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禁令年惹公务员纷纷叫苦 媒体嫌苦你别干呀!辞职好了

就在北京传出公务员蓄势涨薪之时,南方的深圳立刻遥相呼应。昨日,在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深圳代表团的讨论中,多位代表呼吁给公务员加薪。

一方面是争夺公务员“铁饭碗”竞争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在职公务员不断抱怨收入低、福利差,涨薪呼声越来越多,这一悖论该如何解释?

工资低压力大?

在讨论今年广东省高院的工作报告时,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商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林慧表示,由于自己单位就在法院旁边,对法院队伍的辛苦程度了解比较多。“我下班时间比较晚,有时八九点法院灯还亮着,能看得出他们的辛苦程度。”

“法院的人真不容易,他们工资真不高。”林慧说,在国外,法官的工资相当高,所以很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我们的法官按行政级别,副处、处级,基本工资也就一万元左右。”

律师界女代表张丽杰也有感而发:“深圳的法官队伍有很严重的人员流失问题。我认识一个基层法官,是个副院长,说很多女法官因为太累了,回家没有时间管孩子。”

张丽杰说,这几年从深圳中院辞职的法官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人辞职出来做律师,挣的钱是法官的很多倍。

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高级工程师刘林在会上直言,应该尽快给公务员涨工资。刘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仅是法院队伍,所有深圳公务员队伍都很辛苦,工作量和工作压力都很大。

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市皇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创裕说,从公务员到两院队伍的待遇问题是一件迫在眉睫需要改革的事情,希望深圳能以高薪养廉为指导思想,尽快启动这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不仅是深圳,在“八项规定”等文件对公务员的纪律约束越来越严格的背景下,2014年初,不时有基层公务员吐槽的消息出现,“公务员涨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日前有消息称北京公务员涨薪已经蓄势待发,北京市各区正在通过不同方式,将一些“暗补”变为“明补”,而这将直接影响公务员的退休金发放水平。不过对此官方尚未有明确回应。

代表释疑为何涨薪

就公务员涨薪的提议,刘林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采访时,一一对记者的质疑给予了回应。

刘林告诉本报,深圳公务员工资六七年都没变,加上通胀,大家生活压力非常大。

更大的原因来自与外界的比较。“五年、十年前公务员收入算中上,现在是中下,因为别人在动,物价在动,我们一直没动。”

“这几年企业员工收入增长非常大。原来一个职位年平均工资大概八九万,现在加上奖金有三十多万。企业里工程师一级别的五六十万很正常。”刘林说,自己的职位到企业工作将是现在的四到五倍。

既然如此,为何不干脆解印而去,“下海”一搏?面对记者的追问,刘林说,自己快五十岁了,这时再到企业,意味着自己这么多年拿低工资,退休后却不能享受体制内较好的退休待遇。“等于前面没拿到,后面的也没拿到。”

这也正是问题核心所在。由于养老双轨制,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比企业人员高很多一直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去年底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正在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着力解决‘双轨制’‘待遇差’问题。”目前,由人社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负责制定的养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涉及养老“并轨”、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退休年龄调整等多项重大问题,是一项一揽子工程。

对此,刘林认为,在企业工作的人,在岗时收入比较高,这相当于提前兑现了报酬,而公务员是退休之后才折现。“在企业拿高工资,退休时拿低退休金,但你先折现了,实际收入比公务员高很多。所以不要老是误导人,你在职时工资多高啊,你为啥不说?”

如果公务员工资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挤破头考公务员?对此,刘林回答,报考人多是因为大学生就业难,很多企业不愿意招没经验的应届生,公务员应届生都可以报考。

“公务员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工作。而且公务员刚开始可能起薪比企业高,但企业后面提得特别快。”

刘林认为,公务员薪酬要定一个标准,至少要提高到中等以上程度,再根据每年的物价上涨进行调整。

“我也同意你们说的,就是在发达国家,最聪明的人都到企业挣钱去了,中上才去做公务员,这种形势将来在我国也会实现。”刘林说,目前我国还处于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就要解决好当前该解决的问题。

最近这几天或许公众会觉得世道变了,因为媒体开始报道说,很多公务员过去一年在“八项规定”及其相关禁令之下干不下去了,纷纷要辞职。对比一年热过一年的国考热潮,这简直恍如隔世。

一部分媒体认为基层公务员确实待遇低工作累,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并列举了种种苦闷的例子。媒体还发明了一个词叫“公diao”,字面看应该是“公务员diao丝”的意思。而大部分媒体,包括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则不无冷笑:“他们要是想辞职就辞职好了”,更刻薄点的干脆用了《好走,不送》这样的标题。

要我说,这事儿,没这么简单。我并不认为公务员辞职真的会成为一个潮流,这不过是媒体的大惊小怪罢了。很多时候,媒体根本没弄懂“禁令之年”对各个阶层的公务员到底有什么样的利益影响。

试着分析下。首先,看看报道中公务员损失了什么。总结起来其实都不算什么——中秋的月饼没有了,逢年过节的贺卡日历没有了,几百上千块钱的过节费少发或者没有了,吃饭少了,旅游取消了,下属单位不敢送往年的惯例购物卡了……

好,都算下来,能有多少钱?少喝点少吃点,能有多少实质损失?至于让公务员把铁饭碗扔了辞职不干?你当公务员都是小孩啊,随便闹情绪?

