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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通过道歉赔罪乞求原谅换尊严

日本人通过道歉赔罪乞求原谅换尊严

道歉文化在日本,政客表演与民众文化习俗之间是大不同的。

事实上,日本文化中确实普遍存在着〝道歉文化〞,文化的沉淀之一是语言。日文中,关于〝道歉〞的语汇异常丰富,会说日文的任何人无需翻词典,随口就能说出不下十种,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申し訳ない〞、〝気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头を下げる〞、〝お诧び〞、〝谢罪〞、〝陈谢〞等等不一而足。倘若再辅以日文特有的自谦和敬语等不同语气的表现的话,那真多了去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主要语言中,日文的道歉表达之丰富,无出其右。在商界,新入社职员要接受关于道歉礼仪的培训;书店里,有专门介绍各种规格的道歉信(お诧び状、谢罪文)格式写法的工具书。中国人去日本,对日人最直观的印象是〝点头哈腰〞——其实那多半是在鞠躬致意,少半是赔不是。日人打招呼常说〝すみません〞,相当于汉语的“对不起”,或英文的〝Excuse me〞,也是道歉语。一般国人会以为,既然中国人和美国人也都用〝对不起〞或〝Excuse me〞打招呼,也没啥可奇怪的。但倘若他知道日人日常使用〝すみません〞的频度的话,还是免不了吃惊:要做多少坏事,才能成天赔不是到这个份上?

了解了〝道歉〞是一种文化,便可一窥〝道歉文化〞之堂奥。既然是〝文化〞,这种文化便一定有其赖以产生的合理性、理由和功用。有人说,日本的道歉是为了保全自己面子的手段,日本人〝通过赔罪,乞求对方的原谅,可挽回自己的印象和尊严〞。如著名电视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因次子的盗窃未遂嫌疑,MINOMONTA召开新闻发布会:长达数分钟的深躬之后,这位主持人噙着泪水,向广大电视观众道歉,同时辞去了所有电视和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职务,彻底引退。MINOMONTA于1967年出道,在广播电视放送舞台上深耕近半个世纪,主持过包括NHK红白歌会在内的百余档节目,并出演电视剧和电影,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可为了不争气的宝贝儿子,也只有低头谢罪之一途。至于何以做告别华丽舞台的极端选择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感到了世间有种自己不辞职,便不能平息的风潮〞。社会贤达老爹不但庇护不了儿子,反而不得不为〝子之过〞埋单——这种文化〝风潮〞,可否会令中国人里的〝我爸是李刚〞之流汗颜满面?

那么,如此〝道歉文化〞的根源究竟何在呢?相对于西方源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东洋社会体现为一种〝耻感文化〞。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中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因为〝他只须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换言之,上述例子中主持人MINOMONTA的道歉,虽然不排除发自内心的对问题的自省成分,但更主要的其实还是对周围压力和社会〝风潮〞的〝皮肤〞感知和本能性反应。

不过,话说回来,不道歉又当如何?试想,假如MINOMONTA死不〝谢罪〞,舆论(〝风潮〞)又能拿这位公众人物怎么样呢?假如〝装死〞不言语,该出镜出镜,该在镜头前抖包袱、抖包袱,就算他能扛住收视率锐减的压力,也绝对扛不住电视观众打电话、发传真要求其〝谢罪〞、〝滚蛋〞的羞辱。因此,在我看来,这种〝谢罪文化〞的成因,与其说在于〝耻感文化〞,真不如说是〝完美主义〞所致——归根结底是为了〝自保〞,不愿意死得太难看。这在东洋美学中,叫做〝洁〞(洁し)。日本人若是在美感上纠结、过不去的话,那是真难过。江户时代的武士,如果犯了欺主之罪等有悖〝洁〞之信条的重罪的话,是要切腹自戕的。直到今天,社会的道德伦理约束其实已经稀松多了。虽然偶尔还能看到有人自杀以〝谢罪〞的消息,但为〝谢罪〞而切腹的事基本绝迹了(个别现象的切腹都是另有诉求,主要不是为了谢罪)。不但没人切腹,连该承担的责任都不担了也不稀奇。君不见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虽然东京电力公司和福岛核电站的负责人没少在电视上鞠躬〝谢罪〞,可事到如今您见有谁出来承担责任吗?道歉归道歉,但道歉之后该如何则是另一码事——〝谢罪〞并不意味着承担实体责任,甚至谢过罪后,即可不必承担实体责任,是东洋〝道歉文化〞的一大特色。

当然,那些责任主体和实体责任都很清晰的案例,是逃不掉的,该怎样就怎样,无论是受害者,还是社会舆论和法律,都会要求责任主体承担责任,如列车倾覆事件、医疗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等,基本上都得到了较比圆满的解决。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某个上市公司爆出丑闻,记者招待会上,以CEO为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一字排开,向公众鞠躬〝谢罪〞的场面。一般来说,这种场面并不是单纯的POSE,因为道过歉之后,法律认定的责任也会被全部追究。与这种有明确责任主体的道歉相比,日本政治人物的道歉往往比较暧昧,有时看上去特像一个玩笑。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政客易〝失言〞,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两个问题:一是说明政治家比较〝自由化〞,他们有时不遵循政府历来秉持的政治立场和〝公式见解〞,爱随意阐释,甚至肆意发挥。如明明有代表政府政治立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富市)谈话〞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洋平)谈话〞,但有些政客偏偏故意视而不见,时而发出〝不协和音〞,以彰显个性;二是说明媒体厉害,绝不是摆设,一旦抓住政客的〝失言〞,曝光没商量,非逼到政客出台〝谢罪〞绝不收兵。

近期因为一些新闻事件,所谓〝日本人不道歉〞在中国也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常识〞。然而,常识往往不为常人所认识——正如道歉文化在日本,政客表演与民众文化习俗之间是大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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