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真正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多年以来被塑造为由中共领导的在1937年之前抗日的壮举,同盟军创造了收复多伦等察哈尔县城的抗战记录,最终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的围攻下失败,吉鸿昌将军被国民政府杀害。

这么多年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九一八一样,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证明国民政府不但不抗日,还扼杀别人抗日。从而间接说明国民政府无能卖国,但是事实真相又是怎么样呢?

1、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领导人冯玉祥

根据对历史资料的严格分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非一支完全为了抗日组建的部队。他的出现对于不同的领导者,有着不同的意义。

先说说抗日同盟军的最高领导人冯玉祥。

冯玉祥此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军阀人物。此君为人就和张作霖,龙云等军阀一样,外热内冷,狡猾多智,特别善于利用局势变化来扩大自己的实力。

分析冯玉祥的一生,可以用实用主义和反复无常来形容。老冯从15岁开始在清军服役。期间通过个人能力和上司侄女结婚,很快从士兵爬到团长一级的中高级军官。

此时已经是清末,老冯感觉清政府败亡是迟早的事,为了不上沉船,他开始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武昌起义成功以后,自己宣布服从革命党起义,后投身袁世凯麾下。

之后几年,袁世凯由于倒行逆施,逐步失去对国家的控制。老冯看袁世凯快要倒台,转而宣布反袁,在1920年最终得到了陕西地盘,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在其后的军阀混战中,老冯更是反复无常。他利用自己所谓信仰基督教的这个条件,获得了西方列强一定的支持。实际上,老冯是否信仰基督教,老萨看只有天知道。但是当时西方各国都把老冯看作西方的基督信徒,给钱给物,老冯由此得了不少实惠。

老冯在几十年内靠着左右摇摆,很是得了便宜。

但是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候,老冯则是栽了。他先是投身直系一派,攻打奉系。但是很快他又临阵倒戈,宣布脱离直系。冯部连夜占领直系老巢北平,从背后击溃自己的上司直系吴佩孚,又把直系大总统囚禁。

此举虽然获得了北方广大的地盘和巨大政治影响力,但是让老冯成为众矢之的,直系奉系都准备向其进攻。老冯眼见不敌,没有办法,很快宣布信奉三民主义,希望孙中山北上北平主政。为了表示其坚定性,老冯还把小皇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

但是孙中山远在广州,鞭长莫及,人虽然只身到北平——随后不幸去世,孙的兵力一时间抽调不及。老冯见势不好,又倒向奉系张作霖,宣布和奉系合作,还把段祺瑞捧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出卖了孙中山。

段祺瑞和张作霖都是政坛老将,—看冯玉祥不可靠,很快联手排挤了冯。老冯只得宣布下野,逃回了陕西的地盘。

下野以后,冯玉祥去了苏联。在苏联他开始表示信仰共产主义,但是同时又宣布加入国民党。共产主义是信仰无神论,老冯则是基督徒,不知道他怎么协调过来的。另外,共产主义强调党的唯一控制权,拒绝和任何其他党派共享权力,老冯又是怎么把共产主义观念和国民党员的身份进行协调的?实在是厉害。

其实老冯看中的是苏联的援助,和国民党在广州的强大发展潜力。

到了1926年国民政府在苏联的帮助下厉兵秣马,准备北伐。老冯看北伐军势大,北洋军阀此时又腐败不堪,估计不是对手。所以老冯又决定趁火打劫,他率部在五原誓师,宣布参与北伐。

当时国共合作北伐,苏联此时帮助中共借党养党,借助国民党扩大中共的势力。除此以外,苏联方面为了保险打算,还和地方军阀合作,希望利用他们。

老冯和苏联联系后,暗中和中共达成得推翻段政府后支持中共的首都革命,从而到苏联大量的军援。其中步枪就有8多万支,大炮近100门,手榴弹1万枚,步枪子弹7000万发。

但是在得到苏联援助以后,老冯很快翻脸不认人,后来在1927年发动了反苏反共事变,把西北军里面的苏联人和中共全部“礼送出境”。同年,冯玉祥和蒋介石金兰结义。

通过参与北伐,冯玉祥很快控制了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察哈尔等省,大大扩大了地盘,成为西北王。

但是,随着北伐的胜利,蒋公开始收拾这些割据的新军阀。冯玉祥又参加反对干弟弟蒋介石的反蒋运动。

结果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先后二次打的大败,部下溃不成军。韩复榘石友三之流没打就临阵倒戈,吉鸿昌孙连仲的二个军战败后被蒋介石收买,庞炳旭孙殿英率部脱离西北军独立,老冯的地盘丢也的光光。

