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百岁上将肖克

肖克,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与林彪、粟裕同年,一起参与了中共军队的创建。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肖克历任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高级军职,多年领军作战,堪称著名战将。1955年,肖克被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2008年10月24日,肖克病逝于北京,终年102岁,可谓世纪老人。肖克的一生,经历了中共党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且以高寿终年,既是目击者,又坚持活到了最后的评论者地位,在中共人物中是不多见的。

肖克的学历不算低,是湖南嘉禾甲种师范简习所毕业,可以当初等小学教师,在当年是个知识分子了。1926年2月,19岁的肖克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第四期招生已经结束,肖克转考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当时宪兵教练所已归并到黄埔军校,肖克也算是与黄埔有缘。

肖克进入军队的门坎也不低,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71团3连政治指导员。师长是谁呢?叶挺。24师是新扩编成的,有不少原叶挺独立团的干部充任骨干,是铁军师中的一员。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叶挺留在武汉当卫戍司令,肖克所在的71团归第26师指挥。26师当时辖2个团:76团和77团。77团的团长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著名共产党人蒋先云,黄埔一期的带头大哥,蒋校长爱惜不及的眼珠子,却怎么也拥抱不到。

71团进军途中在汝南与军阀纪元林部发生摩擦,这是肖克一生中参加的第一场战斗。5月28日,北伐军在河南临颍与张学良亲自率领的奉军主力交手。参战的有26师的3个团、黄琪翔的12师与贺龙的独立15师。这次战斗是北伐军在河南战场打得最激烈的一仗,77团团长蒋先云几次负伤仍纵马冲锋,最后中炮牺牲,时年25岁。苦战一天,奉军终于被击溃,北伐军取得大胜。战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蒋先云惋惜不已,同时评价道:“这一仗证明26师也是铁军。”在2007年拍摄的电影《八月一日》开头,能看到贺龙指挥的独立15师参加临颍大战的惨烈一幕。

在八一南昌起义中,肖克已是71团2营4连连长,率部攻打匡庐中学,配合全营歼灭了守敌一个营。在南下广东的征途中,南昌起义军在流沙被打散。肖克带领全连余部想去海陆丰投靠彭湃,但因不识路,四处乱撞,最后只剩下7、8个人。在潮阳附近,肖克等人被追上来的粤军陈济棠部俘虏。因为粤系老大李济深还想笼络第4军旧部,对于俘获的南昌起义军叶挺所部政策较宽,老弱病残很快就地释放,当时身染痢疾的肖克也在汕头被释放。肖克从汕头折腾到广州,因无身份证明,差一步没有找到党组织,又返回了湘南。在那里,肖克遇到了党组织,恢复了党籍和组织生活。1928年初,肖克参加了湘南暴动,担任宜章石独立营副营长,率领600农军追赶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在资兴东南的龙溪洞地区,肖克所部与前来接应的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会合,当时朱德、陈毅部也还没有与毛泽东会师。肖克有幸,在早期阶段就加入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朱毛会师后,肖克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红4军)29团2营7连连长。29团主要由湘南农军组成,有1600余人,枪不到300支,士兵们主要的武器是梭镖。29团的团长是胡少海,地主家庭出身,但作战非常英勇,后来在战斗中牺牲。

1928年5月初,江西军阀朱培德所辖杨如轩部2个团围剿红4军。在一打永新的战斗中,肖克率部于黄坳击溃朱培德部第27师81团的一个营,受到了朱德的称赞。6月下旬,杨池生部3个团与杨如轩部2个团协同,经新、老七溪岭向龙源口进犯。肖克率全连坚守新七溪岭的泰山亭,在战斗中脚踝中弹负伤。最后,在红4军主力28团的重拳出击与王佐、袁文才32团的侧翼配合下,于新、老七溪岭地区击溃了杨如轩、杨池生部的进犯,缴枪2000余支。这就是曾经留在中学教科书上的“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在这次战斗中,时任28团连长的粟裕表现出色,显示出了最初的军事才华。而28团的著名战将、黄埔三期出身的3营营长肖劲英勇牺牲。肖劲如不死,将是几个月后与林彪争夺28团团长位置的有力人选。

