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口述西安事变(转)

12日:噩耗传来晴天霹雳

1936年12月12日,我在上海。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1]忽然跑到我的寓所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 闻此噩耗,不啻晴天霹雳。当时上海与西安的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以及陆地、空中交通,皆告断绝,过了好几个小时,仍不能得准确消息。而各种流言已传播全球,英文报纸,竟根据流言作了头版的大字标题。 13日早晨,我和孔部长及端纳[2]仓促赶往南京。无奈,南京虽为首都,同样没有确切消息。(国民党)中常会已于12日深夜开会,决定:免去叛变首领张学良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这天早晨,南京还接到了西安方面发来的“全国通电”,署名的人除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西北重要将领外,还有陪同委员长前往西安的南京高官多人。通电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蒋介石)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蒋介石)做最后之诤谏”。通电中,他们还提出了 “救国主张”的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

这八项要求是: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停止剿共;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实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张、杨的电文也指出:他们将确保我丈夫的安全。兵变发生,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是女人,世上之人,必定以为我是女人,遇到突然的兵变,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所以,我必须抑制个人的感情,从全局考量对策。看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如果处理得好,这次兵变必能得到合乎常理的解决。于是,当天晨八时,我即给张学良发去专电,告诉他:我们共同的朋友端纳,准备立即飞往西安。端纳也给张学良发了电报,盼其立即复电,看西安是否愿意接待。

13日:友人端纳直飞洛阳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我一开始并没有给予重视。当时南京的一般人,在推测张学良发动兵变的原因时,亦大多认为,西北地瘠民贫,张学良率部驻军西北,或许早有不满,因此推断:张学良这样做,实际只是为了要求将东北军调防到丰腴省份的一种“借口”。不过,南京主张讨伐张学良的人,因此更加主张:对此种不听中央号令者,必须予以严惩,否则就是开了坏的先例。我则推测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或许确实有不平之情绪,而且他们也认为自己具有相当的理由。如果一部分国人真的对中央怀抱不平,那么中央就应该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原因,并尽力纠正之。同为中国人[3],假如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此次兵变,又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方法呢?”

十三日上午,接到了张学良的两封电报:一致孔祥熙部长,一是给我的。为节省时间,我和端纳决定:烦请端纳于13日午后,先直飞洛阳[4]。另外,我请端纳携两函,一函致委员长,一函给张学良。在给张学良的长函中,我告诉他:他的这一举动,将使国家前途受到严重打击。我并表示,他的举动虽然十分卤莽,但我敢断定,他发动兵变的本意,并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的恶意,因此,他必须及时自拔,切勿贻误时机,以致后悔不及。

端纳乘坐的飞机,13日下去起飞。还好,到了晚上,端纳就从洛阳打来长途电话,称他已于傍晚抵达洛阳。端纳告我:13日白天,中央军的30多架飞机,已在西安上空做了示威飞行,目的就是要告诉西北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军之手。端纳在电话中还说:他不管张学良是否有回电,定于明晨直飞西安。幸好,当天夜里,我忽然接到张学良致端纳的电报,说他欢迎端纳入陕。于是我放心了:端纳所乘飞机,应该不会在前往西安的途中,被人击落。

14日上午:中常会上舌战高官

南京政府当时已经决定:委员长回京之前,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遣全国军队,空军亦归其统辖。而委员长已经遇难的消息,也忽然流传开来了。局势虽然黑暗且危险,但我仍然有个直觉:事变可以稳妥解决。于是,这一天的我,就是要让国民党中央的诸位高官们相信,其一,只要多做忍耐,和平就不会绝望;其二,在军事讨伐西安之前,务必先尽力解救委员长脱离险境。因为攻打西安的战事一旦开始,委员长即使不被南京陆军、空军的轰炸所误中,也必然被怨恨的叛军所杀害。谁知道,中常会上,我陷入了“立即攻打西安”的主战派的重重包围之中。

