众参两院提出辞呈。

中国政局因巴黎和会及“五四”带来的震荡变得更为复杂。国会坚决反对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对政府签约的主张,表示绝不承认。

和会签约的前一天,顾维钧向法国外长毕勋声明,中国签字的话,不会承认山东条款,同时还要将此声明记录在案,被毕勋断然否定。这天,他接到的北京训令依旧是“签字”。

是夜,一辆汽车开进圣·克卢德医院,顾维钧向陆征祥报告了各大国对中国策略的否决。当顾维钧递来拒约声明时,陆征祥毫不迟疑地签了字。

6月28日,和会的签字日。

签字前的最后一刻,顾维钧再次提出保留声明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接受。

此刻,顾维钧已清楚“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这一天他“又生气又沮丧,愤慨这一拒约使得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的两把椅子,空着。是日,主张拒约的吴佩孚给徐世昌发电称赞:“亦见我国外交尚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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