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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大连兵工厂:为淮海战役造20万发炮弹

1948年建新公司生产的武器弹药正在运往前线

“轰⋯⋯”1947年9月23日中午,大连甘井子一个名叫老虎牙的山洼里,一声巨响让山外头的人们吓了一跳。

巨大的爆炸气浪把大连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引信厂厂长吴运铎抛向空中,甩到了五六丈外的海滩沙地上。

那一瞬间,吴运铎以为自己死定了。

几小时前,吴运铎和炮弹厂厂长吴屏周一起,把8枚炮弹搬上了车。他们的任务,是实验刚刚仿照日本炮弹制造的新炮弹。

吴运铎把其他人都留在了山外,和吴屏周两个人带着炮弹进山了,在海岸边的山脚下,他们选好了试验场。

头两颗炮弹都顺利爆炸,第三颗却半天没动静,吴运铎检查发现是信管出了问题。试到第七颗炮弹时,又不响了。

吴屏周从岩石后蹿出来,向这颗炮弹跑去,吴运铎赶忙追了过去。他俩同时在炮弹旁蹲下身,吴屏周背对着高山,准备用手检查炮弹,吴运铎的两条腿刚刚往下弯,这颗炮弹就像山崩地裂一样爆炸了。

吴屏周当场牺牲,而吴运铎被送到了大连的医院,一周之内昏迷了无数次。一个多月后,他死里逃生,醒了过来。

这段经历,吴运铎后来写到了他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里,在解放之初的中国,引起了巨大轰动,《人民日报》专门撰文,称他为“中国的保尔”。

作为一个炮弹专家,吴运铎的背后,是一群军事工程师和一段特殊的历史。

“中立地区”的军事构想

1947年春天,吴运铎和妻子陆平奉命穿过胶济铁路,告别鲁南,到达烟台附近的一个渔村。在这之前,吴运铎已经因为多次试验炮弹炸伤了眼睛,眼睛红肿流脓水,痛苦不堪。

出生于湖北的吴运铎,少年时当过矿工,加入新四军后,进入修械所工作,自修机械制造,用各种各样的土办法,摸索研制了子弹、地雷和手榴弹,是军工领域土生土长的工程师。

此时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迅速转入反攻,国民党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遭遇了惨败。他们的美式装备大批地落入解放军手里,野战军因此装备了不少大钢炮。大规模的攻坚站和阵地站临近,部队对弹药的需求将会空前旺盛。

大连的地下党组织接到指示,要在短时间里在大连建立大规模的炮弹厂。


“之所以选择大连,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大连一直被日本占领,日本投降后,大连仍然保留了一些重工业设施,比如炼钢厂、化学厂,还有大连机械厂。”杜永生说。他1948年进入建新公司引信厂,曾在吴运铎手下工作了几年。建新公司在建国后改为国营五二三厂,他任厂史办公室主任。

1946年11月,中共旅大地委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召集各解放区驻大连的负责同志进行筹议,成立了地委军工生产委员会,由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任主任,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担任领导的胡俊和刘振任副主任。

在这之后,华东局、胶东兵工厂、华中分局、晋察冀中央局,辽东、辽南⋯⋯各个解放区几乎都委派了一些技术干部到了大连。

“因为上下级关系不明确,局面一时有些混乱。”杜永生说。

后来关系终于理顺了,陈毅指示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派华东局财委副主任朱毅率领一批干部奔赴大连,成立了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华东各个地区在大连设立的机构,大连建新公司就此诞生。

当时的东三省,大型的军工生产基地,只有大连和沈阳。

吴运铎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大连,在这之前,他在鲁南的沂蒙山区担任华中军械所副处长兼炮弹厂厂长。

1947年,组织决定由他和吴屏周带领一部分人,选择甘井子海茂村原来一个日本人遗弃的胶合板厂的旧址,建立生产炮弹、弹壳的隐蔽工厂,起名叫裕华工厂。

吴运铎自己又带了一部分人,在甘井子老虎牙原来日本留下的一个石矿机修厂,建立了生产引信、底火的第二隐蔽厂,起名叫宏昌工厂。

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进驻大连,大连所有的工厂、学校等等,名义上都在苏军的管控之下,大连是“中立地区”,既不归共产党管,又不归国民党管。

但实际上,共产党在大连的力量非常强大,算是一个“特殊的解放区”,这也是将兵工厂设在大连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1947年底,建新公司的员工已经有2600多人,而这个数字在1948年,达到了8000人。1948年底,解放战争逐渐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华东野战军正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奋战,建新公司的生产任务越来越重。

苏军“暗渡陈仓”

根据杜永生后来了解的情况,在1947年冬天,生产材料供应还是相当困难的。

虽然经过地委和苏军交涉,7月1日,苏军就正式将他们经营的炼钢、化学、进和、制罐四个工厂移交给了建新公司,但是当时这些工厂里的设备大部分已被苏军拆走。大连机械厂的工人们,只能把剩下的破机床修复,利用厂里剩余的火车车轴做原料,试验生产炮弹弹体。

“生产弹壳需要大量的铜,当时我们很缺铜,经过跟甘井子苏军司令部一个少将司令的协商,他同意给我们提供一些方便。”杜永生说。

当时,大连所有的仓库都在苏军控制之下,一到晚上,我方的运输车就一辆辆地把那些工厂仓库里的铜运走。苏军则象征性地朝天放几枪,第二天宣称工厂仓库被盗,以这种隐蔽的方式暗中支援。