中央常委会上,有人说:“为维持国民政府的威信,应当立即进兵,剿灭西安叛兵。” 我当即反驳说:“今日之中国,假如没有委员长,就不会有任何统一的政府。今天我们舍弃委员长,不去救他,请问:还有哪个人能够立即担负起领导全国的重任?” 我刚刚说到这里,会场里立即群情激昂,主张纷杂:有人说,委员长或许已经遇难;有人说,国家利益,应当重于委员长的个人生命;更有人词色之间似乎在说“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其丈夫而已。” 我立即大声说:“我虽是一名女性,但我今日在此发言,绝非仅仅为营救我的丈夫。如果委员长一死,真的能够为国家造福,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但处理西安叛变,如立即挞伐,直接轰炸,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立即陷入兵燹之灾……不仅如此,还将使我们为抵御日本入侵所做的诸多努力,白白浪费。因此,为了救中国,我不得不吁请诸位,妥善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 看到各位都在倾听,我接着说:“希望各位相信,我决非每天早晚惦记丈夫安全的一般女性。今天,我在这里发言,是以公民资格,要求以最少的牺牲,为国家和民众,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因为委员长今天的安危,是和国家的安危密不可分的。如果你们主张向西安方向增派军力,我赞成,但请一定下达命令,嘱其切勿随意开枪,更不能立即轰炸西安、发起挑衅。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如果和平绝望,到了那时再开战,应该也不算晚。我深信,在座各位虽然与我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的诚挚态度、希望国家好、希望委员长好─应该是相同的;我坚信自己的主张不错,因此我必然全力以赴,确保我的建议能够得到实现。”

听我一口气镇定地说完这些,会场里很安静。于是我又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决定:“我决定明天亲自飞往西安。”此言既出,会场哗然。在座高官,皆曰“不可”。众人皆曰“不可”,主要是因为当时盛传谣言,说:血与火充塞西安,西安城内,已成赤色恐怖世界。对局势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就算今天没死,日后也难免一死。大家对我的劝说,归纳起来就是:此时我赴西安,等于给叛变者又送去一个要挟我丈夫的凭借,因为我是自投落网去给叛军作人质的……悲戚、失望、无奈,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原来的信仰,更难!至散会,中央的诸位高官终于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我飞西安的设想,仍遭到极力反对。晚上回家,不禁黯淡凄怆。只有暗自祷告,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的信仰耳。

14日下午:黄埔学生手足亲情

从中常会出来,各机关首脑也纷纷打电话给我,向我询问:目前情况下,应当如何应对。这中间,尤以黄埔同学的电话,最为迫切,他们要求我“立即发表讲话”。我知道,黄埔军校毕业生,都是我丈夫昔日亲自教育、培养的军队骨干,现在又担任着各部队的重要指挥员。既然他们坚持要我讲话,我就不能推却,于是,我索性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做了公开的演讲[5]。我除了转述自己在中常会上的观点,同时也指出:在尚未搞清事变真相之前,期望各位同学切勿妄加断定。遇事一定要镇定,切勿感情用事。委员长平常对待各位同学,一如对待自己的子弟。目前遭遇事变,正是各位谨遵师训,报答校长的时候。我也说明,西安叛变者,已经有电报给我,我也回了电报给他们。委员长和张学良的共同朋友--端纳,正在前往西安的途中,我深信,这些叛变者看到全国民众的反应,必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因此,只要他们有悔悟之意,我们就应该打开谈判的大门;假如他们有悔罪的诚意,黄埔学生就应该以宽大为怀,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既往不究。当我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压迫之时,我的大姐姐孔夫人(孔祥熙夫人宋蔼龄)、我的二姐姐孙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以及我的其他亲戚、朋友,也都过来全力慰藉我,他们的爱护之情,让我永远铭记在心。还有我的大姐夫孔部长,他兼任“代理行政院长”之职,虽然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但他始终充分同情、支持我的主张。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

