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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机勃勃的中国和暮气沉沉的美国,习惯自我矮化、人云亦云的中国知识界整体表现为集体失语。但李晓鹏的这篇文章是个例外,他详细分析了中国将在五年内超越美国的前景及其影响,不失理性,不失激情——中国需要太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李晓鹏先生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麦肯锡城市中国计划城镇化研究员,著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

从现在(2013年底)起,只需要再过五年,也就是到2018年,中国将在最关键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也就是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来计算,中国的GDP早在2010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按照美元兑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来计算,2012年,中国的GDP为8.3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5.6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52.6%。如果要在六年(2013-2018)时间内超过美国,则需要中国(以美元计算)的GDP每年比美国多增长11.3%。

由于对比的是以美元计价的GDP,因此需要把实际GDP增速和通货膨胀率以及汇率变动三个因素考虑进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每年的实际GDP增速比美国高6%以上,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不是CPI)比美国也要高5%以上,再考虑到每年人民币对美元2%左右的升值幅度,每年的名义GDP增速有望超过美国11%~13%。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精英阶层丝毫不肯吸取教训,改革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而是简单的依靠印钞票(量化宽松政策,QE)来维持表面上的经济复苏。引发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在金融输血政策下继续大发横财,盈利水平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年终奖金也屡创新高。与此同时,中小企业生存艰难,社会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实体经济复苏无望,“占领华尔街”运动无果而终。美联储屡次表示要终止QE或退出QE,然而只要印钞速度稍一放缓,经济数据马上就开始恶化。在此情况下,多印钞票,人民币对美元就会升值得更多;少印钞票,经济增速与中国的差距又会增加。未来两三年,甚至有爆发更严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现有表现,甚至放缓1-2个百分点,整体增速超过美国11.3%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超越不是简单的统计数据的高出,而是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科技实力、人口素质的全方位支撑下实现的整体实力的超越。

(一)由于极端重视教育,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量的增加,而是由人口受教育程度同步提高带来的质的进步。这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最基础最不可动摇的力量。

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比例大概是8.5%,而美国则是20%左右。未来六年,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在600万左右,加上近年来迅猛增长的留学生数量,到2018年将达到11.5%左右。考虑到人口总量的差距,则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将是美国的2倍。

虽然中国大学的实力不如美国,但是中国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质量远高于美国,中国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数学能力非常扎实。因此,平均而言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质量并不比美国差。这两倍的数量优势是实实在在的。这种优势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且可以保障在2018年以后迅速把美国甩在后面。

宗教在美国教育发展历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宗教意识也是一种有效的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约束力量(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大大削弱了宗教的力量,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走向极端化。表现在教育领域,就是教学方式向着片面强调儿童的个性发展、自由成长方向演进。基础教育变得日益自由散漫,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数学能力低下、缺乏基本的学习能力。

宗教力量式微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财富对教育资源分配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学区教学质量的好坏由地方房产税的收入多少来决定,房产税则与房价挂钩。贫困人口聚集区的教学质量迅速恶化。自从美国80年代初推行激进的自由化改革以来(即所谓的“里根革命”),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中低收入阶层所能享有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福利大幅度缩水,直接后果就是作为基础劳动力最主要供给来源的中下层人民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大大下降。

与此同时,就在里根革命前三年,中国开始恢复高考,还恢复了中考和小升初考试,让考试成绩而不是政治经济地位来分配教育资源。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00后的整体素质要高于同时代的美国人(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美国,达到19%,此后一直领先。2004年前后正好是80后进入大学的时间)。这个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经济超越美国已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

中国最底层的劳动力——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每6年增加1年,其提高速度同样是世界第一。虽然中国现在也开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靠财富来分配教育资源的情况,但至少在未来20年之内,中国的基础劳动力素质快速提高并超过美国的趋势不可逆转。这在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和可靠性。中国现在正在努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改革,其中农民工教育培训、农民工子女的入学与异地高考等问题是一大重点。如果这些改革能够得以良好推进,则这种优势还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二)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科研经费总量也将超过美国。

2012年,中国研发(R&D)经费突破一万亿,大约是美国同期研发投入的40%。金融危机以后,从2008年到2012年的四年间,中国的研发经费增长了123%,平均每年增长22%,远高于同期GDP增速。而美国受制于金融危机和“财政悬崖”的影响,研发经费不会有较大增长,甚至有下降的可能。中国只需要从2013-2018年的六年间年均研发经费投入增加速度超过美国16个百分点,就可以在2018年实现研发总经费超过美国。这是以美元计价的对比,因此也需要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考虑在内。这一目标将很容易实现。

