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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既有传承性,也有鲜明的创新特色和创新理念。这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们的一致共识。

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

2013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经登上了国际舞台,密集的全球出访已经编织出中国外交的全球经纬。那么,中国外交呈现出哪些新特色?这些新概念、新布局又将如何在2014年得以延续和发挥作用?2014年的国际形势又将给中国外交带来哪些新挑战?

2013年12月28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50人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论坛聚焦了上述问题并试图做出一些回答。此次论坛由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和党校《学习时报》社联合主办。战略所副所长潘悦在会上指出,三中全会提倡要建立新型智库,这种新型智库需要70后学者承担更多的重担,还需要各个智库之间相互资源的整合。战略所所长韩保江指出,国际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需要视野、工具和不拘一格的观念和思想,此次论坛的宗旨正是要给年轻的学者一个互相探讨互相学习的平台,激发青年学者的生机和活力,通过年轻人的研究探讨,不断总结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规律,为咨政提供新鲜的智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李颖 发自北京

外交新布局“农村包围城市”

2013年并非简单的“开局之年”,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已经进行了“高大上”的外交布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既有传承性,也有鲜明的创新特色和创新理念。这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们的一致共识。而未来十年,则是中国外交能否上台阶、能否成为国际领导力量的关键时期。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高飞认为继承性和创新性体现在:其一,在国家定位上依然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但同时增加“大国”的特点。王毅外长提到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把自己的外交视野放在全球的高度,和过去相比是很大创新。

其二,中国的发展战略没有变,但创造和维护机遇期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外交目标服务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2013年的导弹试射,新型武器亮相等则是通过展示实力从硬手段上来维护发展机遇期。

其三,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不变,但是实现途径更加多样化。通常中国外交讲的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这个原则没变,但实现的途径变了。从2013年领导人出访的路线,可以看出对美国采取的“迂回战术”,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外交上的应用。

在变化中寻找机会,把握主导权

中国外交突出的新特点之一还体现在更具主动性。从黄岩岛事件到划设防空识别区,中国战术上开始有了主动,在变化中寻找机会,并得以把握主导权。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赵可金认为,从划设防识区到2013年底的军事演习导弹试射,是我们在主动提出问题,同时驾驭问题,来引导我们的战略影响力和为我们中国发展提供新的支撑。

“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创新”——赵可金直接引用了习近平在周边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奋发有为”来形容中国外交。他认为,中国外交一直是韬光养晦,但内外部压力增加都要求、也促使中国外交更加奋发有为,奋发有为核心在“奋发”,驾驭中国日益上升的国家影响力,外交上有所作为。创新首先体现在战略创新,过去战略是四不(不树敌、不对抗、不扛旗、不当头),现在战略上体现为三点一圈四旗帜:三大外交关系(中俄、中美、中日),一圈(周边,特别是东南亚方向,实现外交突破)和四面旗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次是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在内的体制机制创新。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副教授刘骞指出,中国外交一直是在被动外交与主动外交之间相互协调。中国在未来三十年还面临着“站起来”与“走出去”的外交目标,在实现这些目标过程中,中国要面临着周边敌对性的国家,乃至国家集团的围堵,要面对西部限制和东部岛链的限制,中国外交仍然面临着主动推行“双丝绸之路”和被动情况下“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局面。

对东南亚要改变土豪外交心态

2013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但与会专家在充分肯定中国与东盟关系黄金十年辉煌发展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甚至困境。

困境之一在于东南亚国家对美国模式认同更高,中国模式或者说北京共识没有受到东南亚国家的普遍认同,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张旭东如是认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栋也指出,中国与东盟“近而不亲”,中国从未离开过东南亚,但从未真正进入过东南亚。东南亚对中国好感度低于美国,甚至低于日本。因此,2014年还需要坚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的理念,深耕东南亚。

比如,在经济上要改变土豪外交心态和做法,既要提高经济援助效果,又要建立有效机制并且有具体的操作方案,确保包容性,避免唱独角戏。在军事安全上要从非传统安全开始,扩大与东盟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如湄公河的四国巡逻机制,如防灾减灾的国际合作,借此拓展对“命运共同体”和中国领导力的认同。另外加强人文交流,东南亚年轻人多在西方留学,与中国接触较少,2020年要实现“双十万”即十万中国留学生到东盟,十万东盟留学生到中国,培养未来的知华派。

党校国际战略所助理研究员熊洁指出,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产品的贡献和我们现有国家身份不匹配,美国和日本对本区域在公共知识和公共物品上都有提供,中国在这方面还可以有更多地开拓空间。

细化周边,采取差异化对策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研究员周方银指出,儒家文化上讲亲疏远近,利益上有轻重缓急,中国对周边国家也不妨分而治之。不仅如此,还有必要让别人感受到这种差异;如果别人感受不到,一定程度上这种政策是失败的。差异化的目的是引导其它国家的行为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孙学峰也很认同针对周边的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境采取“差异化政策”的做法。比如,对跳在最前向我挑衅的国家可以更多施加压力;对另一些国家要争取;对有些国家则要讲究“一报还一报”;对与中国没有突出矛盾,也没有得到美国帮助的国家,尽可能地将他们囊括在“命运共同体”里。

