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特的汉奸现象

中国奇特的汉奸现象令人震惊。据统计,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中国无论哪个朝代,汉奸层出不穷,无论在政治、文化、经济还是军事,到处都充斥汉奸!

政治方面:就拿某些所谓的国家专家智囊,基本都是外国留学回来的海龟,抱着海龟文凭,就成了中国智囊,美国等西方国家阴谋分化中国,他们就利用西方的思想文化给中国出馊主意,说什么美国是中国重要的伙伴,结果中国处处受害,出口嘛,反倾销了!抗议嘛,东海南海没了!买债券嘛,不还啦!

经济方面:这个方面,特别多,中国人最拿手的是窝里斗,一切致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宁肯外人得益,不肯国人得益。最明显的的莫过于中国的稀土出口,中国各稀土公司内斗,外国人低价进口,中国人出卖了中国的稀土,导致中国战略资源稀缺。

文化方面:文化汉奸十分多,给你钱,就给你说话,外国公司无形中雇佣大批中国文化汉奸,替外国卖命,就拿鲁花花生油说,被外国控制,外国资本家想提价,结果中国许多所谓的专家学者马上迎合。

军事方面:许多外国间谍雇佣中国人到军事驻地拍照,高价买照片。等等汉奸把许多中国军事技术与机密出买到外国,为一己私欲。许多从美国回来的所谓的伊斯兰专家,用他脑袋里的外国思想鼓吹跟美国一起打拉登,打基地,认为不打会得罪美国,结果中国跟美国打拉登去了。

中国太多汉奸!!远不止所指的那些。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其中中国占了两位。在中国,这种投靠依附于敌国的傀儡被称之为“汉奸”。在淞沪会战结束后,有某日军军官访贫问苦问当地未走的中国人。国人答:只要给饭吃的安稳,那个皇帝来不是交租纳捐啊,可以说中国人对改朝换代的认识一斑,谁来都一样,压底层吃底层,好不到那里去。

按词典的解释,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由此可见,汉奸的词义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它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来才演变为泛指中华民族的败类。也就是说,汉奸原是汉族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背叛汉民族或汉族王朝,而投靠与汉族为敌之异族的汉人,其界限是民族而非国家。

鸦片战争发生后,汉奸概念也发生了变化。面对列强的侵略压迫,中华各族人民成为生死与共的整体。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击列强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于是,“民族英雄”与“汉奸”的概念都超越了汉族的界限,而紧密地与祖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凡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建立功勋的中华儿女,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都被国人尊之为民族英雄;反之,背叛祖国,投靠外国侵略者的中国人,不管其属于哪个民族,都被国人斥之为汉奸。从这时起,“卖国贼”也就成为汉奸的别称,人们通常将“汉奸”与“卖国贼”连缀使用,于是出现了“汉奸卖国贼”的提法。

在长达十四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汉奸问题极为突出。光是中共抗日武装就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加上伪满洲国军14万、伪满警察10万和不穿军装的大大小小的汉奸官吏,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这些汉奸寡廉鲜耻,认贼作父,甘当傀儡,为虎作伥,卖国求荣,不知干了多少助纣为虐、祸害同胞的坏事。当年,国难当头,就连一些为非作歹的土匪、“袍哥”和形形色色的帮会成员,都纷纷起来抗战;而汉奸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祖国哺育了他们,可他们反而帮助侵略者残害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他们是什么东西?他们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格,越过了做人的底线,是中国人中最丑恶、最卑鄙的坏蛋,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是不耻于人类价值与尊严的败类。

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修正惩治汉奸条例》和《处理汉奸案件条例》,中共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都参照国民政府的条例,颁布了自己的惩处汉奸法规,对汉奸进行搜捕、审判,一大批汉奸卖国贼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在当代中国,依然存在着汉奸,不过现在似乎已经被用于泛指出卖或伤害中国利益的人。汉奸一词因此也与反华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互通的意义。一些人因为反共进而反民族反祖国,一些人基于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一些人被国外反华势力收买而变成了汉奸,一些人继承了他们汉奸先辈的衣钵而成为新一代汉奸。他们或者进行赤裸裸的卖国勾当,或者暗中出卖国家机密,或者在同外国的交易中吃里扒外,或者打着学术研究或文化宣传的幌子隐晦地散布卖国思想,其共同特点就是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汉奸的人数并不太多,但层出不穷,经久不衰。当代汉奸的产地也不限于海外,在国内,很多人也有汉奸倾向,汉奸思想,汉奸行为。这些人中也不乏当朝高官。