也就是说,五年后,中国在经济总量超过美国、高等教育人才达到美国两倍的同时,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持续不断的人才培养和经费投入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的科技实力迅速提高。在科技发明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1年的报告指出,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专利申请国,占了全世界比例的1/4。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2836件专利)超过日本的松下(2463件),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司申请人。排在第三名的则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华为,把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高通公司挤出了前三。

在科研理论方面,从2003年到2013年9月,中国科研人员发表国际论文114万篇,年均增长率约12%,从世界第7上升到世界第2。在工程类论文索引(EI)收录的论文数量从2010年开始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1,被科学论文索引(SCI)收录的论文数量从2008年开始成为世界第2。十年内科技论文被引用数量超过700万次,排在世界第5位,比2004年的第18位提高了13名,平均每年进步超过1位。

目前,中国国际论文发表数量是美国的三分之一,被引用的数量则只有五分之一。到2018年,中国国际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将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被引用数量则将达到三分之一。差距依然明显,但毫无疑问将坐稳世界第二的位置。考虑到绝大部分国际期刊都是英文且大部分在美国发行这一不利因素,中国真实的科研力量应该比国际论文所展现出来的更加强大,则中国届时具备与美国抗衡的科研实力的预测应该并不过分。

最近一两年,中国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国际首创性成果,开始不断涌现。包括诸如世界首个半浮栅晶体管、首台量子成像三维相机、首台200千瓦层流等离子体束设备、首个拟态电子计算机、世界上运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2011年的天河1号和2013年的天河2号)等等。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从科研论文发表的分布情况来看,各个主要领域都在齐头并进,并不是某个子课题单兵突击。这些首创性成果的出现,应该只是冰山一角,说明隐藏在水面下的实力已经积累的十分雄厚。2010年,中国在国际实验室合作组织(ILAC)互认协议框架下被认证的实验室数量超过5000个,居世界第一位。在经费和人才的支撑下,中国科研工作者经过多年持续学习和积累,已经到了在诸多方面赶超西方的临界点。未来五年,在高精尖领域中国首创的成果,将会出现爆炸性增长。

(三)很多人认为过去十来年的房价快速上涨,严重伤害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让企业经营困难。炒房比做实业赚钱得多。这种现象无疑是存在的,而且还很严重。但这种伤害实际上也很有限。中国经济如果真的泡沫化空心化了的话,商品出口肯定会严重萎缩——因为大家都去炒房了,谁还来搞生产呢?毕竟房子和土地是无法出口的。

真实情况是,从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中国的出口产值(美元)增长了400%。金融危机以后的五年,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出口竟然也增长了80%。全民炒房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埋头苦干的企业家依然不在少数,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

实际上,由于前面说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制造成功克服了土地、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一直在提高。

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主要靠“三来一补”式的贸易赚取外汇,为外国产品提供简单加工。然后是自己生产的打火机、皮带等技术含量很低的小商品走向世界。接下来就是电视冰箱之类的家电产品。而现在,则是机电产品成为了出口的主力。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床生产和出口国。2013年上半年,开始向传统机床强国德国出口“生产机床的机床”——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与此同时,从全世界进口原材料和能源。

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分为发展中国家型、未成熟NIEs(新兴工业国)型、成熟NIEs型、发达工业国型四个阶段。各项指标显示,2012年中国的贸易结构正在从成熟NIEs型向发达工业国型转变。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贸易关系已从竞争型变成互补型,而与德国日本的贸易关系已经从互补型转变为竞争型。

2012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价值13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波音飞机,成为美国对华出口的价值最大的单项商品。从2010年起,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来源国,最大的猪肉来源国。与此同时,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机械产品来源国(也早就超过了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机械产品供应国)。

201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中,机电产品产值超过60%。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中,机电产品产值只占了53%。

2013年1-2月,中国向美国出口农产品1.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2%;同时从美国进口了63亿美元的农产品,同比增长了17%。

2013年,上海振华港机向美国出口了一批集装箱码头岸桥,每台价格相当于3.3万吨大豆。去年年底,中国济南二机床竞标获得福特汽车美国两个工厂全部5条大型快速智能冲压生产线的订货合同,总价值1.7亿美元,如果用美国大豆来换算的话,大约需要38万吨。

