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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由重庆仓皇飞往成都。在飞机升空半小时后,重庆被解放军占领。蒋介石到成都后,住在成都黄埔军校北较场黄埔楼上,并由参谋总长顾祝同、钱大钧、萧毅肃等人在楼下设立起了临时指挥部。蒋介石和幕僚们研究后认为,四川是守不住了,“决战川西”只是一句空话,但对外又不能承认。当时要做的就是如何把胡宗南部安全转到西昌去,然后在那里设立大本营,以表示大陆上还有地盘,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另外,如果可能的话,依靠胡宗南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仗”,阻止一下解放军三面包围夹击之势,再从容转向西昌。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开始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阅兵。

1949年12月1日,蒋介石从重庆飞到成都,住在黄埔军校本部,作为军校最低层的学生来说,开始是不知晓的。但大家都有一种预感,近几天校方指令性让军校全体师生理发剃须,换洗衣服,根据以往经验,猜知是蒋总裁又来校了。待军校黄埔楼官邸周围的警卫团卫兵换成了学生兵,军校学生更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但校部还通知学生停止操课,将教室课桌内个人物品一律收拾拿走,课桌和凳子集中码放在教室一角,学生们知道迁校逃难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前途渺茫,群情惶惶。

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军校决定加强校本部北较场的防卫。把平时担任北较场西门的军校勤务团撤至外线,各校门和校围内的警戒任务,全部由第23期学生接替。于是,第23期学生一时成了“御林军”。这次担任警戒黄埔楼官邸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他们笔直地站在楼下,以取代勤务团卫兵亲自为总裁放哨站岗而感到自豪。这是蒋介石拉拢利用黄埔生的又一手法,好似他无比重视黄埔生,使还在校未毕业的学生牢固树立起忠于总裁一人的思想。

蒋介石笼络军校学生的一番心情,也的确赢得了一部分军校学生的赤诚之心。仅说此时的门卫吧,按校中规定,当蒋住校内时,校正门只许蒋及护卫人员出入,其余车辆一律走东门。正门门卫的秘密标志是,蒋介石在校院内时,大门门卫一个班的长枪架在门口内左边;蒋介石不在校院内时,通常都把长枪架在门口内右边。这次蒋介石来校,校长张耀明有一次乘车外出回来,以为国民党政权已是西风落叶危亡之秋,不必再来那么多规矩,让司机开车从正门就近路进校。但门卫拦车拒进,说什么也不让张耀明进校,张无奈,只得返车走东门。

一天天亮,第23期第2总队第3大队学生3人一组,奉命担任守卫正校门与“黄埔路”之间的安全监视工作。他们荷枪实弹,站立于“黄埔路”中段警戒,突然发现一辆疾驰的黑色轿车由江汉路转向“黄埔路”正道,径直快速驶来。担任旗手的学员立即举出红旗,以旗语示意,让其停车待查。谁知那车仍原速驰进,并且越来越近,哨兵急了,若越过线,这还了得,于是急速接连挥动红旗3下,命令“紧急刹车”,并以身躯挡在了轿车之前。旗手向马路左右两名持枪同学一挥手,他们便冲向车两侧,以枪口对准了车内,旗手则快速以双手紧攀车门,双脚登上车门台阶,怒目责问少校军衔的驾驶员:“为什么不服从指挥?”那驾驶员只示意向后车座里仔细看看。哨兵正欲问话,赶过来的军校值星官辨认后说:“是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将军,放行!”哨兵再次举手行礼,慌忙退下车来,打出绿旗放行。

这时的北较场,俨然成了国民党军的总指挥部。黄埔楼小院内外,布满了停放的小轿车及小吉普车,密布的便衣侍卫官巡逻在周围。大校门下,小轿车、吉普车出入,多如过江之鲫,都是司令官、军长、部长、厅长等高官的座驾。东校门下,不少满身泥泞的大小车辆进来后,停放在大操场及附近,北较场成了停车场。最高军政中枢设在黄埔楼,张群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阎锡山的行政院、顾祝同的参谋部、王叔铭的空军司令部等,在这里已经合署办公。军校各队教室及原有空房门上都贴上了“军委会”、“国防部”、“×厅”、“×处”的字条,军校变成了撤退到此的国民政府官员的办公室和宿舍。校内出现了许多面生的将校级军官,胡宗南、罗广文、陈克非、李文等中将以上长官司令纷纷进出军校,少将级军官更是遍地行走,杂沓校内,步履仓皇,形神狼狈。

12月3日,蒋介石到校已经3天,他主动向校长张耀明提出,说要检阅本校官生,予黄埔生再次鼓励。各总队发出通知后,要求全体受阅人不准携带金属器物包括钢笔等,出发前各区队长必须严加检查。

为装点歌舞升平的样子,铜像四周布置的花花绿绿。彩旗一块块布列悬挂在大操场内外,倒也很有点节日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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