1930年,冯玉祥去山西向老阎求援,却被阎锡山软禁,他再次宣布下野并且隐居起来。

老冯此时已经50岁了,表面上他隐居起来以读书自娱,实际上,他丝毫没有停止东山再起的举动。当时老冯把身边的幕僚和心腹派到全国各地,尤其是自己的老地盘,伺机东山再起。

但是上粱不正下粱歪,老冯左右摇摆,部下军官也是这样。

他的西北军在宋哲元的领导下在山西寄人篱下,穷困潦倒,几乎活不下去。而且西北军的实际领导人已经是宋哲元,宋哲元是不会把兵权随便交给冯玉祥的。

冯玉祥看利用不动华北的老部下,就转向西北的老部下。

1931年8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前一个月,冯玉祥让原来部下的甘肃第8师师长雷田中发动兵变,在兰州囚禁了国民政府的甘肃省主席马鸿宾,试图控制甘肃省,东山再起。

但是此时老军阀吴佩孚横插一杠,把雷田中争取过去。同时蒋介石迅速调中央军和西北军一部夹击甘肃的雷田中。雷见势不好,扔下部队逃走。老冯无功而返。

之后一年,老冯的部下宋哲元部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得到了察哈尔省的地盘。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省也是冯玉祥的老根据地,老冯有心通过宋哲元东山再起。但是此时宋哲元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势力,不再理会这个老上级。冯玉祥只得在1932年去泰山别墅隐居,同时等待机会。

到了1933年,热河抗战爆发。宋哲元西北军主力二万多人(共三万人)在中央命令下,赶赴华北长城一线去抵抗日军入侵。

由于前线吃紧,西北军逐步把留在察哈尔的一部分主力全部调往平津。察哈尔省仅有西北军少量部队在察哈尔省警备司令佟麟阁将军的领导下,维持本地治安。

中央鉴于察哈尔防务空虚,急调晋军傅作义的59军驻守。

但是之后日军突破古北口,直逼密云。何应钦又急调59军去华北增援北平防线,察哈尔防务极为空虚。

察哈尔虽然没有什么中央的军队,但是武装力量却也不少。当时还有数量众多的从热河省败退下来的原东北义勇军部,热河军汤玉麟部,数量达到四五万人。

这些部队由于在热河抗战中几乎是不战而逃,慌不择路同时怕受到中央的处分,结果并没有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一样,退到河北省。而是部分退往当时还是三不管的察哈尔省。

冯玉祥觉得此时机会已经到了,首先,察哈尔是他的老地盘,老冯曾经造福过察哈尔省老百姓,有一定的群众支持,东山再起有民众的基础。

其次,此时留在察哈尔省的少量西北军,尤其是察哈尔省警备司令佟麟阁是老冯的旧部,也和宋哲元有一定矛盾,可以争取过来。察哈尔省还有五万多走投无路的义勇军和热河军,可以由冯玉祥收编加以利用。加上当地民团和土匪武装,总数可以达到七八万人,足够和中央叫板了。

再次,塘沽协议就要签订,民众对日本和政府都有很大反感,此时利用所谓抗日作为口号,最容易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加上当时苏联和中共也表示可以提供援助,从而打破蒋介石就要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后援没有问题。

最后,当年全国一片混乱,华北更乱,很多土匪武装和地方民团打着抗日旗号聚众。之后或者投降日本或是投降国民政府,都成了大大小小的军官和司令,很是得了实惠。就比如下面要说到的土匪刘桂堂,此人本是山东的一支近万人的流寇。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是罪恶滔天的匪帮。后被日本人收编为伪军,成为伪军刘司令。之后投降抗日同盟军和国民政府,成为师长。抗战中又投降日军成为伪军,最终被八路军鲁南游击队所杀。

正所谓有枪就是草头王,在乱世只要有了枪杆子,就比财主强。有了枪杆子不管之后怎么样,总有退路的。现在老冯一无所有,成为一个所谓的社会名流,只有几个保镖而已,完全是李后主的样子。在察哈尔起兵,反正搞得再惨也不会比现在要差。做了总比不做要好。

于是,从1932年末开始,老冯就联系旧部,并且跑到察哈尔开始准备起兵。

但是老冯也不是傻子,他知道察哈尔是是非之地。东面有日军,下面有华北的国民政府军,西面还有晋军军阀,上面是苏联人控制的外蒙古,这种态势难以生存。

所以他试图借助其中一部分的力量,帮助自己。但是他通过兵变拉走晋军和中央军,在中央控制的察哈尔省起兵,不可能得到中央和晋军的支持。

至于投靠日本人成为汉奸,老冯虽然是个军阀,但是总还没有到作汉奸的地步。

那么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苏联人了。苏联当时已经控制了外蒙古十多年,国力军力都很强大。加上外蒙古又和察哈尔接壤,如果苏联肯援助,那么在察哈尔独立还是有可能的。老冯想和苏联合作,就必须联系中国共产党。