中国已经引进了空中客车飞机的组装线,向外出口支线客机,干线客机项目也正在推进。毫无疑问,一架美国飞机换8亿件中国衬衣的时代将很快成为历史,一台中国机械换数万吨美国大豆的时代正在到来。

到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中,机电产品将超过70%,其中高科技产品将超过50%;同时,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简单加工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将超过50%,包括土豆、猪肉、玉米、鱼虾、面粉,以及牙签和一次性筷子。

——理论上讲,美国对华出口还留有后手,就是它的尖端武器及其相关的材料装备。如果这些东西愿意卖给中国,中美贸易结构应该不会出现向中国一边倒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出现。等到美国真的穷得连这些东西都敢卖给中国的时候,可能中国也已经不需要买了。

(四)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定的程度中国也要好于美国

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上,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表现都不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和美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连小数点后三位都完全一样:0.477。

不过,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不断下降,而美国则在不断上升。到2018年,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将显著低于美国。这是因为,从目前来看,美国政府未来五年内不可能对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一系列经济制度作出什么根本性的改革,只能用印钞票的方式来勉强维持。这种情况下,它的社会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中国现在也面临着货币超发带来的类似问题。但和美国相比,中国拥有很多可以冲淡这种影响的有利因素。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我们集中力量发展城市特别是沿海中心城市,造成城乡差距急剧扩大;由于资本极度短缺和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财富分配完全向着资本倾斜,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只能获得勉强高于生存成本的工资。三十年后,中心城市发展趋于饱和,“城市病”问题突出,中心城市的经济资源开始向外围扩散。从2007年开始,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超过东部地区;从2010年开始,农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已连续三年超过城市居民;2011年,农民工工资同比增长了21%,创下了三十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金融危机至今,农民工工资水平已经增长了不止一倍。

此外,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对财富征税的制度,包括已经开始试点的房产税和即将开征的遗产税。这样的制度将对缩小贫富差距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总而言之,在遏制贫富差距扩大方面,中国可以打的牌还很多。而美国已经捉襟见肘。

——以上这些趋势同时也表明,中国目前在非常坚定的朝着发达国家的方向走,而不是朝着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方向走。除了人均收入水平以外,发达国家在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出口结构中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占绝大多数、基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劳动力工资在经济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对存量财富征税以遏制贫富差距等等。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和政策改革方向都已明确指向了这些方面。

至于社会安定程度,中国和美国则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绝大部分中国城市,晚上下夜班一个人坐公交或步行回家都是安全的。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两三个人结伴即可到中国任何地方旅游而毋庸担心安全问题。2012年,中国命案发案率是每10万人0.8件,比世界公认的治安最好的国家日本、瑞典还要低。而美国2011年发生了大约15万起命案,平均每10万人50件(注:美国有3亿人口),是中国的60倍。未来五年,中美之间的这种差距不会发生什么改变。

此外,中国在文化传播、军事力量、国际关系等方面也将取得很大的进步。中国有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8年中国将开始建设比美国更先进的空间站;中国在中亚、非洲和拉美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盟友,其影响力已经或者即将超越美国。

总而言之,尽管在某些方面依然存在劣势,但到201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这一点毋庸置疑。不是简单的GDP数量的超越,而是人口素质、科研创新、生产效率、贫富差距、社会治安上的整体超越,GDP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

这种超越将是永久性的。在2018年之后,美国经济将会迅速被中国甩下很远。中国经济的增长或许会有极限,但它绝不会在2018年以前出现。日本的人均GDP是4.7万美元,每平方公里创造的GDP是一千万美元。按照人均GDP的标准,中国经济至少要增长5倍;按照地均GDP的标准,即使把西部一半的国土面积考虑在外,中国经济还可以增长5倍。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标准也绝不会是真正的极限。在我们这一代人有生之年,不会再看到美国有反超的机会。不管我们喜欢或是不喜欢,人类将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时代。

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以前的许多观念和看法都需要随之改变。

(一)首先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许多人对政治制度的看法。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实现的。这个制度用了69年的时间(1949-2018),也就是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就将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在不断进步。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了一套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型政治制度,大体可以描述为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职业政治家制度为突出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制。

