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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张闻天(左三)、刘英(左一)与何方(左四)在列宁格勒合影。

张闻天评价周恩来:有时间见外宾没时间审批重要文件

核心提示: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

本文摘自《文史博览》2013年第12期 作者:何方 原题为:张闻天给周恩来提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和张闻天主要都在外交战线工作,他们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自然比较接近。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张闻天做过党的总书记,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

据胡乔木在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中说,1958年中央决定陈毅接任周恩来兼的外交部长时,曾考虑是不是把张闻天给调开,但周恩来主张把他留下来,说他在外交部搞得不错,工作仔细认真。在平时工作中,周恩来比较尊重张闻天的意见,生活上也注意照顾,例如一再招呼晚上没有急事不要叫醒张闻天等。

还有件事,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没有见到周恩来对张闻天的批判。开了差不多一个月批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周恩来只到会讲了一次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等问题,批判了彭德怀,也没特别批张闻天。因为他一直管外交,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许多不同看法可以顺手拈来,但他并未提起,此后也从来没听他提过。

张闻天则不但同意周恩来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由于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来受到批评时,张闻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时两人还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张闻天就曾对我表示不以为然。1956年国内“反冒进”时,张闻天虽然也在外交部大讲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后来看到周恩来遭到反“反冒进”的批判,张闻天不但表示同情,而且认为周恩来不应来外交部一再检讨。至于两人在外交上的看法一致和互相支持,那例子就更多了。

当然也不必隐讳,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我也听见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提过。

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1957年初,周总理还在外宾接待问题上没有指名地对张闻天当众发了一顿脾气。

中国好像一直有打肿脸充胖子、好做表面文章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宾接待上,深怕礼数不周,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使得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感到不胜负担,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评。所以有外宾来,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请示外交部,有时外交部派一个科长或科员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里指挥一切。

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不但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他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

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李颉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举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缅甸文工团访华临行送礼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而这是带回去永远也用不上的(注:缅甸大部分地区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7℃)。

材料内容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定稿后姬鹏飞批示办公厅送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张闻天从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制止,但吴冷西说不但已经刊出而且已经发出去了。正好当天怀仁堂有晚会,张闻天遇到邓小平,建议全部收回这本《内参》。不料邓小平却满不在乎,说反映一点情况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是在《内参》上,用不着收回。

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件事的前后,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张闻天就报请代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审批。但陈云不干,他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

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十一国之后,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2月6日回国。3月7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周总理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顿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

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阁。

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礼宾规格才经过几次改革,逐渐固定了下来,大致与国际惯例接上了轨。

附注:何方,陕西临潼人,生于1922年。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跟随张闻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1956年曾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外交部分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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