所以,冯玉祥早在1931年就通过特使和周恩来联系。到了1933年初快要起兵的时候,中共派出武止戈,张存实,许权中等人参与冯玉祥的部队。

冯玉祥此时倒是不作伪装,他直接把中共派来负责军事的武止戈派往苏联,准备之后提供军火物资援助。

终于在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把自己汾阳军校的三千学员士官生带到察哈尔,同时把驻守察哈尔的西北军佟麟阁部争取过来,加上方振武从山西拉来旧部一个团,连同败退到察哈尔的东北义勇军,热河军,蒙古族武装,察哈尔当地民团,甚至还有当地的土匪武装,宣布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2、所谓的收复多伦是怎么回事

当时抗日同盟军的实力还是不错的,共有7个军,9个独立师,2个独立旅,军队共12万人,枪支10万支。其中西北军,东北义勇军,热河军都是正规军队,有着完整的军队编制和装备,数量大约7万人,兵力非常强大。

而入侵察哈尔的所谓日军,其实根本没有日本人,只是所谓的伪满洲国部队和刚刚投降日军的热河军和土匪。

根据蒙古族人李守信本人在建国后写的回忆录中记载:从侵略察北开始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除了张海鹏和我的伪军中派有顾问教官和由日本人组成的几十人的“特设队”外,日本的正规军始终没有在察北露面。

这类伪军部队其实不能算作部队,日本人也只是把他们作为治安军来用,维持地方治安的。

为什么日军不参战呢?因为日军当时集中了近4个师团8万主力猛攻长城一线25万中央军和西北军部队。打了二个多月没有分出胜负,日军兵力呈现不足的态势,根本无力顾及察哈尔省。

况且察哈尔此处战略地位不重要,全是草原地带,地广人稀又根本没有什么出产,没有什么军事意义和实际意义。

据李守信回忆:当时入侵察哈尔的只有伪军部队,山东土匪刘桂堂的伪军7000多人,满洲国伪军张海鹏部1800人,还有在热河投降仅仅二个多月的李守信部6500人,一共只有1万6千多人。

其中刘桂堂部队是山东土匪武装,人数虽然有七千多,但是只有打家劫舍残害无辜百姓的本事。以前刘桂堂几千人在山东,打个老百姓自发武装起来的大村子也要好几天,还伤亡惨重。结果攻入后将全村人杀光泄愤。该部战斗力根本不值一提。

而且二股伪军刘桂堂和李守信十几天前为了争夺多伦地盘曾经火拼过,有很深积怨。当时刘桂堂的土匪兵不是李守信的热河正规军对手,损失了1000多人,狼狈从多伦撤走。刘桂堂由此对李守信恨之入骨,所以刘部被抗日同盟军稍一打击,就倒戈投降。

而李守信为热河省东北军,在一个多月前的热河抗战期间投降日军。当时李守信只有一个团的兵力2000多人,后来日本人把在热河投降的4000多五花八门的各种伪军和伪蒙古骑兵交给李守信指挥,勉强凑起了三个团。

由于投降时间短,李守信本人人品低下等原因,加上前段时间又和刘桂堂火拼过。日军对他极其不信任,怕他随时会倒戈走人。一直没有给予任何的武器补充,李守信对此叫苦不迭,但是没有办法。

到了抗日同盟军逼近多伦的时候,日军才拨给李守信5万现钞和6万发子弹(多伦很穷的,李守信部队只有一个旅有饭吃,其他部队像土匪一样,定时去周围几十里的老百姓家抢粮食),连一杆步枪都没有给李。而日本人许诺派来的所谓日军几千人援军,实际上只来了20多个日本人组成的顾问团,有三辆蒙着铁皮的汽车,上面配备6挺机枪,连门小炮都没有。

这支日本顾问部队也不是帮助李守信作战的,他们其实是来暗中监视李守信,让他不要投降。李守信当时就差点骂了日本人的八辈祖宗。

至于伪满洲国伪军张海鹏的1000多人,由于人数太少,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况且伪军都是无名鼠类,中国人中的垃圾。他们自己本身也瞧不起自己,士气低落。连李守信也说自己就像挂牌子的婊子。

