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自我肯定需求理论视角下的苏联解体原因分析 – 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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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东西方的学者对此提出过各种不同的解释。本文以自我肯定需求作为基本理论,分析了苏联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提出正是因为共同的自我肯定需求导致了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初期的成功,也正是因为后期不同层面上的认知膜差异带来的自我肯定需求矛盾,造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乃至整个苏联模式的失败。本文证明了构建共同的认知主体的重要性,以及满足各个认知主体的自我肯定需求对于国家经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对中国当前改革方向的建议。

关键词 苏联 计划经济 自我肯定需求 认知膜 认知主体

1 引言

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围绕该事件的原因分析早已汗牛充栋。“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随着当前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进入了关键的路口,如何认识苏联七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失误已经成为国内外相关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以自我肯定需求作为基本理论,分析了苏联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试图对苏联解体事件的解释给出一个全新的视角。

虽然屡经改革,但斯大林正式执政(1927年12月苏共十五大)后确立的高集中强指令的经济体制在苏联解体进程中的角色是历来讨论的重点。如托尼•安德烈阿尼认为,斯大林的政策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管理上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 ]黄军甫认为,斯大林的经济体制,使得“亚细亚社会的所有最坏的因素借助于新的语言,新的符号全面复活了”。[ ]

苏联经济失败的最直接表现便是各个方面上的比例失衡,具体表现为农、轻、重比例失衡,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衡以及投资结构比例失衡。对于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卡瑟琳•丹克斯认为来自于苏联经济体制的本身问题。他指出,苏联的经济体制是互不协调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物,经济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先后次序的安排并不正确。比如,如果企业不能制定反映产品真实生产成本的价格,那么它们就不能真正地自筹资金。此外,因为担心物价增长引起通货膨胀和削弱改革从而导致社会不满,价格改革一直滞后。[ ]马焕明则认为,在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从长期来看计划者在确定计划时也会充分考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但消费品的价格及品种构成是由根据计划者的偏好而不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反映来决定的。因此对于消费品短缺与社会需求增加的矛盾,苏联通过提高“周转税(Turnover tax)”以抬高价格的办法来吸纳新的需求,化解、弥合供求脱节,并维持特权阶层的特殊供应。[ ]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专门的论述相对较少,不过仍然存在。如前美国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家马歇尔,戈德曼认为,戈尔巴乔夫对一些经济问题处理不当,这对苏联经济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李华也认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落后,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 ]

其他还有些学者从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差、经济发展理论没有跳出旧有框架、甚至是西方社会有意识利用经济优势对苏联经济进行打压等方面入手,也提出了丰富的可贵的探索意见。但总体说来,学术界对于苏联经济失败原因的研究,要么是简单的分析数据之间的差异,要么将原因归咎于高度集中的体制。即使涉及经济改革的作用或领导阶层的作用的研究,其实也都是对高度集中体制的具体化分析。我们认为,这些原因,并没有能够从最基础的层面,即个人社会经济互动层面的角度进行分析,而这正是我们下面试图解释的内容。

2 自我肯定需求的作用

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互动时做出选择的原因,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认为人的选择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客观价值的概念。而以卡尔.门格尔为肇端的主观价值理论则认为,价值来自于物品的效用对人们需要的满足量,个人的选择是选择更大效用的纯主观过程。我们认为,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假设过于完美和绝对,无法真实的模拟现实社会的经济过程;主观主义的效用解释虽然较好的说明了价值的主观属性,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商品的价值完全推向市场,从而使得一切调控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正是因此,主观主义的价值学说成为新奥地利学派以及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根本信条之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横扫全球的市场化的指导纲领。

我们都知道,根据主观价值理论,在市场经济的活动中,每个人的需求是选择产品的最根本因素。如一瓶可饮用水,对于沙漠地区和沿淡水湖地区的人来说,价值自然是完全不同的。但同时应当看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需求并不能简单的解释为单一不变的因素。在这里,我们引入蔡恒进提出的“自我肯定需求”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在蔡恒进看来,排除掉随机的和完全非理性的需求之后,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两类——理性经济需求和自我肯定需求。其中理性经济需求是每个人在其已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理性选择后产生的需求,自我肯定需求则是人建立在对自己的主观判断上的需求。

