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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残疾史(三)

“啊,啊,专员,专员,不是,不是嘛,啊,专员。”面对谛副专员带有明显不满的问话,地区劳动局某领导显得非常尴尬。到副专员办公室来欲汇报工作的他兴冲冲地推开门一头扎进来,才发现我也坐在专员办公室的长椅子上,某领导有点不高兴,因为他绝对知道我找专员的目的是什么。但副专员的一席话使得他只好走进来也坐在我的身边。因为他一进门,谛副专员就指着他说“哎,我正想找你。这娃(指了指我)的事,你们是咋给办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还让人家到处跑呢!”谁也能听出来话里带有明显不满的语气。

某领导略带点尴尬但仍呈现一副笑眯眯的面孔,赶忙给地区领导中分管劳动部门的谛副专员解释。“专员,你听我解释,我们劳动局是政府监督,经委是行业监督,他们医药局是主管监督。我们三家......?”

“你还好意思说。三家监督?三家监督还解决不了人家的事!这事发生都一年多了,人家娃从北京到咱们这里来,一条胳膊都扔到咱这里了,咱还给人家解决不了问题,还说啥三家监督!你们如果干不了,我去你们劳动局当局长算了!”谛副专员打断了某领导的话,气愤地批评了起来。某领导见势不妙,赶快对着我说“专员说了,咱明天就解决,明天就解决。”

“你也不要找我来了!”谛副专员当着某领导的面给我说“有本事你就找他们一缠到底,不给你解决,他们到哪你到哪。没本事就算了!”我当然明白谛副专员的这话是反话,就是要有关部门尽快解决我老伴伤残事故结论以及善后事宜。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了某领导的办公室。某领导没有食言,的确在办公室等着我呢。某领导一见我脸顿时就拉了下来,没有往常你坐之类的客套话,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我们昨天从专员那里出来就开会,一直开到天黑。事情呢,有个眉目了,你们提的几个问题都定了。具体的让制药厂给医药局打个报告,请示一下,最后由医药局批复。这件事就算解决了。这事情的确拖了这么久,可事情复杂的很?专员不发话谁敢解决?所以你呢也要正确理解!结果由医药局给你们答复。你也不要再找我们了。”

就这样,1986年5月6号我老伴被致残后,一直被“因素”拖到事故发生一年半还多几天的1987年11月18号,延安地区医药管理局以延地医药字(87)第46号文件正式批复了延安制药厂对事故处理的请示。认定我老伴“属因工致残”,决定对违章肇事人员予以“行政记大过”的处分,此外还罚了十几块钱。据说地区劳动局也按照“事故原因不查明绝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绝不放过,事故责任人不依法处理绝不放过”的“三不放过”原则对制药厂发生这起工伤事故予以一定范围的通报和罚款处理。

在老伴残疾的事实不可改变以后!就这件大事把我们家平静的、正常的、温馨的生活彻底打乱了。那段时间,我除了工作就是跑老伴的善后!在这个时候,我的领导们、有的上级部门和同志们都伸出了援助之手。领导们特地嘱咐我“当前你的任务就是全力照顾好家属,使她渡过这段困难时期。”同时反复告诫我一定要相信有关部门有关领导“能解决好你家属的善后”、“要从党的形象大局出发,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冲动更不能干出再把你贴进去的最下策傻事!这个样子的话你已经残疾的家属和孩子那就更惨了!”现在回想起来,时任延安市委书记的杨春荣同志、副市长刘传庆同志、方世新同志、石加固同志、冯毅同志以及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还有不少认识我们的同志包括老伴厂里的绝大数同事都对老伴的不幸遭遇表示过关切,一些人还不同程度地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其实就王专员而言,他在延安市委工作期间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们之间还是相互认识的。当我找到他请求解决老伴的善后时,他还是很积极的,对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的敷衍也有过批评,他曾当着我的面批评医药局的领导“如果这样,干脆我去你那里当局长算了!”。

古人说屋漏恰遇连阴雨这真是恒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老伴工伤善后处理就是如此。比如房子问题,在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决定了又决定还是分给老伴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生一个小插曲。本来我倒是不想提这件往事了,但是从这件小小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当年老伴工伤以后的处理之艰难情景。