失道寡助,这些伪军当然不是10倍数量的抗日同盟军的对手。

抗日同盟军6月21日出兵。22日,康保的李守信伪军二小时内大部投降,小部逃走,抗日同盟军攻克康保。23日,沽源的刘桂堂部被优势兵力合围,刘桂堂害怕被全歼,率部投降抗日同盟军。当日收复沽源。

7月1日,抗日同盟军猛攻宝昌,李守信部和张海鹏部不敌,3000多人被歼灭或者打散。他们很快丢弃城池,逃到多伦。此时多伦伪军大约有5000多人,围城的抗日同盟军数量大约是他们的3到4倍,而且不断增加。

按照李守信的本来意思,当然是弃城逃跑先。但是日军顾问不允许,于是李守信咬牙支持了三天,由于当时暴雨连连,加上多伦周围有一些碉堡,缺乏重武器的抗日同盟军也没有攻进来。

但是李守信知道这样守下去,铁定还是完蛋。况且自己也没有必要为日本人拼老本。于是和吉鸿昌派来的人接洽。

此时日本顾问也觉得守下去不是办法,搞不好李守信还能和刘桂堂一样投降过去。于是向热河日军紧急要求兵力支援,但是当时最近的日军驻扎在赤峰,他们离多伦也有二百公里,况且还要对付赤峰附近国军孙殿英的三万多人(孙殿英由于挖了溥仪的祖坟,不敢投降日本成为满洲国军),哪有精力管李守信的死活。

根据李守信的回忆,日军在三天内最有效的帮助就是飞来了20架飞机,扔了几颗炸弹。守了三天,李守信部下伤亡一千多人,士兵纷纷准备逃散或者投降。日本顾问此时也怕李守信本人突然倒戈,就向李守信表示可以立即突围。

李守信得到这个命令以后,随即和吉鸿昌的代表联系,希望放出一角让他们走。当时抗日同盟军已经攻城3天,伤亡了1600多人,补给也出现问题。为了防止李守信余部3000多人顽抗,也就同意了。

李守信随即率部从东门逃出多伦,抗日同盟军象征性的追击了一下,打了李守信的尾巴,攻占了全城。所以,夺取多伦和察东四县的战斗中,抗日同盟军没有和日军交过手,打的是一万多伪军。

不过收复多伦以后,冯玉祥在大会上说: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有力地戳穿了不抵抗主义所宣称的,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这种宣传就老冯当时来讲,倒是不过分。

3、收复多伦以后中央的态度

对于老冯明着抗日实则武装割据这一套,当时各方面都是一目了然的,这对于老冯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各地军阀当时基本都是打着这套招牌做事。

广州的陈济棠攻击老蒋围剿红军,不去抗日。老蒋表示如果陈愿意出兵替代围剿的中央军,中央军立即会把围剿红军的全部12个师调到华北前线,和已经在华北的11个中央军师一同作战。陈济棠没有回应,后来还大言不惭的说,反正自己不会把一兵一卒调出广东。

得知老冯发表的收复多伦声明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于1933年7月18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不是取自日本军队之手,而是取自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并且在冯玉祥发出的捷报上批注了两个字“无耻”。同时指责冯玉祥和中共勾结,试图赤化察哈尔,搞独立。

老萨觉得汪精卫说得虽然没错,但是毕竟过分了一点。打伪军好歹也是抗日,总比不打要好。只是老冯是有政治意图的,这就不同了。

至于赤化,其实老冯不过是利用共产党而已,因为察哈尔和苏联人控制的外蒙古接壤,老冯知道靠十万人没法和中央,日本对抗。所以想借助中共,得到苏联的援助。此时发生了几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形势。

第一,日军主力开始向热河和察哈尔边境集结,并且驱使李守信部向多伦进军,准备进攻多伦。冯玉祥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知道自己这些乌合之众对付不了日军主力。

第二,苏联方面照例又釜底抽薪。在国民政府蒋汪二人的压力下,苏联通过中共表示拒绝通过外蒙古提供给冯玉祥军火物资援助,要求冯把部队交给中央统一抗日。其实苏联人对冯玉祥本来就没有任何好感,当年斯大林给了冯玉祥那么多援助,之后还被冯反咬一口,这种人怎么能信得过?

