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贪官为何横行


上海开埠后,英商丽如银行捷足先登,稍后英、法、德、日、俄、美、比等国金融势力纷纷涉足上海,但长期处于龙头老大地位,获利最丰,实力最强者,非汇丰银行莫属,因为大量借款给中国政府,汇丰银行就牢牢控制着中国政府的盐税和关税,中国政府如要动用,须经汇丰准许。这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巨大,连汇丰银行的买办也高人一等,因为经常替清政府中介借款,它的买办甚至被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绝对保密”避风港汇丰银行开办后,一改在华外商银行只重汇兑不重存款的做法,将存款业务列为银行主要业务之一,近代国人没有什么存款概念,普通百姓也没有什么钱储蓄,因此达官显要的存款才是汇丰银行关注的重点。为了吸引他们,汇丰一面做广告宣传储蓄的种种好处,一面规定存户资料绝对保密,中英两套账目从不示人,这一招果然有效,《北华捷报》说,汇丰成为“获得中国人信任的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汇丰银行的举措获得了当时不少权贵的芳心,清廷官吏、民国政要宁愿少取利息,也要将贪污、搜括所得的巨额资财存入汇丰银行,以保证安全。

清末皇室亲贵、掌握中枢的庆亲王奕劻就是汇丰银行的大客户。据清人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庆亲王奕劻曾将120万两黄金送往东郊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放。汇丰银行很清楚奕劻巨额资财来路不正,于是摆足架子,多方刁难,数四往返,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厘。事情为清末御史蒋式瑆得知后,上奏朝廷,认定奕劻所存必是赃款,务须从汇丰银行中提出此款,充公入股官立银行。

慈禧太后得报,派尚书鹿传霖、清锐与汇丰银行交涉,“确查具奏”。鹿传霖、清锐到银行后,当日是星期天,没有人营业,吃了闭门羹。隔日再去,仍是无功而返,据清锐等人的奏折称,“银行向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复询以与庆亲王有无往来,彼答以庆亲王则未经见过,询其账目,则谓华洋字各一份,从不准以示人”。

很显然,奕劻已经得知风声提前做了手脚。《国闻备乘》一书对此有详细记载:“道员吴懋鼎为汇丰司会计,私以告御史蒋式瑆。式瑆劾之。事下尚书鹿传霖、左都御史薄良查办。奕劻大惧,遣使现与吴约,愿割其半借券还之,请勿宣。吴许诺。翌日,传霖等至,呈其簿据观之,凡巨室所存母金皆隐其名曰某堂某会。传霖不能辩,亦不愿穷竟其事结怨于王,遂以查无实据入告。”(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9页。)

结果被撤职查办的不是奕劻,而是百口莫辩的蒋式瑆。此事发生后,等于为汇丰银行作了一次义务宣传,中国官吏和工商业者都将汇丰视作安全的避风港,纷纷到汇丰银行开立账户,将巨额资产和金银古玩存入银行,一时间汇丰存款大增。“台谏三霖”均失败

奕劻的钱自然存进了汇丰银行。奕劻贪赃枉法,在清末几乎路人皆知,惹得御史谏官蒋式瑆等人弹劾不止。除蒋式瑆外,清末著名的三御史“台谏三霖”,即广西全州御史赵炳麟、福建莆田御史江春霖和湖南湘潭御史赵启霖,也多次冒死弹劾奕劻,结果也像蒋式瑆一样,倒下的不是奕劻,而是“三霖”,可见奕劻的势力之大一手遮天,也可见清朝腐败不堪气数已尽,得益的正是汇丰银行这样不受中国政府监督,又标榜保守客户秘密的外商银行。

“台谏三霖”,到了上海人嘴里,就被称为“三菱公司”,因为恰好有一家日本洋行叫“三菱公司”,比“台谏三霖”更易琅琅上口。“三菱公司”弹劾奕劻,朝廷派员去汇丰查账的故事,在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就有生动描写。作者李伯元只是把地点改到了上海,笔法曲折传神,不仅揭示了汇丰银行的“生意经”,而且把当年外商银行的霸气和傲慢写得活灵活现。

“官场现形”小说版

小说中,厘金局总办余荩臣(奕劻的原型)卖官鬻爵,收了人家五十多万两的银子,除了在上海买了一些地皮产业外,剩下的一并存在一家外国银行里。事情被御史参劾后,清廷命制台大人查办,制台又命藩台办理此案。

次日藩台坐轮船到了上海,先去拜访上海道。见面之后,叙及要到银行查账之事。上海道问:“但不知余某人的银子是放在哪一爿银行里的?”藩台大惊道:“难道银行还有两家吗?”真正昏聩到了极点,令人发噱。

上海道毕竟与洋人多打交道,熟悉情况,介绍说:“但只英国就有麦加利、汇丰两爿银行。此外俄国有道胜银行,日本有正金银行,以及荷兰国、法兰西统通有银行,共有几十家呢。”

藩台听后,愣了半天,说:“我们在省里只晓得有汇丰银行汇丰洋票,几年里,兄弟在上海的时候也曾使过几张,却不晓得有许多的银行。依兄弟想来,只有汇丰同我们中国人来往,余某人的这银子大约是放在汇丰,我们只消到汇丰去查就是了。”上海道无话可说。

第二天一早,藩台就想到汇丰家去查账。未曾上车的时候,车夫说,今天礼拜日,外国人是不办公事的,去了也是白去。藩台要面子,说:“管他妈的礼拜不礼拜!我到他门口飞张片子,我总算到过的了。”

一霎时走到三层楼的汇丰银行门口,当时在外滩还算是数一数二的大房子,果见两扇大门紧紧闭着。投帖的人叫唤了半天,亦没有一个人答应。投帖的无奈,只得走到马车跟前,据实回复。藩台叫他把片子留下就是了。投帖的又跑回去,拿张片子塞了半天亦没有塞进,只好蘸了点唾沫,拿片子贴在门上走了。

第二天藩台仍旧坐了马车赶去。上了台阶,投帖的就挺着嗓子喊“接帖”。一个工役连忙挥手叫他出去,又指引他叫他走后门到后头去。藩台心上很不高兴,自想:“我是客,我来拜他,怎么叫我走后门?”

原来汇丰银行开业后,有一条奇怪的规定,凡中国人与汇丰的业务往来均须从后门进出,所以有人指引他到后边去。当下藩台无奈,只得跟了投帖的跟班走到后面。

其时柜台上收付洋钱,查对支票,正在忙个不停,也没有人去招呼他。跟班拿了名片,叫唤了几声“接帖”,没有人理他;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忽见里面走出一个中国人来,也不晓得是行里的什么人。藩台便亲自上前向他询问,自称是江南藩司,奉了朝廷的差使,要找外国人说一句话,看一笔账。那人听说他是藩台,便把两只眼拿他上下估量了一番,回报了一声:“外国人忙着,在楼上,你要找他,他也没工夫会你的。”

书中描写,“其时来支洋钱取银子的人越聚越多,看洋钱的叮呤当啷,都灌到藩台耳朵里去。洋钱都用大箩筐盛着,豁琅一掼,不晓得几千几万似的。整包的钞票,一沓一沓的数给人看,花花绿绿,都耀到藩台眼睛里去”。

藩台看此情形,知道再也无人理会他,于是打道回府。藩台的查账以失败而告终。堂堂清朝政府的大员,昏聩无知自不去说他,而面对一家财大气粗的外国银行毫无办法,其情可哀,其形可叹也。小说讽刺清末官场各色腐败情形,却也为我们留下了近代外商银行在中国成长的最初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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