在著名的“八月失败”中,29团向湘南进军时几乎完全溃散,最后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所率通讯排、特务连及肖克带的一个连,加起来一共200余人。28团也遭受重大损失,团长王尔琢被叛将袁崇全杀害。回到井冈山后,朱德提名28团1营营长林彪继任团长,肖克则调到28团当了1营副营长。这次事件最有影响力的后果,就是林彪从此在红4军中崛起。

肖克后来谈到,在红4军中,公认的战将是28团团长林彪和31团团长伍中豪,能打仗。林彪沉默寡言,平时只是喜欢钻研战术问题。伍中豪则潇洒爽朗,一到驻地就喊警卫员:“拿酒来!”他是北大文科系学生,喜好吟诗唱和,有一段时间经常找后来叛逃的28团2营长袁崇全唱和。开国上将宋任穷,原名宋韵琴,还是伍中豪给改的名。伍中豪如果不是过早牺牲,建国后必定是元帅。还有何挺颖,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英雄,有勇有谋,原31团党代表,深受士兵拥戴。后来调到28团当党代表,在向赣南进军的大余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担架抬着行军。转移途中再次遭敌袭击,抬何挺颖的人将何的担架抛弃,何挺颖就这样牺牲了,非常可惜。

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下了井冈山,连续转战,打得非常疲劳。后来到了江西东固地区,遇到了李文林率领的当地红军红2团、红4团,终于得以休整。东固这片根据地的情况比较特殊,肖克在回忆录中作了如此描述:“奇怪的是,这儿没有苏区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名义,也没有农民协会的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在此之前,红4军所到之处,总是要打土豪,要烧掉旧的衙门、警察所等等国民党行政机关,在东固地区却没有这种事……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剧的武装斗争方式。他们把反动势力驱逐之后,建立起秘密的党政和群众组织。政权是红的,但看不到公开的政权机关标志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畅通,商业贸易照常。”,“东固的群众非常好,我们住在东固的时候,他们送米、送菜、送柴,保证了我们3000多人的吃、住、用,使我们得到下山以来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当时就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陈毅也赋诗云“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然而,在毛的眼光看来,李文林式的做法显然属于右倾,不值效仿。站稳脚跟之后,在1930年2月召开的红4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5军、红6军军委联席会议上,毛认为李文林等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洛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会议决定把李文林调离主力部队到赣西南地方工作,并号召赣西南“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不久,毛派挑担刘士奇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开始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而李文林就任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贯彻立三路线,反过来批评毛一贯独立自主的做法,撤销了刘士奇特委书记的职务,并继续打“AB团”。不过李属于较早清醒的人,一度开始着手纠偏。毛泽东则大为恼火,为巩固自己在苏区的一元化领导,将李文林“认定”是“AB团”首领,于当年11月底将其抓捕。因打“AB团”严重扩大化,终于引发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反对毛泽东的“富田事变”。在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及黄公略等人的有力支持下,毛修补了已经动摇的威望,开始着手对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赣西南红20军的镇压。因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干预,李文林一度被释放,“造反”的红20军也被要求“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然而,上海中央很快又支持了毛泽东,派中央代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进入苏区,否定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温和解决办法,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在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的主持下,赣西南地方党委和红20军遭到了严厉整肃,李文林被重新逮捕,后来遭到处决,红20军则被强行解散,副排长以上数百名干部大部被逮捕杀害。这样的一个重大冤案,因牵涉到毛本人,至今没有被公开平反。

肖克称自己一生“三次站错队”。第一次,就是1929年6月的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时,他没有投毛泽东的票,而是投了陈毅的票。毛落选后当即就撂挑子不干,外出“养病”。后来在上海中央的周恩来干预下,由陈毅亲自将毛请了回来,恢复了其在红4军中的领导职务,主持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建军原则。

实际上,肖克称之的“第一次站错队”后面有着很深的背景,甚至对中共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在红4军内分成两派:一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前委,另一方是以朱德为代表的军委,史上称为“朱毛之争”。争论的原因涉及到党内、军内的民主问题以及毛的作风问题。毛认为:党要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的个人自由要受到纪律限制。朱德则认为:党管一切的口号“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毛主张的“一切工作归支部”在执行中成为一切工作归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支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在党员执行纪律的问题上,恰恰是前委书记毛泽东本人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又岂能要求别人?

