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他们维护的全中国利益

毋容置疑,殖民统治是人类文明中最肮脏、最无耻的罪行之一。从17世纪直至19世纪,殖民征服的狂潮几乎席卷全球,许多古老的民族,像美洲、印度等都先后倒在殖民屠杀的血泊之中,被套上了殖民奴役的枷锁。而就在此时,中国正处在满清的征服和统治之下。那么,中国在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中是否真的幸免于难呢?让我们用英属印度为参照,来衡量一下满清在中国的统治吧!

首先从经济上来分析,殖民者在其殖民地内所有行为的终极目标,就是掠夺和再掠夺;即便是进行了有限的建设也是为了更好的掠夺。在征服印度领土的同时,英国人的掠夺也随之而来了。在当时的印度,英国商人通常只付四分之一的货价就抢走农民和印度商人手中的货物,他们可以使用暴力迫使农民拿出5个卢比购买他们的只值1个卢比的货品。罗梅什•杜特就说过,“(他们)常常强迫每个居民买进他们的货物或卖出居民的货物,倘若居民因为没有钱而加以拒绝,鞭挞或拘留就随之而至。他们买任何东西,总想起码比别的商人要便宜许多,甚至拒绝付款”。 尤为滑稽的是,两手空空来到印度的殖民者,却利用政治强力在印度收起了田赋。在19世纪中叶,田赋约占东印度公司总收入的2/3。1770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的办法榨取更大的利润,直接导致了孟加拉的大饥荒,使一千万人因饥饿而死。通过掠夺,殖民者的钱袋迅速膨胀,仅1757年~1815年,英国殖民者从印度榨取了10亿英镑的财富。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满清。入关之后,清廷在京畿地区推行圈地令,名义上是把“无主之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可实际上呢?却是不分有主无主肆意圈占:“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 (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七)。圈地狂潮年年不止,仅顺治四年正月一次,圈占的畿辅四十一县良田就多达993707垧。满清贵族还强迫大批汉民带地投充,其结果是“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如遵化剩下的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民地仅剩70余垧,东安县更是彻底,“尽行圈丈讫,并无余剩”。直到清朝伪定一时之后,搜刮天下的财富足可以使八旗子弟坐享皇粮了,这种赤赤裸的掠夺才有所罢手。两者相比,真是难分伯仲

在殖民地,殖民者和当地人之间是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他们享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这是殖民统治的第二个特点。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入过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回忆他在印度的见闻,说过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细节:“当时印度人很穷呀,那些老百姓把水果摆到路边来卖。英国士兵中就有人走过来,一脚踢翻水果摊,拿起最好的,一分钱都不给,一边吃着扭头就走,吃两口之后随手就扔,一点儿都不在乎。那个卖水果的老百姓跪在地上,爬在那儿一动都不敢动。这就是亡国奴呀,如果我们中国让小鬼子打败了,我们的老百姓也会成这样。这就更激起了我们抗击倭寇的意志……”。听到这里,我们对那个英军士兵的行为气愤之余,不禁要问一下,他敢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是英国本来就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吗?当然不是!英国早在1215年就由约翰国王签发过一份法令,即被后世称为西方宪政之路上第一座里程碑的《大宪章》。就在这份法令中,英国人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个人财产不受任何人侵犯”这一西方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理念。可是,怎么到印度人这里这一理念就不管用了呢?这是因为英国人清楚,对亡国的奴隶,是不需要讲什么平等的,这就是身为英国人的权力。