马克思认为,人做出的一切决定,都和他们的经济利益相关。一个人赞同什么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主要由他的经济收入和财富水平决定。这个论断对具体的个人,有特例,但用来分析社会群体,是很靠谱的。一个拥有上亿资产的富豪,他希望国家采取的政策,肯定会跟另外一个资产上亿的富豪比较接近,而跟一个每个月拿着5000块钱工资买不起房的白领,跟在偏远地区靠天吃饭的农民有很大的差距。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就是,政府不能平等的对待这些人,而必须坚定的站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这一群人一边。他开出的药方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执政,实行土地公有制和其它重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政府控制金融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等等……

他开的有些具体的药方有问题,但这个价值观是很好的。至于方法论,就是他的唯物辩证法——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任何理论都要不断的接受实践检验。简而言之,就是实事求是。

什么样的实践结果是好的呢?就是要符合价值观:有利于改善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能够改善这些人生活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做不到,就不是。其它的什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这些都是手段,接受多少,接不接受,都要由这个标准来决定。

在这个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之下,中国逐渐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职业政治家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搞政治的人,必须是职业的。(国外也有公务员制度,但是只限于事务官,政治决策者是选举产生的,不需要终身以政治为业。)而中国越是掌握决策权的领导,越是必须要长期职业从政。一个人要想掌握中国的政治决策权,必须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从最基层做起。国家的税收保证你的收入和高福利,在个人经济利益上要跟拥有巨大财富的阶层划清界限,任何形式的经济利益输送都是非法的。同时,政治家个人的政治前途,判断的核心标准就是实践成果——能不能改善人民的经济利益。只有在实践岗位上取得成绩的,才能被提拔到更高的职位上。

这个制度的具体运行很复杂,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面用了好几章来讲它。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制度。尤其是在建立了最高领导人定期轮换制以后,它就变得非常开放和富有变革的活力。西式民主是一种典型的事前评价制度,上任之前先要把牛皮吹上天,才能获得权力。嘴上说的好,上任后能不能把事情干好,二者之间其实没有很强的关联性。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事后评价制度,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干得好的才提拔重用。前者容易出演讲家,后者容易出实干家。

这种职业政治家制度原本有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下级容易欺骗上级,通过提供虚假的政绩信息和隐瞒存在的问题来获得提拔重用。但是网络的兴起改变了这个情况,下级已经无法垄断上级的信息渠道了。这个最重要的缺陷被克服了,在问题随时会被网络曝光而第二天就可能因此被免职的压力下,官员们让中国政府成为了世界上运转最为高效的政府。实践证明,把人口规模的因素考虑进来之后,在组织资源为企业家提供服务,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组织灾害救援,以及针对经济社会的变化快速推行改革等方面,现有的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府都没有哪个能像中国政府这样高效。这是中国能够迅速复兴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主要原因。

当前的中国政制远非完善,最突出的问题当属官员的腐败和特权的滥用。解决的方向不是动摇现有的职业政治家制度,而是加强信息公开和扩大公众参与。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和建立更广泛群众参与的政绩评价机制应该是改革的方向。

——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曾经被当做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终点(苏东剧变之际,美国学者福山1989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达),同时也是中国学习的榜样。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说:“在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政治思想的大师们,对于封建专制主义下政治权力的滥用和危害印象深刻。因此,大家都想着怎么样把政治权力给尽可能的削弱,以限制其破坏力。为此,他们想出了很多办法,诸如三权分立、直接选举、两院制、政党轮换、最高领导人定期轮换制度等等。经过上百年的实践与传播,非常成功的将政治权力削弱了。”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变得严峻起来:政府变得过于软弱之后,在土地、能源等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的分配方面所能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自由市场的力量则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这些资源朝着少数人手里集中。政治力量已经不再是资本权力的对手,它在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公正方面往往无能为力,甚至沦为资本权力进一步扩张的工具。”

“美式民主制度,单纯从政治的逻辑来看,是几乎完美无缺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两党轮换的政治竞争,公开公正的全民投票,再加上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所有这些浑然一体,其内在逻辑经过启蒙运动以来的无数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已经被梳理得非常清楚了,怎么看怎么有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思考,这一套制度设计,就有很大的漏洞。政治权力的过度内耗,使得它运行效率低下,在组织经济资源分配上面力不从心,同时也失去了制衡资本权力的能力。不能起到有效的促进经济发展、遏制资本掠夺、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这个问题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和美国长期无法实现经济复苏的根本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很多问题,但实践证明,它能够比西方政体更好的运作,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在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之后,很多以前盲目崇拜西方模式的人就将不得不承认或者面对这个结论了。要完善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实事求是的、新的探索,西方只能提供一些借鉴,而非指导。相反,越来越多的以前模仿西方体制的国家,将会更多的重视研究中国的政制。人类历史上新一轮的政治体制大变革将会到来。历史并没有终结,它在许多人认为即将终结的时刻又打开了另一扇门。