毛大怒,认为红4军最主要的问题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有人“与党争权”,这个“人”就是朱德。实际上回溯到红4军建立之初,也不过是毛的秋收起义军余部与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两股力量的合股。从会师的那天起,领导权的问题就变得敏感起来。毛掌握的部队不是红4军的主力,他在军中的威望也远不及朱德,只好以党的名义来控制红4军,这样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而红4军中军委的权力掌握在朱德、陈毅及后来的刘安恭手中,毛手中只有一个前委,两委并立,难以驾驭。这种情况下,毛才提出“党管一切”的主张,强化由他掌握的前委权力,或者取消军委,或者让军委形同虚设。这就是军委、前委问题的实质。而毛又将自己化身为“党”,反对他的主张就是“与党争权”,非要由自己来独揽红4军大权,早早就显出了其作风霸道、以党自居、动辄把反对意见上纲上线、把反对自己的同志当作反党的性格特征。

在朱德看来,毛又并不想事事按照党的要求做,对于上级党的领导部门,包括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指示,他总是想方设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比如中央几次要调他,他都不理,“党”在毛那里只成为了一件工具。一个对下独裁、对上不服从的人宣扬“党的领导”,是很可笑的。毛对于上级或同级的意见如果不同意,总是拐弯抹角地扯开去,谈问题不着边际,让人摸不到头脑。后来到了中央苏区,代表中央负责前方军事指挥的周恩来就很头疼,批评道:“前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可见毛泽东其人的特点。

朱德的意见代表了当时红4军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毛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招来了许多人的怨言。而朱德既有带兵经验,人缘又好,且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因而更受官兵拥戴。双方争论的结果就是,在红4军党的“七大”把毛选了下去。当时支持毛的人很少,连其秋收起义的心腹爱将伍中豪都支持朱德。让毛略感欣慰的是,红4军主力1纵队司令员林彪公开支持毛,反对老领导朱德。以致毛甩手离开红4军后,还专门给林彪写信,称这次争论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也就是从这时起,毛将林彪视为自己的嫡系力量,在日后多年对其赏识拔擢。

在上海中央周恩来的支持下,毛又被请了回来,恢复了其在红4军的领导地位。毛更没客气,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否定了红4军七大决议。在1931年4月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中更是指出:“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

把党内争论定性为“路线斗争”,把不同的意见称为“流氓路线”,早早地否定了革命者自己的民主传统,在此之后成为了毛一以贯之的政治手段,屡试不爽。多年以后,中国人民为这一段历史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形成初期,肖克已升任红4军3纵队司令员,军长是林彪。1931年6月,肖克又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独立5师师长,在苏区西部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32年10月,肖克西渡赣江,出任湘赣苏区红8军军长,就此开始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域的军事指挥。

红8军当时下辖22、23、24师,有2700余人。其时军政委是蔡会文,22师的政委是肖克后来的老搭档王震,参谋长则是另一位开国上将李达。湘赣苏区与朱毛红军的老根据地井冈山很近,后来,肖克率部重回井冈山,“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躲了起来,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活动的范围没有扩大。”究其原因,还在于当年错杀王佐、袁文才的严重影响。袁、王死后,旧部很快反水,转而配合国民党军围剿红军,井冈山当地的群众也不再拥护红军。据当时在红5军的李聚奎回忆:“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俺们不知道,俺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如此一来,彭德怀的红5军也难以在井冈山地区立足了。回顾袁、王被杀事件,主要当事人彭德怀负有重要责任。毛泽东后来多次表示“杀错了”,“要平反”,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还专门接见了袁、王的遗孀。然而,历史也有吊诡的一面。彭德怀在《自述》中曾写道:“在部队出发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猾,名堂很多,……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毛说袁文才“这个人很狡猾”,是何用意?而且后来时任红4军参谋长的袁文才还是擅自脱队潜回井冈山的。彭德怀会作如何想?袁、王被杀事件和红7军军长李明瑞被部下枪杀事件一样,平反的时候都是语焉不详,存有颇多的历史疑惑。看来还需要更多的档案解密了。

