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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朱德元帅在南昌起义前后所做的重大贡献——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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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八一南昌起义”前后,朱德对在江西及南昌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同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因为当时驻守江西及南昌的军队大都是朱德曾经服役过的滇军,并且这些握有江西省军政实权的将领大多是讲武堂毕业的同窗,他们与朱德曾经在云南共事多年,交往密切,感情较深。虽然各自坚守不同的政治信仰,走着不同的道路,但这些同窗仍然钦佩朱德的人格魅力,对朱德所进行的统战不仅默认,甚至还予袒护。朱德在我军初创时期所进行的这些统战工作,对于南昌起义和部队的南撤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

朱德在南昌起义前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窗好友朱培德、王钧、金汉鼎、杨池生、扬如轩、范石生等人有着重要的关系,他充分利用这些同窗关系在江西省及南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南昌起义武装力量的培养和增强,为起义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保障,为南昌起义部队南撤保存实力做出了卓越贡献。

[b]利用旧军队阵营积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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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前中央决定派朱德前往江西南昌开展革命工作,中央为什么要在1927年派朱德去江西工作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江西及南昌的国民党军事实权派大都与朱德是过去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同窗好友。其中,最著名的有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的朱培德(后晋升国民党陆军上将)、师长王钧、杨池生、杨如轩,第9军军长金汉鼎和第16军军长范石生等人。这些人与朱德不仅仅是同期普通的同学,而且过去就是学时的铁杆朋友。他们一起参加过推翻清朝的“重九起义”和护法战争,同朱德在这些反清斗争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当时去江西工作的朱德却与这些过去的同窗旧友在政治思想和革命信仰上有着格格不入的本质区别。朱德去南昌见了同窗朱培德后,朱培德很信任地将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领导权交给了朱德,不久又委任朱德为南昌市公安局的局长,从这一现象不难看出朱德和朱培德的关系非同一般。当时的朱德不但是中共党员,而且肩负着党交给的重任,他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和该干的工作。于是他充分利用朱培德不愿公开反共的心理,将革命力量和左派人士掩藏和积蓄在朱培德的部队里面,为未来的暴动和起义打下基础。例如,朱德利用充当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身份,适时将一部分革命志士和左派力量掩蔽在军官教育团第三营内,当时的学生第三营,是学兵营,主要招收省内的中学生,也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共四百余人。教育团中还有随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以及原来在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这些倾向革命和愿意革命的学生大部分参加了后来的南昌起义,为壮大起义力量做出了贡献。

[b]利用旧军队阵营传播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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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培德对朱德十分信任,他们经常一起回忆同学时代的美好时光和战斗友谊,虽然他后来知道朱德的共产党员身份,但仍把整个军官教育团的事情都交给朱德来办。朱德就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旧军队阵营中传播革命思想,做好转变人思想的工作。注重在学生中宣传民主革命和打倒军阀的教育,同时宣传共产党和主张和彻底革命的思想。譬如,朱德亲自制定军官教育团的教学内容,注重教育的政治性和时事性。“朱德十分重视提高学员思想政治觉悟的教育。政治方面的课程,有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还有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等。”他经常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讲课,重点宣传共产党和主张和革命的思想。曾随朱德从万县到南昌担任军官教育团排长的莫湘回忆说:“在这些日子里,“从未见他冒过火,发过脾气,一直是和蔼可亲地与人交谈,发觉到人的思想有问题时总是旁敲侧击,循循诱导;见人行动上有错误的,总是明白指出,以理诲人”。 军官教育团学员的成分和思想状况比较复杂,朱德耐心地指出:“这些人的思想是应改造,但也是可以改造的。我们有信心把他们改造成为革命的可靠力量,否则,怎能谈得上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改造世界呢?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做不同的工作。主要是:主动地接近他们而耐心细致地以理说服。我看是能够争取他们走革命这条光明大道的。”朱培德派朱德率军官教育团到赣东的抚州一带剿匪,朱德在部队出发前一再向全团人员阐明:“要做到真正的成为一个革命的人,就要有个清醒的头脑,有个明净的眼光,有个坚定的信念。要能明辨是非,要能澄清曲直,要能分清敌我,还要站稳立场。如果是一贯欺压人民和剥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哪怕口头甜如蜜,其心则是毒若剑,我们必须毫不留情予以打击。若遇有权有势而有钱的人在咒骂他人时,则当多考虑之,多给予调查研究之。如系是阶级敌人诬陷穷人,则必予以惩罚而支援工农,支援穷人。”由于他循循善诱和因人而异的教育方法,使政治统战获到了很好的效果,因而军官教育团的战斗力亦日益增长。受训人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极大提高,很多人都成为南昌起义部队的骨干和南撤部队中坚定的革命者。

