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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揭晓之际

作者:刘世明


(1) 一部有趣的人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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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23位两弹一星元勋的人物评介材料,发现其中有一位功勋科学家的生平,筒直就是一部有趣的人生传奇。

他是江苏吴江人。1931年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秀州中学是创建于1900年、崇尚科学、人才倍出的一所名校。到2000年10月的百岁校庆日时,先后从这所学校里走出去的院士竟已达十人之多。而且,这十人中还包括李政道这位荣获诺贝尔科学大奖的世界名人。

其时,秀川中学的校长,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十分出色的教育家顾惠人。学校的办学宗旨是爱我中华、科学兴国;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完全包括了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近代学科;学校图书馆里,有专供同学们借阅的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巴斯德、居里夫人等世界科学大师,和中国著名爱国工程师詹天佑等的名人传记;教师鼓励同学们自主地学习,处处以科学家为榜样去刻苦钻研、大胆地创新……

科学家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这位7岁丧母的不幸少年;学校里的良好学习气氛,激励着这位未来的大科学家发奋攻读、刻苦钻研。使他在六年的中学生活中,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良好的学习态度,为未来献身科学的伟大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中学毕业后,他被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同时录取,他最终选择了后来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虽然,时值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开始“流亡”搬迁,从杭州到天目山、建德,再到江西吉安、泰和,直至贵州宜山、遵义、湄潭,成天在日机的大轰炸下颠沛流离。但他却不仅终于在这所流亡大学完成了了自己大学的学业,还在这所流亡大学中幸运地遇上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学界一流的老师,接触到学术领域前沿的课题,感染到老师们学术研究求真务实、百家争鸣的科学精神,他在导师的培养下,奠定了扎实的功底。尚在三年级读数学系陈建功教授的函数论时,就写出了《Oncon formal mapping:theory of complexfunction》一文,由陈建功教授推荐给英国数学家Tischmash教授发表。之后,文章被苏联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全文引用。

1941年,他大学毕业后留校在物理系任教。像一切优秀的大学教师一样,他边工作边坚持学术研究,并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受束星北先生相对论的启发,他完成、发表了重要论文《用等价原理计算水星近日点移动》,并进而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基础上,用正则运动方程导出物理学世界权威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完成了《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一文。这一成果由狄拉克亲自推荐发表在剑桥大学的《剑桥哲学杂志》上。1944年,他完成了题为《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的论文,英国学者李约瑟亲自将其修改并立即送狄拉克。由于物理学世界权威狄拉克亲笔回信,认为“目前基本粒子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使这位中国科学介新秀的重要论文未能公开发表。然而,三十五年之后的1979年度诺贝尔科学大奖,却使当年那位物理学世界权威不同意发表那位中国科学新秀《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一文的回信,成了科学史上的一件憾事。因为那个外国人,是以一个重要实验和测得的一个新粒子的质量获得1979年度诺贝尔奖的,而其所测得的那个新粒子的质量,竟与三十五年前我们中国的那位科学新秀所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

你说他的这段人生经历是不是有点像传奇故事?只是在这传奇故事的“尾声”中又多了那么一点无奈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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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那位中国科学新秀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并于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看来,这个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前程有望,曾几乎是与之擦肩而过的那个诺贝尔科学奖,说不一定有一天会真的落到他的名下。可他却在从收音机里听到新中国胜利诞生的隆隆礼炮声之后,又毅然回国当起了他的大学教授。并从1960年起,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共和国的原子能事业中,为我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带出了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和技术队伍,成了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开创者----共和国的两弹一星元勋之一。

你说这事是不是仍然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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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两弹一星元勋,就是被人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院士。

程开甲,1918年出生于江苏吴江。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从1960年起,先后任中国原子弹研究院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重大贡献先进工作者、国防科工委科技工作者标兵等荣誉称号。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先后获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四项、全国科学大会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项。

1999年9月,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4年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向获得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程开甲颁发奖励证书,并同他热情握手,表示祝贺。为其传奇人生又添加上了最精彩的一章。

(2) “如果当初我不回国”,“肯定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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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开甲院士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5年,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为开创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

程开甲在20多年中主持决策、直接从事核试验及测试的全局技术工作和研究,解决了许多具体关键技术问题,使核试验成为原子弹的设计、改进和武器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最初的试验方案是飞机投掷,那是由早已奉苏联政府之命撤走的援华专家给我们留下来的。但第一次试验就用飞机投掷,一是势必会增加测试同步和瞄准上的困难,难以测量原子弹的各种效应。从而有可能延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炸响的时间,甚至影响到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成败。二是保证投弹飞机安全的难度太大。程开甲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勇敢地否定了原先由苏联专家提出的“空爆”方案,提出当时切实可行的采用百米高塔爆炸原子弹的方案,提出了在大漠中心建造一座高120米高的铁塔,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置于塔顶,实施点火引爆的新方案。他的新方案得到了有关专家的支持和中央的批准,确保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如期炸响。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时,自动控制系统在瞬间启动千台仪器,分秒不差的完成了起爆和全部测试。程开甲曾很自豪地告诉一位采访者,当年法国人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测试仪器没有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前苏联也仅仅拿到了很少的一部分数据,而我们拿到了全部数据

在程开甲设计的中国第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准确性的核试验方案之后,还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他就根据周恩来总理的询问,提出并一再坚持向地下核试验方式的决策性转变,对武器水平的提高和试验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作为主要技术专家,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包括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平洞、竖井和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几十次核试验,创立了中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理论和效应研究,主持、参与和指导了核爆炸效应的全面总结,为核武器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被人们称为“核司令”。

作为中国核试验基地的举足轻重的科技专家,他深受基地司令员张蕴玉将军的器重。而将军对他的大力支持,又大大激发了这位核专家刻苦攻关、以身许国的工作热情。

转自两弹一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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