在这方面,满清在中国做得比英国人更狠,把这种不平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清朝的法律在保护满人特权方面可谓周密至极,无微不至。旗人诉讼自成系统,由专门机关处理,一般司法机关无权过问。满汉之间的诉讼,普通司法机关虽有受理权,但无判决权,只能将满人口供及审拟意见转送各专门司法机关处理。在刑法方面,满人犯罪享有“减等”和“换刑”的特权。在民事方面,旗地、旗房、旗人财产继承权等均受到大清律例的特殊保护。种种的不平等规定,使满人“国家主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固而骄纵,地方官难于约束,是亦滋事常见”。对这一现象,就是外国人都深有感触。当年的赫脱南就曾说过:“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殖民统治,还有第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宗主国和在殖民地采用不同的政治体制。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殖民者不请自来地踏上这片新的土地,其目地不是为了这些原住民的福祉和自由民主,而是要尽其所能地进行奴役和压榨。他们当然知道愚民政策的好处,所以只会给他们的“奴才”、“奶牛”们量身定做一套更易于被接受的、更本土化的统治方式。为了便于自己统治,对其做些小幅度改良也许是有可能的,可要想让他们把自家先进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等体制全盘搬来是绝对不肯的。从这一点来说,殖民者恐怕是历史上最早的反对“全盘西化”的斗士了。当年西班牙在墨西哥、法国在西非、美国在菲律宾都是这样做的,英国人在印度也不例外。英国是最早确立现代选举制度的国家,早在1689年就实现国会议员的自由选举(尽管这种普选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善),整个政府产生可以说就是英国选民意志的体现,而在殖民地印度,所有的官员却都是委派的,很少有由印度当地人选举出来的。与此相反,具有“本土特色”的土邦王公统治,其残余却一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之时还存在。这种落后的制度,在英国人的细心呵护下,得以保留了上百年之久。

满清对中国,也是采用的这种处理方式。清在关内关外的政治体制是不一样的,关内是照搬明朝的体制,各省设三司,军民刑学诸政分理,督抚道台官官相制。而在辫子王朝的发祥地东北,却沿袭满洲的那套带有浓厚的军事奴隶制气息的祖传“美俗”,施行的可谓是“将军责任制”。在东北一共设立了三个将军,即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将军总揽种种事务,权责极大。正因为独断专行惯了,所以当年黑龙江将军奕山就敢擅自在由俄方拟订的《中俄瑷珲和约》上签字,就敢一声招呼都不打地把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给俄国。而四十多年之后,盛京将军增祺同样也敢在俄国人面前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把整个东北三省双手奉上。这,真可谓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看一下关内的那些督抚们,即便是曾、左、李这样的重臣,都绝对没胆量,也没可能作出这样的事儿来。

在满清统治者眼中,这种“祖制”是大大的先进的,所以他们是绝对舍不得带给关内的汉人的,这与英国人的做法完全相同。

第四,在殖民地政府中,来自宗主国的官员占有主导地位,是他们的存在保证了整个殖民地对宗主国的顺从。在英属印度,最高机关是印度政府,它由印度总督及其执行委员会组成。印度总督和总督执行委员会成员均由英王任命。外交部部长由总督兼任,其他各部由执行委员会分配。立法工作由执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进行。全印度分13省,各省省督和重要官员或由总督任命,或由英王任命,无一不是英人的禁脔。

清代官制中的歧视也是公开的,而且越是高层越是如此。清代中央各部门都设立一满一汉两个尚书。虽然名义上不分高下,但仅限于两个人意见相同的时候,实际上各部实权完全抓在满洲人手里。各种官缺也分为满、蒙、汉军、汉四类,涉及军事、皇族、民族事务和钱粮军火等重要职务的官缺均为满、蒙独占,汉人根本不能染指。满缺不能任汉人,汉缺则满人可以担任。清朝内阁的权力和地位远不如明代内阁那样高,仅仅是名义上的决策机关。最高的决策和中枢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全部由满洲贵族和八旗首脑组成,汉人不得参与。后来清廷撤议政王大臣会议,代以军机处,军机大臣由皇帝挑选的亲信官员充任,其中以满人为重,军机领班更是非满莫属。

第五,殖民者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当然历史上殖民者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所有权而发生战争的例子屡见不鲜--当年在印度,英国人就和法国人进行过激烈的争夺--可这种争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非为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当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殖民者一定会毫不犹豫的保护前者。同样是在印度,仅仅因为葡萄牙是自己的政治盟友,英国人就容忍葡萄牙占领果阿地区长达四百多年,而这种容忍会不会给印度带来丧失领土的痛苦,是不可能被殖民老爷们考虑的。一直到印度独立之后,果阿才被印度人自己的军队收复。