蔡恒进提出,自我肯定需求源于个人自我的内心比较。这种比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与自我的历史纵向比较,另一种是与他人的获得横向比较。这两种比较共同作用,再加上人对自己的肯定,便产生了一种不同于理性经济需求的自我肯定需求。显而易见,个人一直是倾向于肯定自我,更倾向于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更倾向于认可自己,并期望获得高出平均水平或超出过去水平的报酬或认可。换言之,个人做选择的动力和方向,其实来自于更强的自我肯定需求。[ ]

在自我肯定需求的基础上,蔡恒进更进一步将之进行深化,提出了“认知膜”的概念。“认知膜”是一种社会固有现象,其哲学的本质解释来源于马克思对人的定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认知膜的定义是在社会活动中,个人从倾向肯定自我出发,而用较高的自我评价从主观上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认知综合体。认知膜一方面具有对个人自我评价的保护,同时也造成了不同认知范围内群体的认知误差的加强,从而对个人之间以及团体之间的完美互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 ]

其实,无论是古典主义的绝对理性论,还是主观主义的相对效用论,都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极端设想,现实社会中实现的可能性极小,因此用这些理论对现实社会进行指导会出现各种无法预料的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华盛顿共识”基础上实施的“休克疗法”的破产。而在自我肯定需求理论中,绝对的理想经济需求和相对的自我肯定需求构成了价值上的总需求,纵向的历史肯定需求和横向的他人肯定需求构成了现实上的总需求,个人的自我肯定需求和认知膜内的自我肯定需求构成了社会上的总需求。需求的范围从经济活动的最小个体——人开始不断扩展,直到整个社会,构成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全面涵盖。最为重要的是,整个理论都是以对人类的个人心理以及社会属性出发,绝对需求和相对需求结合,因此实现了对现实社会现象的良好解释效果。如果在自我肯定需求的理论基础上去理解苏联经济问题,我们能够得出很多新颖的认识。

3斯大林经济体制出现的必然性

对于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批判的人来说,斯大林式的经济体制是反人道的、不应该存在的。但是这种理论根本无法解释斯大林经济模式长期存在的事实,以及其取得的经济成就。而从理性人假设来出发,则根本无法解释斯大林模式下苏联国内凝聚力反而提高的现象,甚至不得不从高压统治下去找原因。如果转而从自我肯定需求来解释,我们就能够发现,其实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出现,不仅仅是来自于当时领导层的决策,更是因为符合并统一了当时苏联主要族群的自我肯定需求。

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的崛起,开始于彼得大帝,兴盛于斯大林时期。俄国人民深厚的历史荣耀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加上和西欧不同的宗教传统,使得俄罗斯人往往对于西方的成就抱有复杂的情绪。在纵向上,俄罗斯人民认为自己和西方社会之间是同样独立而历史悠久的个体,却明白历史已经成为自己前进的负担;在横向上,俄罗斯清醒的意识到自己和西方文明社会之间的差距,却又希望西方以一个平等的大国来评价和对待自己。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俄罗斯)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 ]用自我肯定需求来分析,俄罗斯帝国乃至人民,一直陷于民族层面上横向和纵向的自我肯定需求的矛盾之中。这种自我需求的矛盾,必然会反映为俄罗斯民族层面的统一认知膜基础上的自我肯定需求。而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前线节节败退的当时,这种自我肯定需求是压抑了个人对于经济生活上的自我肯定需求的。因此,谁能够将俄罗斯民族对于自我肯定需求的诉求诉诸实现,谁就能够得到国家政权。

以上俄国人民追赶西方的努力,随着宣称自己掌握了人类发展进程奥秘的俄共(布尔什维克)上台而第一次成为了可能。可以这么理解,在与古代的纵向比较上,列宁主义的出现使得马克思主义可以被容纳为俄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在与西方的横向比较上,俄国人民第一次在理论上获得了超过西方的武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实现,让俄国人民在纵向和横向对比上第一次获得了自我肯定需求的双重满足。就像托克维尔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提到的那样,“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但是搬开这些残渣碎片,你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或者不如说,这一新权力是从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中自动产生的。”[ ]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也是如此。正是在此基础上,苏联共产党的革命合法性得到了俄国人民的承认,而其威信获得空前的提高。