(二)第二个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就是对中国文化的看法。

我们在比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时候,常常混淆文明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差别。从时间维度上看,文化可以分为现代化的文化和现代化以前的文化,而东西文明的划分,则是从空间维度上进行的。如果拿经过现代化的西方文化来和现代化以前的中国文化比较,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比如尊重人权的问题。西方文化在没有现代化以前,各种野蛮的酷刑和未经审批的滥杀是非常普遍的。中世纪的时候,欧洲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疯狂迫害臆想出来的“女巫”,不经过任何理性的审批就将大量无辜的女性酷刑处死。这里面看不出来有任何“人权”、“法治”的文化根基。东方有君主专制,西方则有神权统治。东方的君主们为了统一国家而彼此征战,西方的教派之间也为了统一信仰而互相厮杀。在现代化以前,东西方文明都有很多很野蛮落后的东西,这一点并不足为奇。

西方文化在现代化方面领先了中国一大步。因而有很多观念,特别是人权法治的思想需要我们学习。但不能认为这些东西就是根植于西方文明的,而中国文化就是天生的野蛮专制落后。没有哪种文明不曾野蛮专制过,现代化也绝非西方文化的专利。民主人权法治这些东西,并不是属于空间维度(东西方)上的差异,而是时间维度(现代与古代)上的差异。

在现代化以前,中华文明曾经领先过西方世界至少一千年之久。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落后了。那么,当中国文化完成了现代化之后呢?中国很快就复兴重新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经过现代化变革的中国文化并不天然的就比西方文化落后。

这种文化上的比较和反思,其实才刚刚开始。我在《分析》一书里面也做了一些讨论,不过没必要在这里重复。我是想说,这种比较不是为了满足民族自豪感,证明我们天生比西方文明优越。它有很实际的意义。它可以告诉我们:西方的那些东西是该学的,哪些东西是不该学的。

一个比较迫切的方面就是教育。中国文化非常重视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很严格。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成长负有很大的责任,同时也有很大的管教的权力。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过”。同时,我们还用公平的考试来不分贵贱的选拔人才。这些东西很好,有利于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后代和文明的传承。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但是现在有很多人盲目崇拜西方,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对孩子的过分溺爱被宣传成为“鼓励孩子天性的发挥”,课堂上不守纪律随意喧哗被认为是“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自主性”等等。父母以溺爱放纵孩子为荣,老师管不了或者不敢管学生的情况开始大量出现。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李天一强奸案的主角,就是这种教育理念产生的一大恶果。因为父母的过度溺爱,李某变得天不怕地不怕,在学校老师也不敢管教他,未成年没有驾照就开始玩飙车,因为停车纠纷殴打他人被劳动教养一年,出来后不久就犯了强奸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我们能够按照这种模式来教育培养后代吗?

我们的许多教育制度改革也跟着胡来:

——小升初考试被取消了,因为考试被认为是扼杀儿童天性的制度。这种观念的根源则是因为西方文明不重视考试。变为根据学区来划片,结果有好学校的区域房价迅速上涨,穷人买不起昂贵的学区房就没办法让孩子进入优秀的小学和初中,哪怕孩子很努力很聪明也无济于事。优良的基础教育资源变成了“拼爹”竞赛。

——与此同时,在失去了官方公允的评价标准以后,过度强调数学天赋的奥数取代了基础知识的全面学习,各种艺术特长的比拼让家长们无所适从。小学生们的负担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没有规则的混乱使得无钱无势的父母们得让孩子们什么都学来保证在任何可能的竞争中取胜。

——高考制度被指责为“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和个性发展”,转而向西方学习“高校自主招生”。寒门子弟通过公平的考试进入优秀大学的名额被大大压缩,更多的录取机会被分配给了可以各种拼关系走后门的加分和特招。

——发布所谓“新课标”对基础教材胡乱修改,以发挥学生想象力和提高动手能力为由,用大量彩色图片卡通等将数学物理等严谨的知识学习体系打乱,用一些华而不实的练习来代替基本功的训练。