在海外,一个普遍的汉奸现象是逢中必反,逢华必反。无论中国做什么事,汉奸们都要莫名其妙地反一反。反的对象甚至包括文化语言文字等等。与之相辅的是逢美必捧,无论美国做什么事,汉奸们都要挖空心思捧一捧。长期以来,善良的人们一直对汉奸们的畸形心理感到很困惑,无法理解汉奸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母国有如此刻骨的仇恨。然而,只要稍加留心,汉奸们的病态心理并不难理解。

从心理学上说,海外的汉奸现象不外有两种诱因:汉奸们的个人水平和文化素质。

汉奸们大多心胸狭窄,鼠目寸光,看问题比较偏颇,容易表面化,无法坦荡和平地看待事物,更看不到深层的事物的本质,给人一种肤浅,不踏实,猥琐的弱者感觉。汉奸们多只能从事比较基层的,狭窄的,无需决策的工作,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水平比较差,而是每日苦大仇深的心态影响了他们水平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工作职位的升迁。

汉奸们羡慕美国等西方国家表面的物质发达,片面以为是西方文化及当前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漠视其物质成就其实来自源于他们先辈的强盗掠夺创下的历史积累。以汉奸们的浅短目光,自然更看不到西方物质社会的精神颓废和深层的社会危机。

汉奸们只能浅薄地看到在我们的祖国目前仍然存在的物质艰难,而看不到我们为世人所侧目的高速发展速度,更看不到我们丰富的文化沉积将焕发出来的耀眼光芒。

汉奸们把自己个人的不利处境归咎于中华文化的低劣,而漠视其数千年的辉煌历史及其强韧的生命力。汉奸们因此幻想着能彻底脱离与中国有关的东西,幻想着能够不是中国人,幻想着自己的悲惨遭遇是因为受到中华文化的毒害而不是自己的无能和病态。

汉奸们以诅咒自己祖国和开国领袖,诋毁自己文化的方式向洋人们献殷勤,希望能得到一点点怜悯和同情,但他们得到的只是鄙夷和蔑视,这反过来又加重汉奸们的自卑心理。

汉奸们大多表现得很没有文化,因为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中国文化。汉奸们的身分很尴尬,无论现在身居何处,加入外籍与否,大多无法得到当地人民的认同。因为他们主观上希望与中华文化割断关系,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吸取文化精神食粮,从而也丧失了价值判断能力。汉奸们主动舍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在外人面前自然无发挺直腰杆做人,在日常行为上必然会表现出曲意奉迎居住国人民(实际上也就他们生活中的小圈子)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人一种低三下四,阿谀奉承的小人形象。另一方面,汉奸们心中充满着仇恨,在日常生活中必然会表现出某些怪异的行为。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汉奸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无法得到人们的尊重,因而大多生活得很自卑。这种结果更加深了汉奸们的仇恨心里,造成恶性循环。病情严重者会出现精神分裂,甚至有自杀倾向。

汉奸们在谩骂侮辱中国人和领袖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同时也在谩骂侮辱他们自己,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先。汉奸们在谩骂侮辱中国,中国人,中华文化的时候,内心也许会有短暂的丝丝快感,郁闷的心理得到一点小小的平衡,但是他们无法排脱长期的精神空虚和内心深处的剧烈煎熬。毕竟,无论他们喜欢或不喜欢,承认或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中华文化才是他们在潜意识里的文化。毕竟,中文是他们思想的语言,连他们做的梦都会有中国色彩。他们会花很多时间看中文报纸,中文电视,或者是上网络的中文论坛,就是最好的证明。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谩骂诋毁中国只能使他们个人的病情雪上加霜,永无出人头地之日,而无损中国分毫。相反,正直的中国人会因此深化居安思危的意识,更加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共创未来。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现在的中国也正是在诅咒声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在他们崇拜的美国,前总统约翰 肯尼迪的名言是: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在他们崇拜的美国,西点军校的座右铭是:无论对错,这是我的祖国。

总而言之,汉奸们活得很悲哀,因为他们没有祖国。

统而言之,汉奸们活得很卑贱,因为他们没有文化。

下面摘录一段抄来的话与大家共勉:

人可以另外选择居地,但却无法选择生命之源,即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

你无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这里到处隐伏和流动着你的文字,你的心灵之血。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事,最欢乐的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幼稚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

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铲除汉奸,还要大张旗鼓地揭露鞭挞那些已经定了性的汉奸,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便造成一种氛围、一种导向、一种正确的荣辱观,让新一代的国人当中多出爱国者,少出卖国贼。

多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和知名学者们,不止一次地呼吁:中国应该确定自己的“国耻日”——却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落实和实施呢?丢人吗?知耻而后勇啊!露一点丑,无损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相反,恰恰能够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敢于正视事实的诚实而又成熟的民族!