同时,正是因为俄国的自我肯定需求中体现出的强烈的文化独立性,这一点必然也会影响经济上的决策。在纵向的自我肯定需求中,俄国人民希望的是重现彼得大帝时代开疆扩土的荣耀;在横向的自我肯定需求中,俄国人民希望的是让西方社会明白俄国能够创造不同于西方而且不亚于西方的社会制度。正是因此,俄国人民对于经济上的“试验”和“冒进”的忍受态度如此坚韧便不难理解了。斯大林体制的形成,虽然不能否定斯大林等领袖的领导作用,但归根结底,仍然是符合了俄罗斯民族在那个特定阶段的民族需求。

4 计划经济体制失效的原因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斯大林式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原因,根本上是因为俄罗斯人民的自我肯定需求被统一于同一民族层面的认知膜下的自我肯定需求。对于这样一个统一认知膜内的经济生活而言,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式的经济体制无疑是最为高效的。可是,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以及新科技带来的社会分工的复杂,这种统一的自我肯定需求越来越难以维系下去。

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国际威望达到顶峰,在民族层面上的纵向与横向的自我肯定需求已经实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极大丰富,原本简单的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正是因此,原本统一的民族层面的认知主体开始解体为不同层面上的不同认知主体,针对物质分配等方面的矛盾开始显现。而面对种种不同层面的认知主体间的矛盾,中央的统一计划往往仍旧要从同一民族层面进行考虑(这也是因为中央的统治基础和合法性仍旧来自于统一民族层面的认知膜)。这种做法不但不利于下层矛盾的解决,反而会造成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加剧。

比如从各加盟共和国来看,1989年,职工月平均货币工资超过全苏平均数240.4卢布的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俄罗斯四个加盟共和国。其中,月平均工资最低的阿塞拜疆职工,只及最高的爱沙尼亚职工工资的66%;庄员月平均劳动报酬超过全苏平均数200.8卢布的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亚美尼亚和土库曼。其中,月平均劳动报酬最低的乌兹别克庄员,只及最高的爱沙尼亚庄员报酬的52%。[ ]

面对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状况不同带来的分裂,苏共中央试图采用计划式的方法进行统一管理,结果被富裕地区指责为“劫富济贫”,被贫穷地区指责因为中央的定位错误导致其贫穷长期化、固定化。从自我肯定需求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因为同一民族的认知膜已经破裂,各地区由地区和经济而带来的新的认知膜形成,而各个认知膜都拥有各自的自我肯定需求,这种需求的分散是不可能走向统一的方向的。这样的结果,再加上对外竞争的压力,便使得中央不得不继续加强原有强势的族群力量以获得多数支持。但从这时起,中央的统治基础,便从原来满足共同的统一民族认知膜的自我肯定需求,降低为满足强势部门或强势地区的局部认知膜的自我肯定需求,从而使得中央的威信更加降低,计划效率降低,最终形成无法挽回的恶性循环。

同样,无论是产业之间的比例变化,还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变化,其实都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但计划经济建立在统一的认知主体基础上,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协调好属于不同层面的各个认知主体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上下的认知不同,对待劳动的态度也因此会存在差异,这便导致了“劳动指标越高,劳动效率越低”的恶性循环情况。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的失效不可避免,而计划经济的失效最终也必然会导致该经济的指挥者——苏共中央的最后生存体系彻底崩溃。

5 个人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前面已经说到,无论在东西方社会,认为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等人对于苏联解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学者占有一定的比例。最为典型的是俄罗斯2007年出版的历史书《俄罗斯现代史1917~2006年》书中的观点:“苏联解体并没有命中注定的必然性。被改革唤醒的活动家(首先是俄罗斯政治家)的政策和改革者们自身的错误,导致苏联不复存在。”[ ]这本书作为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第一本历史教学参考书,可以代表俄罗斯官方的态度。