[b]为南昌起义暴动提供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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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军队和革命武装需要革命的人才,需要建立一支忠于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朱德遵循党的有关指示,充分利用讲武堂同窗的特殊关系开展统战工作。在他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期间,特别注重培育革命人才,从组织上和人才上都为南昌起义准备力量。譬如,军官教育团名义上虽然隶属于第三军,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培养革命人材的基地。朱德在每个学生连队中很快秘密建立起共产党的小组,发展了党员并确定了党小组长。有的连党员人数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可见在军官教育团党的骨干之多。另外,确定了共产党员陈奇涵(团参谋长)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党组织还定期开展党的活动,一般工作人员也经常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江西的工农运动正在高涨,不少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干部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训练班,这些训练班主要是为了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而开办,通过培训,有力地提高了工农运动骨干分子的组织能力和战斗力,这些活动使整个教育团呈现出浓重的革命气氛。南昌起义前夕,朱德加强了军事统战工作的力度,打算对讲武堂同窗晓之以理,申明大义,使他们支持和投奔革命,加强革命武装力量。他曾分别写信给他在滇军中的老同学和老同事,包括驻在韶关的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驻九江的第九军军长金汉鼎、驻吉安的第十九师师长杨池生、驻临川的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他晓以革命大义,劝他们弃暗投明,一起南下广东,但这些同窗大都态度暖昧,顾恋荣华富贵,没有参加革命的勇气和决心。面对朱德的统战,他们并没有立刻表现出反对,最多是“礼送朱德出境”了事。

[b]将旧军队阵营转变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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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力量的历史性事件,它宣告了我党正式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南昌起义是在复杂的敌我斗争中形成的,起义的成分比较复杂,为了保证起义的成功,前敌委员会和起义指挥部动员了所有能参加的江西部队。其中,朱德就动员了军官教育团的三个连直接参加起义。除动员部队参加武装起义外,朱德还在起义前为起义准备了革命的力量。譬如,就在军官教育团剿匪调回南昌前,朱德就有计划地派军官教育团的副官卓廉诗担任抚州公安局局长,排长冉国平担任临川县农民自卫大队大队长。这些,不仅支持了农民运动,而且促进了当地革命力量的形成。其二,为了检验军官教育团革命力量的战斗力,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从江西到上海,沿途屠杀工农群众,积极策划反共政变,政治风云越来越险恶。4月2日,在中共江西省委发动下,南昌工农群众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军官教育团也派出一部分学员,身着便衣,携带短枪,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游行的人群高喊着反对新军阀,打倒蒋介石等口号,涌向百花洲畔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他们在方志敏等领导下,冲进蒋介石控制的省党部。捉住程天放等反共分子,并在第二天召开有三万余群众参加的大会,将程天放等人游街示众。这些革命行动是对国民党右派的沉重打击,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有力支持。

[b]利用旧军队阵营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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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旧军队暂时掩藏和保存革命武装力量,在我军初创时期是一个创举。我军在南昌起义后四面受敌,军事力量敌强我弱,形势十分险恶。部队在撤离南昌南下广东途中受强敌围追堵截,损失很大。为了有效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使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部队得以生存,就成为我党我军当时面临的困难抉择。这时恰逢驻守韶关、汝城一带的国民党驻军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同学范石生的部队,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学。他们曾结拜为兄弟,一起秘密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昆明的“重九起义”,又一起在蔡愕的领导下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后来,范石生成为滇军的高级将领。当时的范石生是国民党第十六军的军长,其部队正好横垣在起义军南撤的征途上。针对范石生与将介石矛盾很深的情况,经中央同意,朱德写信与范部取得了联系,范石生对能重新见到老友朱德非常高兴,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表示欢迎。信中说:“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曰唯(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长曾日唯)处。经与范石生达成暂驻协议,朱德、陈毅、周士弟等率领的部分起义部队在范石生那是逗留生活了一段时间,不仅补充了粮弹,换发了新衣,而且还得到范部诸多的军饷资助。这样一来,南下起义部队不但得到休整,也得到了军需弹药的有力补充。直到后来被蒋介石发觉,范石生才不得巳让朱德的部队撤离,临别时还给朱德的部队送来一大笔钱款,这个事例成为我党开展统战工作的典型范例。除此以外,在利用旧军队阵营掩护和保存革命武装的事例中,朱德过去与同窗杨如轩的关系也不错,当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要通过国民党第27师的防地时,朱德适时对杨如轩打了招呼,杨考虑到同朱德多年同窗和袍泽关系,便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地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大路,使朱德的起义部队得以顺利通行,从而避免了对抗和伤亡。

(该文曾在朱德思想相关研讨会上获奖,内容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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