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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党项人本来生活在吐蕃高原,结果受到吐蕃人的欺压,处境苦不堪言。故而他们向唐朝申请归附,大唐天子仁义,也便同意了。 首次内迁,党项人迁到了松州(四川松潘),那里地处唐朝与吐蕃的交界之处,自然条件可能也更加符合游牧部族。当然了,估计唐朝也是担心党项人不安分,完全内迁会引狼入室,故而有些戒备。

在松州,党项的日子并不好过,随着吐蕃的强大,不断向东蚕食入侵,党项人又待不下去。这一次,大唐天子很仁义,让他们内迁位于西北的夏州。也就是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王修筑的统万城一带。 当时的夏州情况还好,尽管有回鹘和突厥人,可处境要比松州好的多。党项人随即开始 休养生息,慢慢的逐步壮大。他们的首领是拓跋氏,或许是因为唐王朝给了他们一块栖身之地,故而对唐朝也有感恩之心,一直很忠诚。当然了,更多原因估计想来是因为他们实力有限,没有和唐朝叫板的资格,不敢过分嚣张。百年来,党项人在这里不断发展壮大,并非趁着一次次的机会,扩展土地。

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到了晚期,节度使拥兵自重,动乱更是一次接着一次。起义也是此起彼伏,比如闻名后世的黄巢起义。 大唐天子也是危在旦夕,好几次逃亡前去蜀中避祸。这个时候,唐朝天子便动了向游牧民族借兵的心思。 比如安史之乱时,唐朝为了光复长安、洛阳两京,向回纥借兵。当然了,借兵是有代价的。唐朝答应,两京光复之后,任由回纥人抢掠三日,子女财帛任由抢掠。由此可见,古代历史上诸多不好的晦暗时期,受伤害的始终是老百姓。借兵的事情不止一次。后来党项人也在借调的范畴中。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三月,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率领部众勤王,亲率锐卒与黄巢军交战,唐僖宗封拓跋思恭为左武卫将军。并权夏绥银节度事。八月,唐僖宗下诏,正式任命拓跋思恭为夏绥节度使,辖夏州、绥州、银州、宥州、静州。十二月,诏赐夏州号为定难军。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七月,唐僖宗封拓跋思恭为夏国公。并赐李姓。由此开始,定难五州和党项人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绥州便是其中之一,西夏也就是在这里逐渐发展壮大的。尤其是接下来的五代十国,中原王朝可谓是一片混乱。根本无暇顾及远在西北的定难五州。党项人抓住机会,实力愈发的 强大,已经不可小觑。

北宋时期,定难五州虽然名义上尊奉汴京的北宋皇室,实际上却是听调不听宣,几乎是个完全独立的小王国。 宋太祖、太宗也想要对其用兵,可当时西北局势太过复杂。北汉依旧雄立河东。有契丹在背后撑腰。实力不可小觑。因为能威胁到河北之地,隔着黄河对关中和河南之地虎视眈眈,乃是大宋王朝第一心腹大患。 故而。宋初的一段时间内,北宋除了灭掉南方各国之外,在北宋最重要的对手便是北汉。直到太宗时期也一举铲除北汉刘氏政权。而宋王朝的战略关注点一直盯在北方的燕幽之地,所以对于西北就关注少了,再加上,西北方向有定难五州、府州折家、麟州杨家,五代以来的传统犹在,都不是完全归附大宋王朝的,当时又有吐蕃诸部存在,局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

也正是因此,定难五州才能在夹缝中生存,并且不断壮大。同时他们觉得,北宋王朝对他们无可奈何,也助涨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恰好在这时候,西夏出了一位杰出的首领李元昊。带领西北逐渐壮大,成为西北第一大政权。 李元昊深知定难五州的处境十分尴尬,想要长久生存,必须扩展生存空间,唯有疆域扩大,才能立国。 东边是府州折家和麟州杨家,以及大宋的关中之地,贸然出兵必然会引起诸位军阀,以及北宋朝廷的强烈反弹。 扩张的方向只能是西方,自从唐末以后河西之地便与中原王朝脱离关系,可以看成是无主之地。再者,河西之地祁连山下,土地肥沃,又有雪水灌溉,乃是西北荒漠之中的天府之国。如果能得到,西夏的实力必然会有一个很不错的提升。 不过麻烦的是中间隔着一个宋朝的灵夏路,这一次李元昊没有犹豫。因为灵夏路是宋朝突出在西北的一块地方,与宋朝背身联系不是特别紧密,甚至有点飞地的感觉。北宋对其重视程度也十分有限,攻取的可能性还是有些的。

当时宋朝的皇帝是真宗,果不其然,对灵夏路不够重视,在防守和出兵的诸多事情上犹犹豫豫,给了李元昊可乘之机。最终灵夏路落入党项人手中,再想要夺回来可就难了。 需知当时的灵夏路大概就是后世的的宁夏平原,众所周知,黄河九曲,滋养了两块富饶之地,一个是河套平原,另一个就是宁夏平原。 党项人得到这块肥沃的天府之国后,实力大增,并且继续向西北开脱数千里土地。终于,他们有了拜托宋羁縻的实力。 公元1038年,李元昊悍然称帝,建立大白夏国。

直到此时,宋朝才真的有些着急了,急忙派遣大军讨伐,结果无功而返。最终的结局是宋朝给西夏岁赐,李元昊取消帝号,被宋朝册封为夏国主,名义上是宋朝的藩属之臣。 可实际上呢?西夏俨然是独立一国,很多时候甚至连名义上的臣子都不愿意做。到此,完成了从党项部落松散到封建王朝西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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