1935年7月,中革军委命令以红8军为主成立红6军团,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同时成立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以中央代表任弼时为主席。要求红6军团西进,转移到湖南西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与红2军团取得联系”。实际上中央当时是准备开始长征了,但并未对红6军团说明意图。周恩来后来说过,当时组织红6军团西进与红7军团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说得更明确:“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6军团是先头部队。”

1935年8月7日,红6军团2个师9000余人开始西进。因不明军委意图,红6军团采取了搬家的形式,医院、兵工厂、印刷厂,甚至省保卫局的犯人都带上了。结果就是行动缓慢,遭到了湘、桂、黔敌军的围堵追击。在贵州甘溪,红6军团被24个团的国民党军围攻,全军被截为四段,损失严重,18师师长龙云也被俘牺牲。经过苦战,红6军团总算摆脱了追敌,但队伍已被打散,辎重行李基本丢光。10月,红6军团失散各部先后与贺龙的红2军团会合。这时,红6军团已只剩3000余人。

此后,2、6军团回师湘西,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准备接应中央红军。后来蒋介石调集了130个团的庞大兵力从四面向苏区发起围剿,2、6军团又被迫离开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其时全军有13个团,近17000人。2、6军团一路披星戴月,激战贵州,回旋乌蒙,巧渡金沙,在四路红军长征史上打出了独特的风采。29岁的军团长肖克在不断转战中名声雀起。当时国民党的报纸就称2、6军团为“肖贺股匪”,肖在前,贺在后。军中也已称肖克为“肖总”。在2006年公映的电视剧《雄关漫道》中,“肖总”就已卓然屹立。不过,剧中演肖克的演员看上去有40岁,可比真实的肖克老太多了。

在长征路上,贺龙、肖克二人遇到了一对姐妹花。贺龙娶了姐姐蹇先任,肖克娶了妹妹蹇先佛。后来到了延安,贺龙与蹇先任离婚,又娶了“青衣美人”薛明。肖克则与蹇先佛不离不弃,相伴终生。

1936年6月3日,2、6军团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理化会合。随后就发生了肖克一生中的“第二次站错队”。当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早已分裂,独自北上到了陕北苏区。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四方面军总部收缴了中央与2、6军团联系的密电码,以致中央与2、6军团失去了联系。2、6军团也一直以为与他们联系的是中央,不知后来其实是张国焘冒称的中央。双方会师时,四方面军对2、6军团非常热情,给予了大批物资援助,因此肖克对四方面军的印象很好。在谈到中央与四方面军分裂的话题时,肖克回忆的比较简略:“他们(何长工、罗炳辉、刘型)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司令、总政委就走了,关系没搞好大家都有责任。还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销的情况。我对这些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没有插话。”

王震后来回忆:“和四方面军会合后,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张(国焘)想把我和肖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张派罗炳辉和刘兴(型)来和我接触。我们到稻城,他发反毛、周、张、博的小册子。肖克被说动,肖是有错误的。我拒绝了这个决议,我和关向应意见是一致的……后来贺、肖、张子意在我那里吃饭,把这个问题扯开了。肖讲,张国焘搞宗派活动他不知道,搞不清楚是什么目的,总认为将二、六军团分开是中央决定的,我们执行就是了,不知道是伪中央。如果接受这个决议,二、六军团就分裂了。朱老总对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刘元帅也是明确的……后来朱老总也来了,我和朱老总谈了,朱叫我把肖叫来,当面问问他同意不同意。肖来了,听朱老总一说,转过来了。”

从双方的回忆来看,说肖克当时“动摇”是较为客观的,他自己也承认“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这次站错队对肖克一生的影响较大,也是多年后毛泽东称“肖克是坏人”的重要源头。