西安事变终于露出了希望的第一缕曙光,并且确切地证明了我此前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端纳从西安发来电报,报告了委员长的平安,而且说,委员长现在的住处,十分舒适,他正在旁边照顾呢!这封电报同时表示:张学良亟盼孔祥熙代院长赴西安,也非常盼望我能一起前往西安。过了不久,我又接到张学良直接发给我的电报,电文中不仅对我发出邀请,而且首次做出保证,说他虽然发动兵变,但绝对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意思……可惜,对这份电报,南京有些人认为:不可信!这些人认为:叛变部队的计划,往往异常险恶。端纳的电报,很可能是叛军故意假借端纳的名义发出,实际是为了诱使孔部长和我,一起进入陕西,以便他们能够再多扣押几名重要人质,增加其日后的谈判筹码。对于此种推测,我表示“根本不信”。因为我知道,要想避免丈夫死于兵变,避免内战大规模发生,避免其他不怀好意的邻国看笑话,我就必须前往西安,力求事件和平解决。所幸者,孔部长与我的两位姐姐,全都表示:愿意陪同我一起飞往西安!姐姐、姐夫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感动。

15日:汉卿来电邀我入陕

十五日(星期二)下午,突然接到端纳从洛阳打来第二通长途电话,这个电话,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原来,十五日早晨,端纳冒着恶劣的天气,从西安乘飞机返回洛阳,就是为了从洛阳机场,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他去西安的真相。他用简短的英语,概述了全局。他说,委员长并未受到苛刻待遇;端纳到达西安后,委员长已被允许迁入较舒适的房屋。委员长也开始与张学良直接谈话,只是他的怒气仍未平息。不过,张学良已经当着端纳的面,郑重表示:他决心随同委员长一起回南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发动兵变的动机虽然绝对纯洁,但这一兵变,确有错误。与此同时,端纳也告诉我:张学良盼望我能去西安,因为他和他的部下,对我非常推崇云云。当然,端纳也坦率告我:委员长嘱咐说,我一定不能去西安。我丈夫的理由,和南京高官的说法差不多。当晚,我和大姐夫联系,不料,孔部长的医生说,他的身体不好,不能飞陕;而且孔部长兼任代理行政院长,此时此刻,势必难以离开南京。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端纳,请他转告张学良,可否以宋子文代替我的大姐夫。

18日:和平解决露出光芒

十八日,和平解决事变的希望,再次露出光芒。当晚,端纳又来电,说他已经二次进入西安,向委员长以及张学良,转达了我此前在电话中表达的意见,现在,西安的将领们表示:欢迎宋子文陪同我一起前往西安。得到好消息后,仍需焦虑奔忙。因为南京政府虽然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他们已经命令中央军向潼关以西的军事阵地,攻击前进,致使沿途百姓,死伤惨重。所幸者,两日后,陪同委员长赴西安的中央党部主任蒋鼎文先生,从西安飞抵南京。蒋主任不仅带来了委员长的亲笔信,而且恳切劝告南京高官:千万不可听任南京、西安间的裂痕,日见加深。蒋主任还要求:南京无线电广播及报纸上恶意谩骂西安的文章,必须停止。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委员长被禁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这一天,宋子文力排众议,终于得到中央批准,同意他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需要说明,南京政府此时仍然坚决不同意任何官员与叛变者直接谈判,说是要避免政府自贬威信。

十二月二十日

是南京政府给叛军规定的释放委员长的最后期限,我努力劝说,恳请中央再给予三日宽限。我并决定:偕子文同机入陕。无奈,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南京高级官员一起来到我家,坚决不让我去机场。有人甚至这样说:夫人如果留在南京,还能劝阻中央军对西安的进攻;夫人如果走了,谁能制止内战大规模爆发?为了这句话,我只得暂且留下。只能拜托子文直飞西安。这一天,还接到张学良电报,他说:如果我不能阻止中央军的进攻,那就一定不要去陕西,因为战争一旦爆发,他也没有力量保护前往西安的我!二十一日晨,得子文两封电报:一则报告委员长平安,一则告诉我,当天回京。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回到南京,在中央常委会叙述了他们在西安的见闻,我听了介绍,开始想象如果我亲自去西安,如果我直接和张学良对话,他的心理会发生何种变化?一句话,我听了子文、端纳的介绍,更加充满自信:我相信,只要我能够与张学良当面协商,一定能促使他迷途知返。我当时对西安事变已经产生一种感想:譬如造房子,端纳给房子打好了地基,子文已给房子树起了立柱,现在,只剩下上梁这最后一道工序了。而且,要想让房子最后竣工,就必须由我亲赴西安,面见张学良。