最近,教育部还打算出台规定,小学老师不得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照这样改革下去,中国的下一代真的要被毁掉了。当然短期内不至于成为中国头号经济强国的大势,但长期的危害实在不可估量。

对教育问题,我们还是要分清楚东西方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差异。在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比西方先进得多的人才选拔机制。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落后了,科举制度变得僵化落后。西方学习了中国的考试制度,把它加以现代化,应用在人才选拔特别是公务员制度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接下来,是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现在的高考制度,是一种经过现代化的考试制度,它已经不考八股文了,而是语言历史政治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知识的全方位考察。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大家都要拿经过现代化的东西来比较。小升初、中考、高考是不是落后的东西,需要从新作实事求是的比较。目前来看,中国的升学考试制度,比西方的学区分配制度和大学自主招生制度,更加符合教育公平、因材施教和择优录取的的原则。

至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需不需要严格。在古代,中国的这种教育传统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不人性的东西在里面,其原因不是文化根子上错误,而是在于没有现代化。现在我们引入了尊重孩子的人格人权等这些现代化观念以后,父母和老师都已无权力用极端粗暴的手段来管教孩子。这个时候再来比较东西方的教育观念,两边都是已经过现代化的,孰优孰劣,就需要从头反思,而不是盲目崇拜西方了。从实际效果来看,还是中国的家庭教育更成功。

(三)第三要反思的,是经济制度。私有制、市场化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广?它的效率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涉及比较专业的讨论,这里也不用多说。但是中国的强势崛起,显然和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确立起来的土地公有制,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工业体系密不可分。这些东西不应该被简单的彻底否定。同样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

以上这三点需要反思的地方,基本上反应了中国复兴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下,政府会从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远的的眼光来考虑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考虑眼前。2012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一项针对全球著名企业CEO的调查中,最称职可靠的组织,这些CEO纷纷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把中央银行放在第二位,而第三位则是“中国共产党”(得票率64%),而远高于美国总统(33%)和国会(5%)。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看得很长远,而美国,“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们知道这些政策是什么……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其次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重视家庭伦理和子女教育的这种文化传统。

在这样的文化之下,人民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大大超越经济发展状况。即使在社会经济结构经历大转型、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社会治安状况仍然不至于严重恶化。很多人在因为各种原因选择是否要走上犯罪道路的时候,想想自己的家人,也就算了。在选择要得过且过还是奋发向上的时候,想想父母妻儿,就毅然投入到工作创业中去了。家庭伦理在中国是一种比宗教更强大的道德约束力和引人奋发向上的激励机制。这种文化力量对经济的影响,绝对不可低估。

第三是我们努力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引进了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法治的框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的首创,它结合了社会主义制度原有的优势和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我们也学会了用任期制度来解决领导人终身制。等等等等。但只是有选择的引进,没有让它们动摇前面两个优势因素的根基。这些问题比较复杂而具体,限于篇幅不再细致讨论。

除此之外,需要反思的方面还很多。总之,中国经济的崛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将会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还有五年,很快就能看得到。我们需要为这个时刻的到来做好心理准备。

大胆的预言这个事情,细致的描述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是为了盲目自夸。并不是说,承认了这些成绩,就不能批评中国政府,不能尖锐的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许多问题了。这些都可以,而且还应该继续努力的去做。但是,我们批判批评的思路可能需要作出比较大的改变。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人家美国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应该如何如何改……这个逻辑以后适用的范围会越来越窄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很快就会成为历史,而将超过西方走进一条以前未曾有人走过的路,遇到的问题需要怎么解决,只能自己去探索。

1875年前后,普朗克的导师告诉他,在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出现之后,物理学体系已经高度完善了,没有太多领域可供创新,有志向的年轻人不应该选择学习物理学。很多人都相信,物理学的发展已接近终结。十五年以后,普朗克发现了“普朗克常量”,开启了彻底颠覆经典物理学体系的时代。

1989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濒临解体,西方学者福山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接近于完美,无需再做出很大的调整了。此后的人类历史,将乏善可陈,不过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做一些无聊的折腾罢了。谁也无法想到,30年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会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而且暂时还看不到她发展的尽头。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算是一种幸运。至少,我们还可以参与历史的创造,而不是碌碌无为的生活在已经终结了的历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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