1936年7月5日,中央命令2、6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升格2、6军团为方面军,是中央为了对抗张国焘掌握的四方面军,不使2、6军团被其吞并的重要手段。后来朱德让肖克去四方面军31军当军长,代替生病的王树声,也是为掌握四方面军部队做出的努力。多年后有人批评肖克去给张国焘当军长,是投靠张国焘,这或是不了解情况,或是别有用心了。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从长征开始的17000人,经过雪山草地的艰苦转战,还剩下11000人,保存了很多骨干力量,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不过,在云阳整训时,中央派彭德怀去二方面军 反“军阀主义”,贺龙也遭到波及。其间还发生了五人写信反对贺龙的事。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那不是让肖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据罗贵波后来回忆,联名写信的四个人是120师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肖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信是让罗贵波带给毛泽东的,因此多年后毛泽东提到此事时误记为是五个人上书。而肖克呢,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此事。

抗战爆发后,以红二方面军为主改编成八路军120师,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肖克统率的红6军团改编为120师359旅717团。日后这支部队又历经多次改编,现在其骨干已改为新疆军区摩步第4师第11团,是红军团。另一部分力量保存在兰州军区47集团军机械化步兵第139旅中。

肖克在抗战中去搞了翼热察挺进军,进军翼东、平西、平北,从战略上包围了北平,开创了翼热察根据地。在戎马倥偬中,肖克还抽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罗霄军》。后几经修改于1988年出版,定名为《浴血罗霄》,还荣获了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不愧为儒将风采。

抗日战争中期,肖克已是晋察翼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聂劳臻一起领导这个“模范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翼热辽、山东的八路军大举挺进东北。肖克被紧急任命组建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由他亲任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统一指挥晋察翼军区野战部队,控制了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当时肖克手里掌握着6个纵队加1个师的兵力,规模确实不小。如果从此起步,肖克将是华北军区指挥野战军作战的主要军事将领,55年的大将是没跑的。遗憾的是,保卫张家口失利后,晋察翼军区形势一度陷于被动,从战前的过多裁军到初期的军事指挥都遭到了指责。在进行了正太战役后,部队重新整编,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留下的杨得志担任晋察翼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分任第一、第二政委,肖克则被调回,担任了合并后的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后来,肖克又被调去当了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专注于军事教育工作,离开了一线的军事指挥岗位。这不能不说是肖克一生的遗憾。

1949年,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参谋长刘亚楼被调去组建空军,肖克又被任命为四野参谋长。当时还有两个副参谋长,一个是陈光,一个是聂鹤亭,都是肖克原来在红4军的老战友。说到陈光,资格可就老了。当年的少共国际师师长、红1军团红2师师长、红1军团代军团长、八路军115师代师长、东北民主联军6纵首任司令员,标准的大将资历。只是后来和林彪、刘亚楼都搞得不太愉快,在东北越混越差,入关后才当了四野副参谋长。林彪在进入北平后召开会议,批评部队“居功自傲”的问题,当场就点了陈光的名,让陈光很下不来台。四野打到广东后,陈光当了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因为一些政策掌握的问题,加上脾气暴躁,陈光与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闹翻,还当场拍了桌子。在上报中南局经中央批准后,叶剑英对陈光采取了断然措施,由陈的老战友李作鹏出面邀其外出游玩,回来后即将陈光软禁。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谈到他1950年冬天去北京开会,看望老首长罗荣桓时顺便谈到陈光问题,为陈光求情。罗荣桓当即叮嘱李作鹏不要再过问此事,防止别人说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由此可见,陈光问题在当时是很敏感且严重的。组织上曾多次派人找陈光谈话,但陈光态度对抗,拒绝认错。最后的处理是严重的,陈光被结论为“反党”,开除了党籍,并转移到武汉继续幽禁。陈光在最后的时间里精神一度恍惚,整日大骂林彪,扬言要“死”。1954年,陈光在武汉幽禁地自焚身亡,一代战将死得不明不白。直到了80年代,在一批老战友的过问下,陈光的“反党”问题才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荣誉。但在结论中,还是肯定其犯了“严重错误”。