那是房子问题经厂方和医药局共同决定还是维持以前决定不变后的有一段时间了吧,黄厂长是辞职了还是被上级免职了反正是不干了。新任厂长我们倒是熟悉的很,正是老伴伤后在西安积极组织抢救工作的时任副厂长。其实工厂领导的变故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对老伴的善后有啥影响,因为新任厂长不是新来的,对老伴伤残前前后后的经过也了解。谁想到就是此公也为了房子的事突然发飙,与我大吵大闹!而且还是当着他们的上级领导面前。

那天我应约去医药局听取“事故认定有新得进展”的消息。到了医药局的楼门口遇到了新厂长。我还以为他也是被医药局叫来谈“事故认定有新进展”的加上礼貌也就上前打了个招呼。谁料想新厂长看见我后如同打了气的皮球突然发飙,手指着我如同训斥他手下的工人般的大声训斥“你们为什么敢跟厂领导争房子!”。他这一发飙搞得我莫名其妙。因为这房子的事与他没有多大的关系,那还是上届厂长在职时决定的事。咱也不能冤枉新厂长,人家可没有要住这房子的意思。其实这件事就新厂长而言,这都是前任决定的事他往前任那里一推也就过去了。但不知到新厂长为什么就此事对我发了飙!我感觉新厂长绝对是故意激怒我失控!那天也悬我差点上了当。虽然心里想着“这号领导,不给他点厉害不知道好歹”就凭我虽然也就学了点三脚猫功夫但对付个他还是绰绰有余的。不过最终还是理智站了上风。我只是跟他打嘴仗其他举动绝对没有发生。自然没有退让半步说房子不要了。后经当时在场的一些人劝解,新厂长不再吵吵了我也住口了都到局长那里听“事故确定有新进展”。以后一位好心人给我说“你控制自己的能力真厉害!有人早给有关部门打招呼说你嫌问题迟迟不得解决要咋接咋接咧。那天你一旦失控,人家就有机可乘了。甚至连事故责任都打算推到你老伴身上说是你老伴自己造成的!到了那个地步你老伴的胳膊就是白断咧!到那个地步,你到哪里都说不清了,一切都完了!你还行,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当然,事后我也分析过,就房子问题而言,新厂长应该是非常好推脱的但他突然为此事发飙,究其原因无非有三点:1、经委某领导干预?2、副书记变卦要求推翻过去的决定?3、给我们一个下马威,示意我们在工伤问题方面不能给他找啥麻烦?我认为如果是前两点,我对新厂长的做法能够理解。毕竟都是官家嘛。如果是最后一点,那就是为人处事的问题了。当然,这三点是我的猜测。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那只有当年给我发飙的新厂长自己知道了!

我至今一直认为,人类在历史发展中难免遇到一些伤痛事件,比如我是警察就知道为人民的利益随时都有献身的危险。所以老伴在工作中不幸发生了这样的悲惨事件使她成为残疾人,遭受了生活中的巨大痛苦,我和老伴还是能够正确认识对待的。但在老伴伤残后,为了解决她的基本生活问题的过程所发生的一切,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有关人员的做法,那就难以让人接受、理解,甚至偏激的说,个别人的一些做法连人性都没有了!本来,老伴致残的事故是她人违章操作而发生的。按说事情应当很好解决,可由于一些“因素”,结果老伴致残这一“普通的工伤事故”如何解决?甚至连时任专员的王巨才同志,时任副专员的谛靠山同志都参与了进来。这在小地方,坦率地说,这个阶层的领导参与那解决的力度不可说不大。最后的结果就是以后老伴经北京市批准回北京,延安制药厂则一次性给了老伴2.5万元钱,这2.5万元就算是把老伴的那条胳膊买断完事的钱吧?因为文件上非常明确地说明“今后什么也不负责!”至于老伴因工致残应当享受的工伤待遇补贴什么的那就没有了。我也曾请教过北京市劳动局,看老伴是否能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答复是因不是在北京发生的工伤事故所以不能享受。这点我们理解,工伤事故没有发生在北京却要北京承担工伤待遇的确是没有道理!老伴也就荣幸的成为中国工人因工伤残疾而不能享受工伤待遇的一员!