“汉奸”是一顶帽子还是一项罪名?

今天中国,“汉奸”一词流行于网端,间或成为简单爱国者向不简单爱国者抛去的一顶帽子。但在过去的国史中,汉奸却是很“实在”的一项罪名。

那么,“汉奸”到底是一个法律词汇还是个道德词汇呢?

不能否认,此词生就带有明显的道德甚至政治色彩。具体说来,也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褒贬难辨词汇。有考据为证,汉奸一词的发明权,属于入主中原、当了中国皇帝的建州女真爱新觉罗氏。反抗他们的汉族人,在雍正年间被他们骂为“汉奸”——即汉族的奸党奸细。而在反清复明的汉族人眼中,爱新觉罗氏所言的“汉奸”,正是他们所敬仰的汉族民族英雄。

以此类推,关键取决于站在哪个民族立场、哪个政权利益上说话。譬如晚晴末年,保皇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及其清室,将搞革命的孙中山同盟会成员称寇称奸,而同盟会成员反过来也把帮助维持清室政权的汉人康有为梁启超之流统称为“汉奸”。当然,后者的汉奸称谓,以汉民族利益为本,其所损者乃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利益,更接近“汉奸”词义本位。所以,今日《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大都与此相近——

“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和利益接受异国驱使,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皆为汉奸。”

中国有近五百年被少数民族统治的历史,近百年半殖民地历史,所以“汉奸”帽子就像四季当中的柳絮、雪花一样,飘飘洒洒、漫天飞舞,其间,被这顶帽子打入历史另册的人物层出不穷。所谓“汉奸”,不仅是一顶游街高帽,而且以不同时代称谓出现,确确实实是一宗重罪。

譬如大明胡党案,胡惟庸的一项重大罪名就是“汉奸罪”——当时称为“通倭罪”。即勾结日本人,意图推翻汉族大明政权。“汉奸罪”在中国几经变迁,大都带有时代烙印,譬如在中国特殊的文革岁月,此罪易为“里通外国”——当时日本人已经不是“汉奸”勾结的对象,而主要指与“美帝苏修”有一腿的人。

中国把“汉奸罪”实实在在纳入法律、并且比较规范、依法执行的时代,是民国抗战时期。

1938年,即日本全面侵华第二年,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率部投敌。一号人物蒋介石主持下的中国国民政府遂制订发布《惩治汉奸条例》,正式将汉奸罪纳入中国法律体系。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处理汉奸条例》,并以此以作为审判汪伪政府要员的主要法律依据。条例规定,凡犯了通谋敌国十二项罪行中的一项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根据此法令,汪伪要员个个身背此罪,部长以上人物,多为犯罪嫌疑人。

当时以此罪被处刑的最有名的人物系“二陈”,一是陈公博,汪精卫的接班人。 1944年汪精卫死后,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二是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与汪精卫珠联璧合,给丈夫拿了不少主意做了不少主,是汪精卫最离不开的人。

1946年,江苏高级法院在公审“二陈”时,其所在地苏州城达到万人空巷地步,市民倾城而出,争睹“中国活着的第一大汉奸”,“中国第一女汉奸”。最后,江苏高级法院判了陈公博死刑,陈璧君无期徒刑。

尽管当时以“汉奸罪”称呼这些伪政府的人,但也大多是笼统的称呼。具体定罪时要有实体罪名。“二陈”的实体罪名均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而非笼统的“汉奸罪”。

可见,汉奸一词,生就脱不掉民族情绪、道德色彩,若不加上实体罪名,作为法律词汇,显然不妥。唯有了犯罪事实,方为罪名,这就像你可以把一切伪君子小人称为贼,但真要审判“贼”,还是要看他是否有盗抢行为。帽子和罪行,犹如政治与法律,唯有不理智或者强加于人时才会“混成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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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qqq505

不打到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中国就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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