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对日作战行动国共对日作战行动及组织与军事能力评述(二)太原会战 – 铁血网

国共对日作战行动国共对日作战行动及组织与军事能力评述(二)太原会战

新年休息归来,开写系列第二篇—太原会战,顺便在结尾谈些国共双方的比较。

会战经过

一般来说,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被视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而前篇介绍的淞沪会战(见灰烬之灵的新浪博客)开始于同年8月13日国军进攻上海日军,结束于11月12日上海全面沦陷。尽管这期间中日双方主力会聚与此,百万大军不分昼夜地厮杀,但千里之外的中国北方却同样并不平静。

七七事变后,日军不到一个月即全面占领平津地区。随后,计划以河北为根据,分别沿津浦线(现京沪线)、平汉线(现京广线)和平绥线(现京包线)向东面的山东、南面的河南和西面的山西、察哈尔、绥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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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清末举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北洋系出身。1911年辛亥革命后出任山西都督开始统治山西;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1930年中原大战败于蒋介石后退回山西埋头内部建设。凭借晋商历史上的资本积累、丰富的矿藏和老阎用心的规划,到抗战爆发时,山西无论工业、农业、经济、军事都自成体系且在全国各省中名列前茅。此时的老阎,名义上服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事实上则把山西打造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而这片富饶的土地,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日军下一步进攻的重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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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战区及战斗序列,将全国划分为五大战区,其中晋察绥地区划分为第二战区,由阎锡山任司令。

西北方向,8月初日本关东军与华北日军联合以约7万人发动南口战役,至8月底,沿平绥线先后占领南口、张家口。9月12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后称蒙疆兵团)占领大同,进入山西北部。同期,华北日军第五师团(大名鼎鼎的坂垣师团,日军王牌)由察哈尔蔚县和河北涞源出发,攻入山西东北部,阎锡山命令第二战区国军撤退至雁门关-平型关一线依托内长城组织防御,第6集团军司令杨爱源率3个军防守平型关方向,第7集团军司令傅作义率4个军防守雁门关方向,第18集团军(就是俗称的八路啦~~)居中策应,太原会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9月下旬,第五师团开始强攻平型关,遭守军顽抗。同一时间,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由大同出发,向东南方向包抄攻击平型关侧背,28日攻破内长城茹越口,守军旅长梁鉴堂阵亡。30日夜,平型关守军奉命经五台山向忻口方向撤退。由于日军已攻破内长城防线,雁门关方向守军同时奉命撤往忻口集结。

太原会战,又称忻口、太原会战。因为忻口作为晋北通往太原的门户,两山夹一谷,地势险要,工事坚固,中国军队在此集结重兵,太原会战期间中日双方军队最大规模的战斗也在此发生。

10月1日,攻入山西北部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奉命向太原发动进攻。同日,卫立煌奉命率中央军第14集团军由驰援忻口,到达忻口后负责指挥忻口共8个军的守军进行正面防御。此外,还有朱德率5个师为右翼,杨爱源率三个师为左翼,傅作义率两个军为预备队。忻口战役正面作战的过程并没有太多值得特别描述的地方,基本和国军大多数正面战场的情况差不多,国军以团或旅为单位,在崞县至忻县之间的区域逐点据守,日军则在飞机、重炮、战车的掩护下轮番进攻,国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54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85师510团团长刘眉生相继阵亡(本着对逝者的尊重,尽量列出英雄们的姓名)。凭借着中国军人的顽强,战至10月底,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忻口地区,双方仍在南怀化一带拉锯。就在激战正酣之时,没有意外的,国军防线的后方又出了问题。

原来早在10月1日日军在晋北发动正面攻势的同时,便命令第20师团、108师团、109师团沿平汉线攻击石家庄,之后由石家庄向西,经娘子关、阳泉包抄太原。卫立煌的14集团军奉命由石家庄增援忻口后这个方向更是门户大开。10月10日,日军占领石家庄后随即沿正太铁路(正定-太原)向西进入山西,隶属国军第一战区的西北军孙连仲辖下第26路军等部队同时退入山西,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黄绍竑统一指挥在娘子关一带布防。战至20日左右,双方在娘子关一带形成对峙,日军以108、109师团增援后顺利突破至娘子关守军侧后,守军遂于26日撤退,此后东线国军再无力组织起有效抵抗,日军于10月30日占领阳泉,直指太原。

