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订阅

这是苏静用最后的生命写出的肺腑之言

(1997年3月,苏静查体正常,7月便血,9月底诊断胃癌晚期,住进309医院。1997年11月28日,苏静逝世,死不瞑目。在临去世前47天,他在病床上口述了生前最后一封信。)

中共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尚昆、一波、力群、胡绳同志:

《第四野战军战史》中1994年由陈云同志向中央军委建议编写的。后来,军委决定请陈云、彭真同志担任编写四野战史的总顾问,请当年在四野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担任顾问;并成立编写领导小组,由洪学智同志任组长,下设编写办公室。我由于是历史见证人,也被指定为副组长之一。今年6月,战史定稿,上报中央军委,至今未被审批通过。

四野战史编写过程中,无论在编写办公室内部还是在编写领导小组内部,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始终存在不同意见。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完全应当也可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精神,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取得认识上的一致。但洪学智同志听不得不同意见,特别是彭真同志的两位秘书,直接干预编写工作,执意按照他们的观点定稿上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和编写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刘振华同志上书江泽民主席和中央军委,陈述意见,并请求辞去我们的副组长职务,以免遭到其他历史见证人的责难和非议。据说江主席已将我们的信和附件批转给了军委办公厅。

今天所以要再次给你们写这封信,一来是因为,四野战史编写中存在分歧的几个重大问题,既是军史问题,也是党史问题,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首先是党史问题,如果党史研究部门不拿出定论,写军史确有一定困难;二来是因为我自10月份重病住院,短时间很难出院,无法向诸位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而如果不把这些意见讲出来,我认为自己就没有尽到一个老党员的责任。所以,思考再三,只好在病床上口授此信。我的意见集中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的历史如何表述,具体有以下三个:

第一,中央有没有“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东北局内部有没有重大方针的分歧?现在一些同志说“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刘少奇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央并没有给东北局这样的指示;中央后来之所以改变了守住东北大门,抢占全东北的方针,指示我军让出中长路沿线,是为照顾苏联履行中苏条约。这就把问题的实质抹杀了。现在的四野战史就是按这个调子写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句话,我当时就看见过,许多老同志都看见过,怎么能说不是给东北局的指示呢?退一步讲,即使八个字没有写给东北局,但这个方针总写给东北局了吧?说这个方针仅仅是为照顾苏方,怎么能说得通呢?难道为了苏军撤退,还需要我们去占领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吗?对这个方针,东北局内部当时就有不同态度,否则,如何解释陈云同志主持起草的1945年11月29日给东北局并中央的电报中说:当前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指沈阳、长春、哈尔滨)?又如何解释“七七决议”中说:“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强调城市轻视农村的观点,是与事实和要求不相符的,必须加以肃清”?对东北局内部存在方针上的不同意见这件事,凡是当年在东北工作的高级干部都是知道的。我们今天写历史,总要尊重历史,不能谁的嗓门大就按谁的意见写。对这段历史,东北局1948年11月作过决议,并报经中央同意;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也讲过结论性的意见。他说“七大以后,全党全军,用脚走到东北,大约半年到七个月,有偏差。……于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是陈、高、洛的主张。中央接受了。指示他们执行了,集中起来,胜利了。彭真的错误,舍不得大城市,那是不对的。不要说路线错误,因为时间不长。中央指示后,没有坚持,但工作不能了,要调动。”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我们回过头判断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方针之争谁是谁非的最主要的依据。

第二,对四平保卫战如何评价?是正确决策,取得了胜利,达到了目的;还是战略上的失策,得不偿失,没有达到目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也应当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精神来写,而不应像《四野战史送审稿》那样,完全从正面加以描写,回避其中的历史教训。这一仗是中央决心打的,我们确实打得很英勇,也确实毙伤敌人一万余人,中央事后也在嘉奖电中肯定过“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但是,问题在于当时敌强我弱,我们没有条件和敌人硬拼。原来想把敌人阻止在四平一线,还提出要把四平变成马德里,结果,不但四平没守住,长春也没守住,相反自己损失8000骨干部队,几乎丧失元气。要不是主动撤退,撤退组织得好,后果不堪设想。陈云同志1947年5月在一封信中就说过:1946年7月以前锦州不决战和四平撤退指挥的成功是两件大事,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情况了。黄克诚、韩先楚等同志也都说过,四平保卫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得不偿失。我们今天写历史,应当把经验教训写出来,这样写才意义。如果囿于中央当时的决策,几十年过去了还是不顾事实,硬要粉饰,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利于总结历史经验,也不利于维护中央的威信。

第三,怎样反映“七七决议”,是只引其中的军事内容,对它在全局上的意义轻描淡写,几笔带过?还是全面完整地加以引用,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实事求是地把它看成是东北局以往争论的总结,统一东北全党全军思想,标志东北工作走上正轨,促使东北斗争形势发生历史性转变的纲领性文件?现在的《四野战史送审稿》是按前一种办法写的,据说这也是彭真同志秘书的意见。对此编写组内部曾有强烈反映。广州军区的同志指出:“七七决议”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作出的,离开全局,离开政治,离开当时的实际,单纯讲军事是回答不了“七七决议”的历史地位的。……东北局作出这个决议,既属于党史范畴,但更多的属于战史范畴。如果不完整地记述,就看不到对敌斗争的方针和策略,看不出对内部各种错误思想的指出及解决,看不到转变敌强我弱的诸项措施,就不能充分反映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过去,罗荣桓同志在文章中也指出,“七七决议”对当时的一场争论作了总结。什么争论呢?就是有一部分同志存在和平幻想,迷恋大城市,以为仅靠大部队打一两场仗就可以把敌人挡在东北大门之外,不愿到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做艰苦工作,而大多数人持相反意见。“七七决议”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使东北全党全军丢掉了和平幻想,下决心艰苦奋斗。如果不把这个意义写出来,就无法说明为什么东北解放战争后来会进行得那么快,就无法向历史作出交代。

我的意见还有一些,但主要是以上三条。集中起来,就是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局内部有没有重大方针之争,这个争论有没有是非,哪种方针对,哪种方针错。承认有争论,承认有是非,并承认其中一种方针正确,另一种方针错误,在这个前提下,具体撰写时当然需要照顾到团结,多从总结经验教训着眼,少追究甚至不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是,如果根本不承认有是非之争,不是站在正确的方针的立场上来写,那么,这种照顾团结,只能是掩盖事实,歪曲历史,欺骗世人。我相信,这样的历史书即使出版,也是站不住脚的,最终还是会被后人按照历史本来面貌重新改写的。不过,那样一来就错上加错,更加被动了。我希望不要出现那种情况。

以上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如有错误请批评,如认为有可以考虑之处,请批转有关党史部门研究。为了方便研究,我随信附上一些材料。

苏静 1997年10月12日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铁血立场。

全部评论
加载更多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