23日:搭救我夫亲赴西安

二十三日,我和子文、端纳、戴笠等人,一同登上飞机。登机之时,到机场送行的许多官员赞扬我的勇敢,而我也确实神志清醒,意志镇定,绝无怯意。因为我知道,自己敢于冒险进入叛军统治之区域,是因为我深刻了解西安兵变,必须和平解决。飞机很快进入西北,据说,一个星期以来,西安、洛阳上空都是阴云密布,但今日天气异常晴朗。飞机首先抵达洛阳上空,从飞机上俯瞰,洛阳机场的轰炸机,正罗列待发,我的心里,突然增加了阴影--我真的不希望在我进入西安之后,这些轰炸机能够起飞!于是,我一下飞机,立即召集该地陆军以及空军将领,当面谈话。我嘱咐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到委员长本人的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旋即,我们乘坐的飞机,再次起飞……飞机在白雪群山中沿着铁路线前进,过华山,放眼望去,尽是晶莹冰山,闪烁作光。最后看见平原,知道已经靠近西安了。端纳在白色山丛中,遥指一处方形城邑说:“那里就是临潼,委员长被劫的地方。”看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千。最近几年,委员长出巡各省,我必相随。唯独此次他的西安之行,我因有病,未能陪同。俄顷,飞机开始在西安机场上空盘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勃朗宁小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飞机着陆,叛军士兵噪动且无法控制,请一定用我给你的这把枪,把我杀死,千万不要犹豫。”段纳笑了,他说:“上帝和夫人同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飞机停稳,舱门打开,张学良首先登机欢迎我,我仍用平常语气,和他寒暄。离机时,汉卿请我先行,我却回头用不经意的语气对他说:“汉卿,请不要下令让你的部下搜查我的行李了,因为我害怕他们把我的行李给翻乱了,搞得我不好整理,我带的衣服、用品多。” 张学良立即诚惶诚恐地回答说:“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下令搜查夫人的行李呢?”下了飞机,杨虎城也赶到了,我坦然与之握手,就像我是偶然路过西安的访客。杨虎城刚一见到我,表情十分尴尬。看到我镇定又轻松的样子,他也不紧张了。