况且苏联从根本上来说,它需要的是一个强大完整的中国,来牵制东北的逐渐强大的日本人,保证苏联远东的安全。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指1945年8月15日前,之后的事情再说),苏联援助过国民政府几亿美元的军火物资,但是基本没有援助过当时的中共任何武器。这就很说明问题。

在苏联眼中,冯玉祥只是一个小军阀而已,在日本的压力下朝不保夕,支持冯玉祥10万杂牌军不符合苏联的利益。

第三,中央紧急派员赶赴察哈尔,说服冯玉祥放弃在察哈尔的武装割据,把兵权让给原察哈尔主席宋哲元,并且给了老冯很多中央的高官位子(最高检察院院长,全国农林督办等)。同时中央派人策反抗日同盟军各部军队,告诉他们冯玉祥居心不轨,以抗日为名实则进行武装割据。

冯玉祥开始不为所动,但是如西北军,东北义勇军,热河军等相当一部分纷纷准备倒向中央,不愿意自立为王。

第四,中央派出西北军,中央军,晋军向察哈尔边境靠拢,通过强大部队威慑冯玉祥部。

第五,也是相当重要的。冯玉祥感觉他已经开始控制不了中共实力在同盟军内的扩大。

当时冯玉祥因为想借助苏联人,于是允许中共党员共300人加入他的同盟军,控制了宣传等部分。中共没有忽视这次机会,甚至连大名鼎鼎的柯庆施都派来了,并且成立了中共中央察哈尔总前委。柯此君在建国后如果不是突然去世,一度差点取代周恩来的总理位子。

早在进攻多伦之前,冯玉祥就通过部下密报得知,中共临时中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指示在察哈尔的中共前委将在中共影响下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而在进攻多伦大胜的同时,中共在察哈尔的前委又接到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联合指示信。指示信强调指出:抗日同盟军“要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红军,在河北、山西边境地带首先实行土地革命”。并明确要求前委改组成为秘密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把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拉走。7月初,中共察哈尔前委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的秘密指示信。此时国军已经在河北和察哈尔附近集结威慑同盟军。中共前委此时却不想想怎么帮助冯玉祥支撑危局,反而决定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察哈尔省会张家口时,将中共领导下的军事力量拉到张北县城去,但不离开河北和山西,争取向南发展到蔚县一带,建立苏区。

同时中共也知道冯玉祥在利用他们接近苏联,所以中共临时中央一再指示察哈尔前委要警惕冯玉祥“不可避免的叛变”,要“防备敌人向我们进攻”,要前委与冯玉祥保持“一种非正式关系”。据此,中共前委对冯玉祥等人采取不信任态度,认为冯玉祥等人组织抗日同盟军只是企图利用群众的革命情绪,以扩大个人势力。这样一来,原来由中共张家口特委与冯玉祥建立的合作关系已名存实亡。

因为上面各种原因,在中央来员的说服下,原东北义勇军邓文部首先表示愿意归附中央。这些东北义勇军都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他们当年在东北恶劣的环境下,和日军作战了一年多,伤亡惨重也没有动摇。

后来在热河的溃败,也是完全属于实力和日军相差太远和张学良的胡乱指挥所致。东北义勇军如果不是为了抗日,早就投降日军成为伪满洲国军了,官兵一样可以发财升官,绝对不会从东北一路历经千辛万苦的打到察哈尔来。

对他们来说,抗日当然要跟着中央政府走。当年东北人的观念很简单,不是政府军就是胡子,东北义勇军当然不愿意作胡子。

另外,方振武从山西拉来的西北军和29军留在察哈尔驻守的佟麟阁部也纷纷准备靠拢中央。他们原本就是中央的部队,在中央大员的说服下,他们很愿意在中央领导下统一抗日。要知道长城抗战晋军和西北军与日军血战三个多月,伤亡了近二万多人,杀伤日本正规军4000多人,那才是真正的抗日。

冯玉祥这边自然也听到了风声,老冯这次决定用西北人传统的铁血手段来解决。

在知道了义勇军的最高领袖邓文已经明显表示准备投靠中央,冯玉祥派人在1933年7月31日把他杀死在一个妓院里面。当时邓文正在妓院里面抽大烟,门口由几个武装卫兵保护。冯玉祥的士兵进来解除了没有丝毫防备的邓文几个卫兵的武装,当场将邓文用大刀砍死。

老冯以为杀一可以儆百,但是他错误判断了形势。当时大多数军官犹豫不定,这下子反而帮助他们下了决心。这一手做的太蠢了,邓文一死抗日同盟军人人自危。

邓文的副手檀自新怕落个同样下场,率领义勇军3个师又二个旅迅速投靠中央一方。之后,方振武从山西拉来的抗日救国军张人杰的三个师又二个旅和热河军的五个师随即也投靠中央。