《俄罗斯现代史1917~2006年》的观点虽然具有代表性,但我们认为这一观点的解释并不正确。诚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苏联经济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自我肯定需求基础上的统一认知膜的解体以及各个独立的认知主体的形成。这一矛盾靠原本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无法解决的(这也解决了为何苏联屡次经济改革总是失败的原因),必须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配置作用才能解决。而在以往,苏联的思想理论界往往视市场经济为洪水猛兽,因此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期。等到各个认知主体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能够改革的缓冲期已经不再存在。而这个过程,是任何领导人都无法改变的。

在分析戈尔巴乔夫时,往往有学者关注于其“优柔寡断”的性格。[ ]其实前面已经分析过,在中央只能满足强势地区或强势部门的局部认知膜下的自我肯定需求时,中央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而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经济已经极度衰弱时的中央首脑,其能够做的仅仅是设法维持强势部门或地区的自我肯定需求的满足,完全没有余力再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而叶利钦之所以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也是因为其作为强势地区的领导人,完全具备重新打造体系的客观条件。因此,对于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的风格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我们以为不宜过分夸大。

其实,依据同样的道理,我们还可以发现俄罗斯后来“休克疗法”失败的根源。强行的彻底市场化,不但没有让市场化下的新认知主体和新认知主体之间的新关系很好建立起来,反而使得原本计划经济时代残存的各个认知主体与国家改革领导层的认知主体之间矛盾加剧。上下认知主体之间的冲突,加剧了上层社会不同认知主体间的冲突,更造成了下层选择了更有利于自我肯定需求的损害国家财产行为来获取更大利益。因此“休克疗法”这样由上而下的方式,从自我肯定需求的视角来看,是成本极大、风险极高的。

6 对当前中国改革的启示

在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经济生活中形成的认知膜基础上的自我肯定需求,是能够符合对于社会现状的描述的。其实,这一设想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也已有所萌芽,如葛兰西在分析十月革命时便强调过,俄国十月革命打破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坚持了《资本论》的核心思想,即《资本论》所强调的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以及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统一的意志,而不是冷冰冰的经济关系。[ ]

苏联曾经是中国的老师,不过在中苏论战后,中国逐渐摆脱了苏联的影响,走出了自己本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最终发展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更能够对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下一步发展,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纵向历史层面上,中国具有实际上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上自我肯定需求的满足的基础。因此,对于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优秀国学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倡与构建,一刻也不能放松。

同时,在苏联的经济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作用的时候,是全民族具有统一的自我肯定需求的时候;而随着对外需求的压力减少,内部不同的自我肯定需求上升,自然而然便会存在不同层面的认知主体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官方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实便是中国人民互相的以及与世界先进水平横向比较上的自我肯定需求和现实生产力无法满足的矛盾。这一点的解决,在对外上需要靠生产力的进步,在内部则需要对不同认知主体自我肯定需求的满足方式进行改进。

在当前的中国,政治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突出,经济上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突出,这其实都是因为各个群体寻求各自的自我肯定需求情况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要意识到,在保证历史纵向的自我肯定需求统一的前提下,更需要注意横向上的自我肯定需求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想要依靠中央的统一计划或者是统一注资来硬性调节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同一时期内,社会资源是一定的,强势群体必然会利用自身在上层的先天优势,优先满足自己的自我肯定需求,从而间接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

“人类的共同利益并不是存在于各种特殊利益之外和之上并与各种特殊利益抽象对立的东西,而是各种特殊利益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共同的前提条件”[ ]。换言之,要解决认知主体间的矛盾,应当由下而上,通过放权或者解放部分资源的配置方式,绕过上层认知主体特殊利益带来的不必要干涉,并注意保护弱势认知主体的必要利益,从而带动整个资源配置的良性运转。诚如托克维尔所说“他们每一个人坚持各自的特殊地位,只是因为其他人因其地位而搞特殊化;但是,只要任何人都不享受特殊,都不超出共同水平,他们是愿意融合为一个整体的。”[ ]保证每一个认知主体的自我肯定需求得到满足,将使得各个认知主体之间的关系变的和谐融洽,并能够形成统一的共同认知,这样的基础上,全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将会统一到同一国家层面上来,从而保证社会维持稳定而健康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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