由于东线失守,阎锡山被迫由忻口前线抽调傅作义回守太原,杨爱源回守晋南。11月2日,忻口全军奉命向太原撤退。东、北两路国军为日军紧追,终未能在太原城郊建立防御阵地,遂全军撤往晋南,仅留傅作义率35军守城。6日前后,日军由东、北两个方向会师太原城下。9日城破,傅作义率余部突围,太原战役宣告结束。(下面两幅一个简图、一个详图,各取所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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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大捷

之所以把共产党八路军单独拿出来写,一是为了确保前面描述太原战役整个经过的连贯性;二是为了将共产党方面的军事政治结合在一起介绍,毕竟军事是政治的延伸,这样也方便后面对国共双方的比较;三是客观来说,不管是由于自身战略战术还是受兵力所限,八路军在太原会战中发挥的作用确实非常有限,对战局的发展也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因而完全可以分出来单独描写。

回溯一年时间。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宣告长征结束,几十万红军残存3万余人,处于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与中央军的包围之中,虽然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了秘密协议,但形势仍然岌岌可危。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为进一步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计划调30万中央军北上剿共,同时于12月4日飞往西安督战。后来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被迫放弃剿共,承诺共同抗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于8月22-25日召开洛川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共二次合作的各项问题,初步确定立足抗日持久战,以创造根据地、保存和扩大红军、同时牵制消灭日军、配合国军作战为主要任务,主要形式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会后宣布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原三个方面军分别改编为其下的115、120、129三个师,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师长。9月11日,根据国民政府统一的陆海空军战斗序列,重新命名为第18集团军,不过由于抗战中的多数时间里这支部队都独立于其它国军而在独自活动,为有所区别和便于发展,“八路军”这一通俗叫法使用得更为普遍。

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被划入第二战区阎锡山麾下,战役前期奉命在雁门关与平型关之间机动策应,由此便引出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

如前所述,9月下旬,日军第五师团强攻平型关正面,尽管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反复强调游击战为主的原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副总司令彭德怀还是批准了115师林彪配合国军进行奇袭的作战方案。根据平型关守军制订的全面出击计划,115师于24日夜出发,前往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必经之路上伏击日军。25日清晨,在平型关与东河南镇之间长约5公里的公路上,部队陆续进入位于公路南侧高地的伏击阵地。如下图,按照计划,687团负责在小寨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一带截断日军退路,686团负责在老爷庙至小寨一带担任主攻,685团负责在关沟一带拦截日军,688团由于未能及时赶到而转为预备队。

有关平型关大捷的战果,各方记录一直有着很大的争议,不过总的来说,应以萨苏结合日方资料汇总出的情况比较接近事实。25日上午11点左右,两路日军分别由东西两个方向进入伏击圈。东边是从灵丘携带大批物资出发支援平型关前线的第21旅团辎重部队,包括约70辆马车组成的运输队以及一支60人的骑兵护卫队,整个队伍约300人左右,由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率领。西边是乘坐80辆汽车由平型关前线返回灵丘换防的21旅团一部,由新庄淳中佐指挥,接近千人。布置伏击时,公路北侧的老爷庙高地附近有少量日军,为确保战斗的突然性,115师没有在战斗前占领老爷庙高地,后来这一决定几乎影响了整场伏击战的成败。战斗打响后,东面的日军辎重部队很快被打散,最终全军覆没。而西边的日军抵抗则要顽强得多。由于西线日军遭到伏击时,并未完全进入686团伏击圈,于是战斗发起后,负责堵截的685团在第一时间向公路上的日军发起冲锋。日军的反应出奇的快,一部迅速冲出包围,一部下车就地组织防御,另一部直奔公路北侧的老爷庙制高点。见685团攻击受挫,686团迅速冲下高地、穿过公路与日军争夺北侧老爷庙高地,一度形成了两军一起比赛爬山的奇景。最终经过反复争夺,686团三个营轮番上阵,终于从日军手中夺回了老爷庙制高点。与此同时,分别由平型关方向和涞源方向赶来增援的日军受到685团和杨成武所率独立团的阻击,始终未能进入伏击圈。25日晚间,伏击圈内的战斗基本结束,由于早些时候平型关北侧团城口失陷,晋绥军已放弃出击计划,115师乘势撤出战场。