这样一来,抗日同盟军实力大减。只剩下吉鸿昌方振武的西北军一万多人,还有一些其他武装一共五万多人,兵力减少了近一半。

更重要的,冯玉祥此时发现,察哈尔兵团兵力太弱,刘桂堂和王英的土匪军和蒙古武装本来就不太可靠。估计日本或者中央一来,他们立即会倒戈(实际上他们基本都在日本人来后,投降日军作了伪军)。

打察东四县主要靠的就是几万东北义勇军和老冯直属的吉鸿昌,方振武部。现在抗日义勇军走了,原本听命于冯玉祥的直属部队也出现了问题。

吉鸿昌部更多的受中共派到抗日同盟军中的中共前委如柯庆施等人的控制。此时老冯真正能够控制的只有老部下方振武部几千人。靠着方振武的几千人,是无法对抗日本军,也无法对抗中央的。

加上伪军李守信部已经逼近到多伦,冯玉祥眼见鸡飞蛋打,再不找退路,自己就要完蛋了。老冯这个老军阀一生都是利用他人,见风使舵,绝不想被他人利用。现在发现势头不好,老冯自然首先要保住自己了。

7月28日,汪精卫,蒋中正发表时局通电向冯玉祥提出四点最后通谍(1)清除匪祸,充实国力。(2)不签订割让或承认条约,逾此限度,不惜牺牲。(3)需求国际同情与协助,但不纵横捭阖。(4)察事盼冯玉祥接受四项原则。勿擅立军政名义,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勿滥收散军土匪,勿引用共匪头目。

8月2日,冯玉祥发表声明,表示不愿意内战,向中央政府示好。

8月3日,冯玉祥宣布取消他同盟军司令的头衔,把察哈尔省府张家口让给原属29军的佟麟阁将军(佟麟阁此时已经和宋哲元达成协议),迎接宋哲元回察哈尔收复权力。

8月6日,冯玉祥宣布将察哈尔权力全部交给宋哲元,自己退隐。

8月14日,冯玉祥乘车离开张家口,回泰山别墅,自此冯玉祥宣布不再对抗日同盟军残余部队负责。

中央随即宣布了编遣方案,将抗日同盟军纳入中央部队范畴。

(一)委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阮各部共编为2个团,富春部编1个团,归其指挥;

(二)委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为2个团;

(三)委黄守中为察省游击支队,所部编为2个大队;

(四)委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为3个团;

(五)孙良诚部编为1个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即日通电宋哲元,自解兵权离察;

(六)刘震东部编为1个团;

(七)唐聚五部编为1个团;

(八)张砺生由省府聘为顾问,所部解散归还地方;

(九)檀自新、张人杰、李忠义各部均照军分会规定编制;

(十)姚景川、苏雨生、宋克宾、李子铎各师拟分别编遣;

(十一)清乡司令韩青芳部已下令解散;

(十二)冯玉祥部军官队4个大队及佟麟阁部独立旅约500余人均已遣散。

另拟给方振武以名义,令其出洋,但他不愿离开军队,令阮玄武与方商洽。8月16日,方振武宣布接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李守信部3000伪军在7日已经逼近多伦。

根据李守信的回忆,当时日军主力都在热察边境,而他的部队和一个月前败退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当时吉鸿昌他们还有好几万人,怎么也对付的了李守信。

况且此时日军怕李守信随时可能倒戈,在李从多伦败走以后,根本没有给他任何补充。李守信的战斗力比在多伦时候还要弱。直到他攻陷无人驻守的多伦以后,日本才赏了他10门大炮和100挺机枪。

此时抗日同盟军的吉鸿昌部已经不敢和日军正面对抗,他们在15日不战放弃多伦,全军连夜转移。从多伦转移后,剩下的五万抗日同盟军也彻底瓦解。

其中主力全部为中央的宋哲元商震收编,这些部队后来大多参加了1937年之前反攻察哈尔作战,绥远百灵庙大捷,还有一部参加了七七事变。少数如原本土匪武装王英部投靠日军,成为所谓的大汉义军。蒙古族武装也投靠日军成为伪蒙古国军队。二者后来在绥远的百灵庙大捷中,被傅作义歼灭。至于土匪刘桂堂后来也投降日军,在1943年在鲁南被八路军击毙。

4、抗日同盟军怎样转变为讨蒋联军

可以说,冯玉祥如此快的闪人是中共方面根本没有想到的。看来老冯并非庸才,至少还是保住了自己。此时同盟军各部大多被中央收编,少数投降日军。到现在为止,抗日同盟军只剩下吉鸿昌和方振武的二支武装,大约1万5000人。

此时吉鸿昌和方振武又发生了分裂,当时吉鸿昌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一向和共产党走得较近。