肖克在四野和林彪配合得不错,协助其指挥四野席卷中南,打光了白崇禧集团。1950年4月,中央调肖克担任军委军训部部长。林彪还设宴为肖克送行,说了些勉励的话。林彪用人很挑,能和他共事时间长的人不太多。林彪比较满意的参谋长,一个是刘亚楼,另一个就是肖克。

1955年,肖克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日后多年,很多人为他抱屈,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没能授大将,有点委屈。不过,再看一下当年授衔将帅的名单,除了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邓小平、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原资深军中将领外,10位元帅中,3位是军委副主席,7位是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无法超越;10位大将中,有8位是军委委员级,只有王树声、许光达是正兵团级,是为照顾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两个大“山头”而被授予大将军衔。再观肖克,1955年的军中职务是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干部评级是正兵团级,在不增加大将名额的情况下,从现职级到山头平衡,都难以超越前边的10人。如果肖克在解放战争中能像粟裕那样打出了赫赫战功,那是有可能另当别论的,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1958年,又是肖克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1951年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口号之后,军队告别游击传统,开始向苏联学习。毛泽东本人也作出指示:“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1956年,苏共召开20大,批判了斯大林。中共中央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转而提出要“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加上在学习苏军经验的同时,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机械搬用苏军某些做法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进行调查,写了一份报告,认为军事学院在学习苏军的过程中存在某些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了进来。看了张宗逊的报告后,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也向中央写了报告,称“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时训练总监部内部的意见也不同,甚至提出了“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的说法。

肖克当时已升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兼国防部副部长,他不能同意彭德怀在报告中对“教条主义”的严重估计。1958年2月,彭德怀起草了一篇报告,其中称“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肖克也不同意彭的这一说法,给彭写了一封信,认为这两个口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合乎历史发展情况,可以批评执行这两个口号过程中的一些偏差,而不必批评口号本身。肖克没想到,这封信成了他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国防部”。

在随后召开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很多同志对原训总副部长张宗逊很不满,认为他过去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要坚持不走样地学”,“要把苏联顾问教的东西原原本本学到手,即使当前用不上也不要紧”,“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口号,现在又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真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已经成了“保守主义”的代表。会议召开期间,肖克向军委秘书长黄克诚提出要张宗逊到会听取意见。张到会后立即遭到了众人言辞激烈的批评。张宗逊挨批,彭德怀立即不干了。他派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其人带工作组到会表态,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

火就这样烧起来了。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彭德怀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议题原本是解决建军原则、建军方针、战略方针三个问题的。在会议前期,重点还是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不久,会议主题又转为反教条主义。据林彪在一年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是他认为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很重要,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

由此,军委扩大会议全面转向反教条主义。毛泽东先后三次到会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对刘伯承的功过进行了错误评论,还点名指责肖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根据毛的讲话精神,会议批判了军队工作中所谓的“教条主义路线”,开展了所谓“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肖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粟裕、刘伯承、叶剑英等人都先后遭到了严厉批判。刘帅忍着高眼压到中南海怀仁堂大会上作检讨,最后老泪纵横。肖克和李达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是以肖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肖克在会议上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于是被大会斗,小会斗,连续挨了4个多月的批斗,最后大口吐血。肖克如此回忆: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反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

反教条主义斗争搞到最后,刘伯承被免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肖克、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并被赶出了军队;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军中将领也被打成“反党分子”;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处处长蔡铁根大校因说了句实话,后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下放劳动。文革中更是公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遭到杀害。

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也在庐山倒台,成为了又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批判对象。彭德怀被罢官以后,对当年的事情也有了反思,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向肖克转达了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肖克在回忆录中写道:“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

肖克真的对彭德怀没有气了吗?一个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曾有如此回忆:“我还记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我与同事XXX、XXX三人一起采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肖克上将,肖克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谈到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我接他的话荐说:对大跃进,彭德怀还是讲了些实话。没想到肖克说:‘别提彭德怀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说彭德怀和林彪一起整刘伯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批评彭德怀的,还是在80年代,彭德怀已经平反、在社会上备受称赞的时候。高级将领来自不同的“山头”,他们之间有种种矛盾和成见。高级将领之间不团结,对毛泽东的地位来说是最安全的。毛泽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对彭德怀气大的人也还真是有的。1967年9月,北京卫戍区召开大会批斗彭德怀。当彭被押到休息室时,1958年遭到批判的原训练总监部组织计划部副部长李钟奇少将冲过来,连打了彭德怀两记耳光。

都是一起出生入死干过革命的,何必呢!