不可否认,平型关大捷存在着其十分积极的意义。这方面我们从小听得都比较多了,首先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其次是第5师团经此打击,短期内未能再次对平型关正面发起有效的攻势,直到9月底关东军迂回平型关侧后成功,守军才被迫撤退。第三就是对八路军抗日做了十分有效的宣传,有利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不过另一个方面,八路军以6000人的精锐部队伏击1000余人的两股日军,最终以1000人左右的代价换来日军1000人左右的伤亡,这样的结果从战术角度来说是有些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一是未能先期占领老爷庙高地,在争夺过程中造成大量伤亡;二是由于缺少对日作战的经验,根据以往与国军作战的经验,结合八路军弹药短缺的现实,在战斗发起后早早发起冲锋,而日军却未如国军般溃散,而是经验丰富地就地组织反击。考虑到这牺牲的1000多人都是长征后剩下的精华,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日后的游击战中发展出几十人、上百人的队伍,这样的损失更是显得那样不能承受。也因此,林彪被着实批评了一番,而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八路军都将以化整为零的游击战而非运动战和阵地战作为敌后斗争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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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无能?还是共军太狡猾?

回顾整个太原会战,中国军队共投入6个集团军,约30万人直接参战,伤亡约10万人。日军方面共投入5个师团,约15万人,伤亡3万人。会战结果:日军攻陷太原,国军退往晋南,共军分散转入敌后。

这样的会战结果,对于中国方面来说,虽然让人十分遗憾,但却并不算是意外。换个角度解释,国民党几年后之所以最终败于共产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

1. 土改政策、腐败问题等对民心、士气的影响;

2. 整日在敌后与日军斗智斗勇的共军指挥员的整体水平明显高于多数蒋介石嫡系将领;

3. 由于消耗严重,抗战后期国军兵员素质严重下降,无法与共产党敌后根据地招募到的壮劳力相提并论;

4. 试图打破旧秩序的一方与试图维护旧秩序的一方相比,负担要小得多;

然而,上面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我其实真正要说的,是国共双方组织能力与组织严密程度的巨大差异。

中国国民党由早年的同盟会发展而来,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几十年时间里,它内部的各个派系勾心斗角,分分合合。而反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是一个组织十分严密的政党,不仅入党要求更加严格,中央权力更加集中,而且从上到下各级组织结构十分清晰连贯,每次党内斗争都会以唯一绝对权威的胜出告终,虽然残酷,但效率无可匹敌。这种严密性,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便令国民党胆寒。同样的,这样的组织严密性也通过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延伸到了军队之中。

近现代国家与封建国家在国家能力方面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即为其组织动员能力与组织严密程度。以军队来说,评判一支军队是否出色的标准,不仅要看它如何能够攻城拔寨、摧枯拉朽,更要看它在面对劣势与逆境之时是否能够全身而退,缺乏有效组织的撤退不仅会丧失大量兵力,甚至还会使后续友军为溃军冲散。伟大如拿破仑者,70万征俄大军也难免于莫斯科撤退途中丧失殆尽。

以国军来说,由于组织性纪律性的缺乏,毫不夸张地说,它的每一次撤退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淞沪会战、豫湘桂会战、辽沈战役、渡江战役,无不如此。这样的军队,进攻时可以一哄而上,防守时可以就地死战,可撤退令一下,便瞬间如鸟兽散。淞沪会战国军百万大军大溃散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竟不分步骤,全线尽撤,绝无规律,痛心盍极!”。之后没过多久,淞沪会战逃出来的10万国军精锐又在南京的另一场灾难性撤退中尽遭屠戮。

纵观抗战期间的国军大小战役,让我有时甚至怀疑国军还停留在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的组织与指挥水平,绝大多数都是国军依托阵地一线排开分兵死守,日军则不断重演着集中兵力与火力包抄或突破一处后穷追溃军的简单把戏。光是这次的一个太原会战,国军就先后在平型关、娘子关、忻口被大大小小包抄了三次。

也正是受这样的组织能力所限,国军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无法在敌后战场打开局面。以前我们总批评国军是“消极抗日”,这种说法其实还是有些冤枉的,虽然战争后期国军确实有坐等美国人击败日本的情况,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片面抗日”。因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份魄力去放手发动群众,去与共产党争夺敌后战场的主导权,从而也就没有能力在大陆战场靠自身力量彻底击败日军。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反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在共产党八路军方面,抗战中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发展为主的策略也是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符的。那些抨击八路军只顾发展势力、游而不击的说法,是有欠公允的,毕竟那些大片大片的根据地深处敌后,都是一点一点打出来而不是日本人白白拱手相送的。如果没有八路军在后方牵制大量日军,同时长期干扰日军给养的获取与运输,国军能否在正面战场坚持到最后,恐怕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最后这段已经有些超出了太原会战的范畴,只是借国共双方都有出场这个机会进行一个比较,也方便各位日后对各后续战役发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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