23日:见到丈夫说服汉卿

车队首先进入西安张学良家,稍事休息,我便赶去看望囚禁中的丈夫。直到这时,委员长也不知道我已抵达西安,因为我不愿让他为我着急,所以我要求子文、端纳以及汉卿等人,都不要把我抵达的消息告诉我的丈夫。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但走过的时候可以看到,禁卫森严,且卫兵们多携机关枪,很吓人的样子。我直接进入我丈夫的卧室,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呀,你真的来了?!你这可是入了虎穴啊!”说完,一面痛苦地摇头,一面潸然泪下。我则强力抑制住感情,仍用平常语调说,“我是来看望你的,什么危险都没有!” 当晚,我也向委员长亲口说明了我处理此次兵变的基本设想,我说,西安,乃我中华民族诞生之摇篮,我怎么能够听任西安古城,变成我丈夫的棺木呢!倘委员长不能活着离开西安,则中国的分裂与灭亡,就在眼前!我说:南京高官,大多主张立即轰炸西安、进兵潼关,中央军主力甚至整装待发……但是,张、杨叛军的背后,还有尚未剿灭的共军。如果想要开战,内战可以立即爆发。张杨所部,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后方更有委员长多年仇敌。倘若战事发动,势必酿成空前规模之内战,必然招致不可预期的浩劫。因为虎视眈眈之日本帝国主义者,正日夜盼望中国爆发内战,而中国一旦爆发大规模内战,日本才能完成其统治中国之迷梦。因此,我在南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止中央军轰炸、进攻西安!我的丈夫,完全赞成我的这些看法。我见过委员长后,再召张学良来见。张学良见我没有一句斥责他的话,显得很高兴。我则立即以镇静、诚挚的态度,开始和他长谈,我告诉他:你或许认为,西安兵变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这实际是你的错觉。今大错已成,如何补救,才是当前的最大问题。张学良则说,“如果夫人此次和委员长一起赴西安,我敢断定,绝不会发生今天的不幸。我们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妥,但我相信自己发动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抗击日寇,造福国家。只是我们几次向委员长请求,均遭怒斥……因此要请夫人婉转报告委员长,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就算要求委员长签署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文件,也是为了要为国牺牲……” 他又说,“夫人应该知道,我一向敬重夫人,就是我的部下也一致敬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他们搜查了委员长的文件,并且拿到了夫人致委员长的信函两封,我冒昧拜诵之后,更加感觉夫人的伟大。因为这两封信中,夫人为民众求福利,为国家抗外辱的至诚信念,均有充分展露,所以,我深信夫人此来,必能协调各方关系,使委员长早日离开陕西,而且我们仍然一致推崇委员长为我们的唯一领袖。今日特别恳求夫人向委员长面陈款曲,并深信夫人必能助我化解此种危局。” 我当然同意在我丈夫面前,替张、杨两人做说客,我也指出:12日凌晨,事变发生,枪声四起,如果我的丈夫不幸被流弹击中,结果会是怎样?那天凌晨,委员长慌忙中没穿棉衣,如果因为严寒侵袭,罹患肺炎而死,结果又会如何?你想停止剿共内战,却反而导致中央军进攻西安,导致更大规模内战爆发,请问,这样的结局你是否想到过?你们想逼迫委员长在你们规定的文件上签字,试想,以他的性格秉性和领袖地位,能够答应么?因此,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收拾危局,让委员长尽快离开陕西。张不断点头,表示完全同意。但又说:立即释放委员长,关系重大,需要征求其他同事的同意。我表示完全理解……等到谈话结束,夜已深矣。

25日:圣诞来临飞离西安

此后,我开始等候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开会做出决定,等候了很长时间,总算有了结果:张、杨及其部下,同意让委员长离开西安。这次等候,是漫长和痛苦的,因为东北军和西北军内各种主张都有。甚至有人认为张学良已经“叛变”,被我和子文、端纳收买了!此时,也曾有人向我透露,共党并无劫持委员长的意思,而且他们亦主张立即恢复委员长的自由。更有人告诉我,说共党已准备放弃他们昔日的政策与行动。圣诞夜,转瞬即逝矣,可惜,这一天仍然没有明确消息。虽然在是否释放委员长的问题上,张、杨等人有争论,但张学良等人始终没有提及金钱与个人权位问题。这种胸怀,却也是历来叛变军人所从来没有过的可爱之处。我以为,这就是中国政治进步的最大表现。圣诞阳光,终于挟着希望与快乐一起来到了。二十五日下午二点,张学良急匆匆赶来说:飞机已准备好了,他决心随委员长赴南京。委员长极力反对,说:“你无伴行之必要,你应该留在西安,继续指挥西北各部队”。但张学良向我解释说:他确实有赴南京的义务,因为他已向部下各将领表示,愿意担负此次事变之全部责任。同时,他还要用赴南京请罪的举动,来证明此次事变,他本人绝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恶意以及争夺个人权位的野心。我同意他陪同我们飞往南京。下午四时,我们终于可以走了。委员长和我以及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学良出门后,立刻直奔车子的前排就坐,让我和委员长坐在后排。子文、瑞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直开到张学良的波音座机门旁,飞机已提前开热备用。随着一声怒吼,波音飞机离地腾空,当晚抵达洛阳,祝颂圣诞佳节。

(节选自宋美龄的《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文章标题、小标题和注释,均为本刊添加。)

[1]孔祥熙,宋美龄的大姐夫,当时担任国民党财政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2]端纳,澳大利亚人,早年随父亲到中国,曾先后担任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外籍顾问,与宋美龄也很熟悉。[3]“同为中国人”,此处指南京的中央军和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北军、西北军,都是中国人。[4]当时的洛阳,仍为南京中央军控制。[5]这是保证国民党主力部队能够听从调遣,贯彻“决不立即攻打西安”的关键。由此亦可见宋美龄的才智和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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