这种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殖民地领土完整的做法,我们在清廷这里也能看见。如果说清末的割地赔款是迫不得已的话,那么在其统治鼎盛时期,满清在处理台湾郑氏问题上的态度就难逃其咎了。《清实录》载:康熙十二年十月,清水师提督施琅邀会被郑成功逐出台湾的荷兰侵略者以夹板船击取浯屿、金门二岛,康熙对荷兰出海王(荷海军司令波特)率领舟师,协力击败郑军,给予特别嘉奖。《台湾外志》载有荷兰出兵的原因:“荷兰揆一王领战船为前导,合李率泰水师,用力争战,平定沿海诸岛,原约合师代彼恢复台湾……”这时的满清政府,与荷兰侵略者狼狈为奸,企图以台湾为酬劳,请求荷兰人帮助自己消灭反清武装。甚至直至施琅收复台湾后,康熙仍觉得把台湾的领土主权拱手让给荷兰人比较合适。

当年清荷联合出兵灭郑协议现在还存档于荷兰,我们可以从中摘一段来看看:“

第八条:克服金,厦两岛后,荷人必要时,得在二者之间,择其一或其他地域,以驻舰队,以防海贼攻击。

第九条:克服金,厦两岛后,联军应驰往台湾,攻取此岛后,清军应将该岛以及一切城堡物件交与荷人,以供荷人居住。

……。”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一下郑氏的历史定性问题。现今在中国盛行着一股歪风邪气,以向历史上的英雄泼脏水为荣,以尊重史实为耻,我们姑且可称之为“历史颠覆风”。前段时间,岳飞、诸葛亮就深受其毁。现在这股歪风又吹向了民族英雄郑成功身上,有人跳出来说郑成功不过是一方割据军阀而已,根本就不配做民族英雄,并举出他竭力吞并入闽的抗清武装、对盟友的战略配合虚与委蛇等等“劣迹”来说明之。在这里,这些指控材料是否真实我们先搁下不提,退一万步讲,就算郑成功是割据军阀又怎么了?古语说得好:“小瑕不掩大瑜”,我们评价一个人也应从大处着眼。在当时,山河破碎、国家危亡,可谓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场民族浩劫的考验面前,丧失民族大义的人大有人在,为了一已之私而卖身求荣的人有之,象洪承畴、孙之獬之类便是;为了本集团之私而为虎作伥的人有之,象吴三桂、尚可喜之类便是。郑成功是闽粤海商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本是明朝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是朝廷在无力剿灭的情况下不得不招降安抚下来的一股势力。所以郑成功和关宁军人集团的代表人物吴三桂不一样,他并非中央嫡系,他这支部队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与《水浒传》中梁山部队在宋廷的地位相仿,同处于欲千方百计除之而后快(不论自己动手还是借他人之手)的境地。郑成功非常清楚,朝廷对他的真实态度是什么,他不得不有所防范。可即便是这样,郑成功还是能做到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置于自己本人、本家族和本集团的利益之上,坚持抗清至死不渝,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民族英雄吗?

实际上,假如郑成功做到不并他人之军、认真配合盟友,今天就能不被历史颠覆者们泼脏水了吗?我想未必,当年的合兵北进、为民奔走的史可法,不也被某些人指为庸碌无为、误国误民而也不配做民族英雄了吗?那么曾衡阳大胜、两蹶名王的李定国呢?总该配做民族英雄了吧?可也不行,不是早就有人说他是背叛前主,反覆小人吗?这些历史颠覆者们在大喊“没有一个英雄是好人”的时候,心里非常有底气:“反正是人无完人,想找出点儿缺点还不容易?”!

这种人肆意混淆善恶的目的非常险恶的,他们想把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的英雄统统推翻,让这些曾激励无数热血男儿的光辉形象去与秦桧、吴三桂之类的无耻汉奸同流合污。其结果就是使中国历史成为没有英雄的历史,使中华民族成为没有血性的民族,进而消灭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令中华民族成为任由“精英人物”出卖、任由“先进文明”宰割的猪猡民族。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有义务对这种卑鄙的行为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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