还有媒体说是因为过去一年的各种禁令,使各级别尤其是基层公务员面临一轮轮的折腾,这还是开玩笑,你当之前党政部门的各种评比、考核、视察、学习就不折腾?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公务员群体最能适应的就是折腾。

实际上,媒体报道中说要辞职的,基本上都是一直以来在公务员系统中就不怎么开心的部分群体的抱怨,这在每个行业都是如此,不单单是公务员;而且每年都是如此,不单单是今年。

他们几乎都是非领导职务的年轻基层公务员,未婚,并非京城部委或者大城市公务员(这类年轻公务员还指望着各种诸如经济适用房的隐形福利呢,一套房子抵过无数年工资),也并非机关公务员(机关比基层更容易解决职位,要知道很多乡镇公务员一辈子都熬不上一个正科甚至副科级)。

如果这个年轻公务员又并非本地人,没有可帮助到他的关系网络,而且多增了生活成本,那么这个基层年轻未婚没职位的公务员的工作,其实暂时来说,最大的福利不过是未来预期的社会地位而已。

因为上述公务员所得不多,由此少发一点福利对他们的影响就很大。但实际上,他们虽然抱怨最多,但也是八项规定下受损最少的,因为本来就没多少隐形利益可言。

比年轻公务员好一些的,是已婚的公务员。你会发现,中小城市一个公务员跟老师或者银行、电信部门员工包括当地商人子女组成家庭的很多,这是因为公务员直接待遇不高,但隐形的地位不错而这在中小城市的社交网络中尤为重要。所以夫妻双方一个负责地位,一个负责经济。否则都是普通公务员,各单位每年随的份子钱就够你受的。

他们在八项规定的各种禁令之下,虽然也同样利益受损,但是最难受的不是减少吃喝少拿卡,而是这种禁令导致他们办一些事不方便,和由此导致的社会优越感降低,越是小地方,越讲究“面子”,对内对外都是如此。

同样类似的,还有已经退休的公务员。虽然原单位少组织了几次退休人员旅游,领导年底慰问少发了购物卡和几桶油,但毕竟不是大事。最大的失落,依然是觉得“面子”上受损。

我认为,“禁令之年”真正切实受损的,其实是那些众人羡慕的油水部门的中层以上职位的领导,以及省厅和市局里的实权部门公务员。

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些实权单位,才真正的有很多福利可发;也只有这些部门,才有人送礼,而且其少发的和少收的也才会数额庞大到让他们肉痛。

按照此逻辑继续推导下去,实权部门公务员发的福利其实都不是大头。掌控着千亿甚至几千亿资金的关键岗位的领导们,是更大的受损者,因为大量贪腐就也是由此而来的——如果去年无数餐饮业纷纷亏损的话,那么当初没有亏损的时候他们挣的钱,必然也有一部分可能作为利益输送,惠及相关官员。

而上述这些人,显然不会直接站出来抱怨什么。甚至有报道提及,一些“清水衙门”的公务员,看到这些实权部门公务员受损严重,反而心里平衡了一些——要知道,肯定有一些人当初为了进这些实权部门是花了很多“成本”的,现在不能如期“收回”,别人看来自然也很有快感。

实际上,受损最直接、最严重的,还不是他们,而是一批当初基层的佼佼者——如果搜一下新闻,你会发现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省直机关违规借调人员的清退工作,各地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员被退回到原来的基层部门——他们当初都是原单位的佼佼者,因为优秀被上级单位借调数年,甚至在省城结了婚买了房,就等着慢慢熬出一个省直机关的编制。结果突然面临此等政策,回原单位肯定没有位置了,别说仕途,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

至于最广大普通公务员的态度,我想只可能是:等着看吧。谁都想知道,禁令之年的高压,到底能持续多久;以及,它将是量变,还是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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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企业员工收入增长非常大。原来一个职位年平均工资大概八九万,现在加上奖金有三十多万。企业里工程师一级别的五六十万很正常。”刘林说,自己的职位到企业工作将是现在的四到五倍。

----------------我想问的是这种拿几十万的职工是极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

别告诉我这些是电信/烟草/电力的,这些单位获得个正式编制身份比公务员还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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