由于工伤事故解决的一波三折,加之对老伴工伤待遇的落实也是困难不少,老伴从此对延安伤透了心!

俗话说好人有好报。万幸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对老伴这位惨遭不幸的残疾知青给予很大的帮助。先是同意她的户口转回北京她又再次成为北京人。以后按有关政策解决了她的养老问题。不错了,非常不错了!在此残疾的老伴和我们家人衷心感谢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人员,感谢你们充分理解一个残疾知青的辛酸心情并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就这样我老伴,这位与习近平、王岐山(2008年的一天,王市长同我们在百花山相遇时,还提起当年他所在队的条件差,他曾到老伴所在队知青灶吃饭的事)一样曾在陕北高土地插队的数万知青的一员,不幸因工伤丧失一条胳膊成为残疾人后总算活到了现在。

更令人感慨地是,在北京市帮助延安接收了伤残的老伴后(当然老伴这个时候就是包袱再不能为延安创造财富了),延安有关方面就再没有过问过这个失去了一条胳膊曾经把鲜血洒在了黄土高坡的知青是死还是活!仿佛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没有啥!

现在我每每回想起当年为了解决老伴善后的经历,当年那些个领导口口声声拉着我痛哭流涕“我有罪啊,我对不起你们呀”、“我这个领导当的不好嘛,工作不到位,我是历史的罪人呀”、“一定要从最优处着手解决你老伴以后的生活待遇,绝对不能让她流血断了胳膊精神再受到伤害!”、“你们放心,组织上绝对不干一个萝卜两头切的事,必须把你老伴的善后从优办实”。等等,实际上呢?用裴多菲的诗就是“善良的人们呀,千万不要相信!”其实这一切的一切,作为受组织教育多年的我是能理解的!那年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信访室询问工人因工伤致残后应当如何处理时,接待人员在听完我的陈述后,非常坦率的告诉我“某总理说了‘无论啥事,只要百分之七十的人满意就行了’!”。有此话听此言,我想什么都不用再说了,够了。

后记:

本来,作为一个老党员老警察,我不想再提及这件令我们感慨万分的事。可前不久老伴在治疗其他疾病时,发现甲状腺上生长了一个肿物,医生认为“不好”。考虑到老伴遭遇惨祸成为残疾人后为了争取正常对待却受到刁难也罢困难也罢总之一股气闷在了心里,医学上也认为这正是人们患重病的根本因素之一。我当即四处求人好不容易住进了医院。当老伴被推入手术室后,同我一道在外面守候的孩子突然说“我妈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我听我们学医的同学说这种病往往是生闷气所致。我妈工伤以后肯定心情不好。我依稀记得当年有关部门在处理我妈的工伤善后很不妥当。这里到底有啥隐情您是不是瞒我呢?”当年孩子母亲遇到惨祸时孩子还小,当然母亲的残疾对他的伤害是很大的!孩子的班主任曾经告诉我“自打你爱人遭遇不幸后,我感觉孩子在一夜之间突然成熟了起来”。但不管孩子是否成熟了起来,他毕竟还小,所以老伴残疾后的处理经过我肯定不会让孩子知道其中的艰难!现在面对孩子的疑问,我无语对答,只好以苏联核电站事故污染来搪塞!

为了给孩子有个交代,也让明白他母亲如何能够坚持活到今天,加之我革命43年太过于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不注重身体所以退休后身体也很不好。故趁我还能够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和有写作能力时把当初的过程简要地写出来,好让孩子、老伴的娘家人、有幸看到的知青们和善良的人们知道那段就我老伴、我们家来说是悲苦的经历。

全国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之际,已经到北京工作的我到西四二炮招待所去看望人大代表延安市枣园乡庙沟村党支部书记王久福同志时,遇到了也是人大代表的谛靠山同志。当年老伴的善后最终有个结果,谛专员是主持了公道。谛专员问了问我老伴的近况后,感慨地发话“能解决到这个程度,唉,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延安,让人家娃娃受罪了吃亏了!”受了什么罪吃了什么亏因什么原因吃亏受罪人家没说,我当然不会问也没有必要问,因为这是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倒是如今老了回想起当初的情景,我非常感谢当年个别领导给了我若干个磨练性子的好机会!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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