中共总前委由于在此事件中没有很好利用局势,也没有及时和冯玉祥决裂,被中共中央严厉批评。原中共张家口特委成员及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派往张家口的主要干部或被撤职或被调离。负责和冯玉祥直接联系的张慕陶先被撤销工作,后在独石口以师为单位召开的党员大会上,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同时被开除党籍的还有王霖、尹心田、周茂兰和贾振中。

而方振武对共产党既没有接触也没有什么好感。当时方振武受刘桂堂汤玉麟等人的影响,他观点是直接打到北平去,讨伐蒋介石。而吉鸿昌的中共前委书记柯庆施说中共中央命令是:去河北省中部建立苏区和红军,实现红军在北方的第一个武装割据势力。

方振武不愿意和共产党合作,表示各自分头行动。于是1933年8月24日,中共在此次察哈尔事变中,终于走到前台。

中共前委在张北县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正式公开共产党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组织身份,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由柯庆施、吉鸿昌、张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组成,柯庆施任书记,吉鸿昌任总指挥。同时决定部队西开商都,然后出呼和浩特,再南下蔚县,实现中央意图——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建立新苏区。

1933年8月26日,吉鸿昌和方振武分道扬镳。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是高树勋已经归附中央,并且连同晋军出兵拦截。吉鸿昌先锋部队被晋军赵承绥拦住,又有300人在战斗中投靠中央。

苏区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只得回去找方振武,一同进攻北平。他们还提出了10月4日攻进北平城的口号(10月4日是当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八月十五打到北平吃月饼”)

中共前委领导十八师为一路,吉鸿昌的五师与教导队为一路,方振武部为一路,3路分别东进。部队向怀柔、昌平、顺义的中间地带集结。

9月6日,宋哲元派人警告方振武,让其把军队交给中央。1933年9月10日,吉鸿昌,方振武,刘桂堂正式把抗日同盟军改变为“讨蒋联军”又叫做“东亚联合同盟军”,要求攻下北平,讨伐蒋贼。自此,抗日同盟军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抗日军队,而是一支内战军队了。

之前中央政府只是派出军队在察哈尔附近集结,进行威慑。实际没有出动过一兵一卒和抗日同盟军开战过,没有开过一枪。但是对于这支试图攻陷国民政府北方第一城市——北平的叛军,中央绝对不会再留情。

当时近万人的讨蒋联军打到华北,9月21日,他们占领按照塘沽协定只有中国警察驻守的非武装区怀柔和密云。日本飞机投出传单,限定讨蒋联军三日之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吉鸿昌他们果然在三天内离开这些地域。

10月,打到北平附近昌平的讨蒋军被中央军,晋军,西北军合围。讨蒋联军在中央军威慑下不断哗变。10月2日,连中共前委书记柯庆都以赴北平汇报工作为由,私自离开讨蒋联军逃走。刘桂堂和汤玉麟此时都宣布不和吉鸿昌合作。最终吉鸿昌和方振武部下只剩下一千来人,吉于10月15日派出使者去北平求和。

10月16日,北平商会会长冷家骥,奉蒋介石、何应钦之命,来到抗日同盟军总部出面调停。他们劝方振武、吉鸿昌两位将军,暂时离开部队出洋考察,南京政府将给以名义并出钱资助;同盟军营以上干部送到保定军校受训,其余部队由晋军32军收编,伤员全部送到北平陆军医院救治。吉鸿昌方振武共有6000人先后投降。

吉鸿昌,方振武被迫接受招安,投降中央。后吉鸿昌逃亡天津法国租界,方振武则逃亡香港。

综上所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从成立开始并没有和日军作战过,他的作战对象只是一万多人伪军和中央的军队。

5、为什么要枪毙吉鸿昌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吉鸿昌将军的一生,这里没有攻击的意思。

吉鸿昌本是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是冯玉祥的心腹。在冯控制的西北,吉鸿昌一度担任宁夏省主席和二十二军军长,是冯玉祥的重臣。

但是1930年中原大战中,冯玉祥被蒋介石击败,冯残部在宋哲元的带领下退往山西。

此时吉鸿昌不是太厚道,他和孙连仲二人没有和西北军后撤回山西,而是各率领部下一个军,投靠了蒋介石的中央军。蒋介石对吉鸿昌不信任,虽然给了他三十军军长的官职,还给了河南信阳让其驻扎,但是很快派吉鸿昌部去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吉鸿昌感觉蒋介石是利用其和红军火拼,希望削弱双方的实力。于是按兵不动,试图和红军达成合作,互不进攻。