另外,物资和弹药运输,也极其困难和危险。

1947年,为了解决物资上的不足,各解放区的后勤部门先后在大连建立了物资供应机关,名义上是贸易商行,实际是中转战场物资。

普兰店中转站就是专门为建新公司设立的中转站。当时上级确定运转站的主要任务有三个:负责建新公司和东北有关单位的人员和车辆进出石河驿苏军岗卡的接送和食宿安排;物资转运;安排建新公司生产的炮弹做射击试验。


这里面最难的,就是打通苏军岗卡的关系。“苏军在石河驿的边防司令是个大尉,叫干巴特,我们说服了他,所以后来我们的出岗证明都是由旅大公安总局和苏军大连司令部签发的。”杜永生介绍说。

证明一面是中文,另一面是俄文。为了方便建新公司的工作,干巴特经常在出港证明上签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有效,时间长了,岗卡上的士兵见到签字就不检查了。

就这样,建新公司和东北解放区之间的岗卡障碍基本打通了。

“国际大厂房”

大连地委在为疏通各路关系奔忙时,吴运铎已经在引信厂的实验室里,忙着解剖和研究从战场缴获的各种美式和日式炮弹了。

一位曾在吴运铎的实验室里工作过的女化验员回忆说:“他总是把残疾的右手插在兜里,钻进自己的工作室,一呆就是大半天,有时候他会突然从屋里钻出来,跑到卧室里把不到一岁的儿子从小床上一把抱起来,跟他玩一玩放松一下心情,然后又马上钻回工作室里研究他的炮弹去了。”

而在一公里外的厂房里,工人们正在没日没夜地投入生产。这位女化验员记得,女工们集体住在一个大屋子里,打通铺。没有几小时工作制,也没有几班倒,所有人24小时连轴转,机器是从来都不停的。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人们都没有工资,就是拼命干,都想为解放战争出点力,没人有私心,大家也没有任何怨言 。

当时除了引信厂和炮弹厂这两个秘密基地,大连市区里其他的工厂里,还有不少日本的技术人员,仍然留在原工厂工作。

“客观说,他们也做出了不少贡献。”杜永生说。

建新公司根据当时技术的需要,曾经留用了一批日本技术人员,大约300人,开始这些人怕受惩罚,处处谨小慎微,生怕遭到报复,在技术上遇到问题问他们,他们总是说“我们不会”。

共产党接手后,日本技术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是苞米210斤,已经比中国人高了一倍以上,但是他们过惯了好日子,而且当时旅大地区财政困难,不能按时发薪,他们的生活也经常遇到困难,何况他们大多数是党组织为了工作需要勉强留下来的,就总是闹着要回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10月,建新公司特别成立了日本人工作委员会。

“当时有一个日本冶金专家叫荻原,这个人是国内一部电视连续剧里一个角色的原型,他本来很反动,和厂方闹对立,后来曾任新四军军部敌工部长的李亚农,亲自到他家找他谈话,给他们做了各种解释工作,荻原终于被感化了。”杜永生说,“后来,荻原把一个没有公开的关于硬质合金的制造方法,告诉了我们的技术人员。”

除了做思想工作外,在待遇上,组织又决定给日本技术人员增加了三分之一的薪水,还接管了日本的小学校和医院,建了日本人俱乐部,除工资外,每人每月还有9公斤救济粮。

1951年建新公司结束后,这些日本人才陆续回国。

为淮海战役输送20万发炮弹

在试验炮弹时被严重炸伤后,吴运铎不得不长期留在大连的医院里疗养,但是一想起前方的战事,他就躺不下来。

稍微能动了以后,他就向组织申请一位日语老师,帮助他学习日语,目的是看懂他收集的日文技术资料。后来,他又请求上级购买化学实验仪器和一些药品,在疗养室里布置了一间小型的炸药实验室。到了那年秋天,信管的设计图样全部完成。吴运铎也终于丢掉了两根拐杖,能够颤颤巍巍地走路了。

1948年的上半年,他就回到了工厂。不久,他研制的仿美M48引信和仿美75毫米山炮弹成批投入了生产。

这些山炮弹,绝大部分由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办事处的华顺商行组织的运输队,经海路越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源源不断地送到山东半岛东端俚岛的我军物资接运站,再由山东支前大军的成百上千辆小推车运到前沿兵站。

“建新公司生产的单基、双基无烟药,除三分之一留作自用外,其余的都支援了各解放区。”国营五二三厂厂史办副主任张济对生产炮弹的数量和去向,进行过详细的统计。

据称,在淮海战役中,共有20多万发炮弹来自建新公司。

1948年,建新公司还生产炮弹引信2.2万多只,迫击炮900门。在吴运铎的带领下,1949年,建新公司又生产了美式全备山炮弹6万发,因为当时解放战争迅速取得了全国胜利,所以上面指示建新公司暂停生产军火。而已经生产的这6万发炮弹,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挥了巨大威力。

当年,华东野战区副司令员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原因时曾经说:“华东地区的解放,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从1949年3月开始,建新公司开始陆续有干部离开,回到原工作单位去了,很多技术和管理人员陆续离开了大连。建新公司在解放后,改为国营五二三厂,从军工厂逐渐转为民用。

而吴运铎,也在全国解放到来之时,被送到莫斯科去治病。

大连建新公司,在解放后的60年间几次变动,工厂的名字也改了多次。但是直到今天,在新建的厂房后面,依然保留了一排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老厂房。

那正是吴运铎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工程师们,在解放前夕的那段日子里,曾经摸爬滚打、提着脑袋研究炮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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