1959年国庆后,肖克被任命为农垦部副部长,做了老搭档王震的副手。这段时间,肖克下去调研、搞农垦规章制度,远离越来越波诡云谲军内斗争,倒也是因祸得福。

文革爆发后,肖克又卷入了一次漩涡。当时农垦部始终没有大字报针对部长、副部长。不久,负责农林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要求部长王震去湖南“养病”。王震刚一离京,谭震林就找代理部长的肖克谈话,“启发”肖克去贴王震的大字报。也不知为什么肖克就答应了,很快召开了部里的党组扩大会议。在会上,肖克说:王震不在家,并不影响对他的揭发。现在背靠背,将来面对面。。。。。。现在部内可以放手批判王部长,可以出他的大字报,请大家放手批评。各局回去以后和大家讲一讲。必要时,还可以把王震叫回来。

在短短的40天时间里,农垦部接连召开了18次党组扩大会缺席揭发王震,贴了他的大字报。结果,农垦部陷入混乱,王震成为了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揭发批判的部长。王震回到北京以后,又遭到了部内造反派的连续冲击。王震怒不可遏,也连续贴出了大字报予以回击。他把肖克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揭发出来,从二、四方面军会师到1958年反教条主义等等,一时广为传抄,令肖克非常尴尬。

一对曾经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就此交恶。

运动持续深入后,肖克也难逃噩运,遭到批斗,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1969年12月,肖克又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一呆就是2年多。1972年初,林彪倒台后,肖克才被调回北京担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肖克与政委唐亮尽力从全军各处抽调回了上百名教员,重新开始了全军最高学府的军事课程教学。肖克所说的一生中“第三次站错队”,就是指文革期间。不过说实话,党的千千万万干部,文革中没被打倒的有几人呢?有几个是“站对了队”的呢?肖克这次是苛求自己了。

文革结束后,1977年,以军政大学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为基础,分别组建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肖克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1978年1月,军事学院开始正式办公。在第一批学员中,就来了一个大人物:未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武汉军区43军127师师长的张万年。这127师前身最早有叶挺独立团的成分,因而也称为“铁军师”。铁军师出来的肖克,50年后收了一个铁军师的弟子,堪称佳话。

肖克在军事学院一气干了8年。直到1985年国防大学成立,肖克才从军队训练教育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检委发出《关于肖克、李达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彻底平反通知》,为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予以彻底平反。幸运的是,肖、李二位上将都看到了这一天。

晚年的肖克,作为军队发展史上的重要见证人,写下了《肖克回忆录》和《朱毛红军侧记》两本重要的军史著作。他还做了一件辉映当代的好事,就是鼎力支持《炎黄春秋》杂志的生存发展。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下,长期刊发涉及文革、大跃进、反右等敏感题材的历史研究文章,《炎黄春秋》是唯一的一本。以前中央党校主办的《百年潮》也多有这方面的文史题材,但后来办刊方向发生了变化,在国内的影响力就逐渐式微。《炎黄春秋》多年坚持秉笔直书、严谨求实、以史为鉴的办刊方针,力求还原史实,拒绝遗忘,在体制内外都遭遇了极大的阻力。每一年关心这本杂志的人们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能过去这个坎吗?《炎黄春秋》编委队伍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保卫《炎黄春秋》。真是何其悲壮!肖克在时,曾发下话来:“有人找你们的麻烦,让他来找我肖克!”也是,谁没事愿意去惹老将军的麻烦呢!《炎黄春秋》多年无恙,肖克将军功不可没。

如今老将军已不在,鼎力支持的一群老人也日渐离去,《春秋》能续写否?

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内容于 2014/1/20 9:17:33 被小编a47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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