蒋介石通过吉鸿昌手下得到这个消息,就派出中央军几个师来潢川对付苏区,顺便收拾吉鸿昌的三十军。此时吉鸿昌感觉事情不好,随即把部下2个师在潢川集结,准备宣布起义,和红军合作。

但是部下31师和33师的师长都拒绝和红军合作,因为当时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自身难保,他们不愿意因为吉鸿昌而倒霉。吉鸿昌被部下出卖,十分无奈,被蒋介石扣押。此时蒋介石对这个叛将还算比较客气,没有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只是命令他去欧洲考察,取消了他的军权。

1932年,吉鸿昌从欧洲回到上海。当时蒋介石派人让他不要再搞政治,留在上海经商。但是吉鸿昌拒绝了。在上海,吉鸿昌开始和共产党正式接触,此时吉鸿昌还没有入党的意图。

10月,吉鸿昌再次策划兵变。他跑到了自己老部下30师的驻地湖北宋埠,策反88旅,89旅,90旅。但是只有一个90旅愿意跟吉鸿昌走,第30师和国军第13师立即派军围追堵截。这个90旅又很快哗变,吉鸿昌派去策反的副官被30师师长处死,吉鸿昌只得带领少量卫兵逃亡鄂东苏区,希望红军收留他。

但是苏区却没有收留他,因为吉鸿昌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徐海东他们对其不信任,将其“礼送”出境。

吉的第二次兵变激怒了国民政府,政府军事法庭发表公告,宣布全国通缉吉鸿昌。吉鸿昌并不在乎,随即在察哈尔进行了第三次兵变,也就是抗日同盟军。他劝说了老部下佟麟阁加入抗日同盟军,并且率部进攻北平。

之后,吉鸿昌方振武被国民政府遣送去天津,勒令出国。方振武很快去了香港,但是吉鸿昌没有走。他留在天津租界,继续从事反蒋活动。并且在1934年初,由王世英介绍,秘密加入中共。

请大家记住,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吉鸿昌仍然是国民党员。直到抗日同盟军解散后半年,他才加入共产党。

之后,吉鸿昌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立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歧等反蒋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还和宣侠父等创办了《民族战旗》杂志,作为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吉鸿昌以大同盟为基础,继续从事兵变和策反中央军等工作。

1934年3月,吉鸿昌和南汉宸、宣侠父、任应岐等制定了中原暴动计划,拟把当时正在江西参加“剿共”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的兵力拉回河南,再和地方民团组织联合起来,组织十几万人的中原暴动。

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反蒋的准备工作。吉鸿昌还亲自约见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刑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武装,作为红色火种。

面对吉鸿昌第四次可能的兵变,国民政府再也不能坐视。军统老大戴笠亲自部属暗杀活动,并且终于在1934年11月9日晚,趁着吉鸿昌同广西李宗仁的代表,北平中共代表秘密会谈反政府计划时,开枪将其刺伤。负伤的吉鸿昌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送往法国天主教医院。

法国巡捕在吉鸿昌住宅里面搜到了大量的秘密资料和一些武器,这些都成为之后对吉鸿昌不利的证据。后来被法国方面引渡给国民政府,关押在陆军监狱。1934年11月24日被军事法院以叛党叛国罪(分别是指加入中共和多次兵变)下令枪决,年仅39岁。

老萨评论:吉鸿昌将军是一个不错的军人,他是有自己信念的人。也许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可以帮助中国富强,国民党不行,但是谁知道呢。

吉鸿昌将军被枪毙的时候倒是非常英勇,他对刽子手说:我是军人,不愿意背后挨枪。最终吉鸿昌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中弹身亡,这种气魄还是足以让人钦佩的,也是军人的楷模。

吉鸿昌牺牲前还作诗一首: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后二句就不说了,前二句表现了他的一种深意,请注意第二句。当时如果带兵和多伦日伪拼战到死,也算完美的一生了。

结尾

在中华民国近代历史的几乎每一个时间都有着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绝对没有央视胡编的那么简单。

历史可以被解释,但是绝不容许被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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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历史不容被篡改,无耻的蒋该死集团对内屠杀了几十万国民党员,直到把党内的异己几乎全部杀光,又发动中原大战,死伤惨重,国家元气打伤,对外软弱无能,济南惨案无以言说,丢东北,丢华北,华北危机时,冯玉祥将军登高一呼,组建抗盟又何错之有?收复失地又有何罪?蒋该死集团不但不予支援,还下令何应钦摔16个师的军队联合日军进攻抗盟,这不是国贼是什么?消灭了抗盟,蒋该死集团到是抵抗呀,没有,华北门户洞开,才有了77事变!无耻呀无耻!

写的真好 真的带假 让人真假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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