党校国际战略所助理研究员韩爱勇建议,在东南亚可以采取审慎的制度战略和积极的经济战略,在制度建设上让东盟当头,同时把东盟市场做大。在中亚则应该是积极的制度战略和审慎的经济战略相结合,制度上积极完善上合组织,经济上则审慎推进不刺激他国。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张景全也认为,中国的周边外交需要细化和分化概念,“量身定做”战略,比如,反日不能和反美等同。

国际新形势与对华新挑战

从美国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达巍预测2014年的美中关系不容乐观。奥巴马第二任期的经济形势比第一任内有所好转,2014年将进行中期选举,两党将持续斗争,另外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倾向增强,最近调查达到53%,是60年来最高,所以达巍预测2014年中美关系更加困难。

从俄罗斯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克敌认为,普京内政外交最大的目标就是恢复类似苏联所具有的那样无上荣光的大国地位。欧亚联盟不仅是经济联盟也是政治和军事联盟,可以预见该联盟未来发展趋势的目标是北约加欧盟的混合。而中俄关系相对中美、中日而言当然较好,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从欧洲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部主任崔洪建认为,欧洲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未来欧洲对外贸易将超过区域内贸易,也就是说从封闭经济体向对外贸易发展,美国是其第一选择,做美国盟友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欧洲并不想做超级霸主,而是要做“超级伙伴”,不和其他方对立,而从合作中获益。

重视多边外交,提升议题设置能力

无论在大国外交还是多边外交中,中国设置议题的能力明显薄弱,尤其是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中国外交应该更多重视和利用多边机制的框架,同时要提升议题设置的能力。

崔洪建明确指出,在议题设置上中国明显处于下风。美国表面上欢迎中国成为世界领导力量的一部分。实际上西方不会和中国分享领导权,西方哲学缺乏“分享权力”这一概念。大国权力转移带来的是权力再平衡和美国政策的调整,其它国家政策以此为前提进行调整。美国的调整主要是收缩以便能再发力;欧洲借用再平衡调整政策,如减少逆差;过去欧洲与亚洲的外交多依赖中国,现在某些欧洲国家已与日本建立了“2+2”磋商机制,平衡与中国和中国邻国关系,培育地区力量。新兴国家协调能力远远达不到传统大国协调的速度、高度和深度。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弃郁指出,中国周边的多边安全机制在不断发展,如香格里拉对话在做深做细,东盟内部越来越以一个声音说话,内聚力增大。多边平台是一个大趋势,各国单边维护自己利益难度增加,很难单边行动。而且实际上多边框架下中国和美国关系,竞争和合作兼而有之。多边框架下中美“相撞”几率反而变小,因为大国诉求类似、两国经验类似,经常有共同语言。当然,竞争也很突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设计议题的能力很强,于我不利。中国单边崛起压力很大,要多边思维和考虑,所以一定要提升议题设置能力,多考虑如何把中国与他国利益交融在一起,如何以他国视角看待中国。

全球经贸新规则,中国应“不急不惧”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乃至新兴经济体都面临一个新问题,即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不仅主导着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再一次试图主导新的经贸投资规则的制定。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强调指出,未来中国最大的挑战就是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出台。美国设计了“一体两翼”新规则,即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主体,以TPP和TTIP为两翼,还通过TISA规范服务业贸易体系。新规则标准更高,涵盖服务贸易、劳工、知识产权、环保;新规则更注重境内开放,关注政府规制问题。新规则一旦成为标准之后,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影响巨大。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姚枝仲指出,目前经济规则的调整不是新兴经济体发起的,而是美国提出的,调整方向是有利于美国的。美国主导改变现行规则的原因在于:第一,新兴国家兴起,美国要改变规则继续主导;第二,现在规则最大受益者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所以需要调整;第三,在过去的规则体系中没有办法应对其它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第四,现有规则不能很好体现美国的优势,美国优势在于服务业和创新上。

专家们认为,中国的应对应该是“不急不惧”的;既要看到美国主导新规则对我构成的挑战,也要肯定新规则对开放促改革有积极意义,在某些方面与中国长期发展目标是一致的(比如国企、环保和服务贸易问题),所以关键是我们要深入研究新的规则。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宋国友指出,中国要注意在全球、周边各层面上进行分别应对。如在全球方面复兴重振多哈回合,高举多边谈判的旗帜;周边方面,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中印缅孟、中巴等打造自己的FTA,做实中国和周边的经济贸易关系,给自己营造一个比较广阔的活动空间。

南开大学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认为,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发挥的作用和地位与自己的体量和规模并不符合。中国能否在全球治理中占据领导地位不取决于经济因素,而取决于三个非经济因素:是否具备领导全球治理的价值观;是否能提供区域和世界的公共产品;是否能够在关键时刻经得起历史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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