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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夏蒙博客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了纪念自己的英雄或为国殉职的军人,一般总会修建一处或几处墓园,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国家公墓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价值观最直接的体现。

新中国甫经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就在天安门广场兴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为之奠基并题写了碑名和碑文。但不知是何原因,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却从来没有建设一座正规的国家公墓。

难道若大的中国,竟然安放不下一座国家公墓?

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有一个八宝山革命公墓吗?但在我看来,那与其是一座国家公墓,不如说是一座国家“官墓”——因为进入宝山革命公墓,有严格的级别规定。国家领导人的骨灰存放在哪个室,将军和部长的骨灰存放哪个室,都一如生前排定的座次,是一点不允许有误的。这些规定,无关贡献和荣誉,只关乎官职的大小。虽有少数例外,仔细考察,也大都有政协委员等身份。

若干年前,为拍摄一部纪录片,我走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西一室的时候,看见彭德怀元帅和邓子恢副总理的骨灰盒,竟与柯庆施的骨灰盒放在一处,颇有些吃惊。众所周知,在庐山会议与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在党内被尊称为“柯老”的这个人,他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不怎么光彩的。而这两个会议,正是决定彭德怀和邓子恢黯然去职,离开政治舞台的会议。我想,彭德怀元帅与邓子恢副总理如果天上有知,是不会愿意和这样的“同志”安放在一起的。

真正的国家公墓,应该与官职大小无关。是上到国家元首下到普通士兵的灵魂都可以安息的地方。入选的唯一标准就是他们对国家所作的贡献和牺牲的意义。按照这样的标准,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可以和雷锋、王进喜的墓碑并排在一起的。

或许,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家公墓,一些政治家在生前就为自己选择了非同寻常的最后归宿。

周恩来把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和土地上;

邓小平选择了大海;

由文人而成为政治人物并跻身国家领导人之列的郭沫落,选择了大寨;

一代侨领陈嘉庚,在生前就开始在自己家乡集美海边,兴建了一座壮观的陵园……

近年,八宝山革命公墓也辟出一些地方,让一些领导人的后代选择墓地,重新安放自己的亲人。我注意到,许多领导人的后代这样做,都是为了能将父母安放在一起。因为如果按照规定,即使相濡以沫的夫妻,因为级别不同,在死后也不可能进入同一个骨灰室。这显然是有悖传统人伦的。八宝山公墓此举,其实是一种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据说,八宝山国家公墓也有望建成第一座国家公墓。但一个国家公墓是不能只有“官”没有“民”。以现在的规模和现在的规定是无法胜任的。

一个国家不仅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公墓,而且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不止一座国家公墓。

美国建有119处国家公墓,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阿灵顿国家公墓。在关于国家公墓的规定里,只有现役和退伍军人以及相当级别的国家公务员,才有资格选择在这里安葬。为了显示人人平等,阵亡将士的家属有权利选择墓地的位置,哪怕只是个普通士兵,也会被准许安葬在某位将军墓地的一侧。而如果没有当过军人或对国家有特殊的贡献,有再多的钱也甭想在这里买到一个位置。美国不仅在国内拥有国家公墓,在海外也有,位于菲律宾的美军阵亡将士墓地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还记得,那天,走进这片墓园的时候,一望无际的白色十字架给我的震撼。

韩国这样的小国家,其国家公墓的规模之大,绝对让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汗颜。汉城的铜雀洞国家公墓(显忠院)我没有去过、我到过位于韩国腹地的大田,那里的国立大田显忠院的规模与气象,让我叹为观止。在这座国家公墓里,门口有宪兵站岗,墓园大门两侧各有一组雕塑,基座上分别刻有繁体中文的“忠”、“义”二字,园区里绿草如茵,松柏长青,数万个白色墓碑排列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中,长明火炬日夜不熄,令人印象特别深刻。更让我感叹的是,韩国的国家公墓还有一条符合儒家伦理思想,很人性化的规定:为国捐躯、有资格安放在墓园里的死者,他们的配偶将来也可以同他们一起合葬,

我们需要国家公墓。以中国之大,也许不仅只是一座或几座国家公墓。

仅仅是将一百多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献身的先烈的姓名,刻写一遍,我们就需要有一座规模无比巨大的墓园。

我希望,在未来的国家公墓里,不仅有那些在铁锤镰刀旗帜下献出生命的革命者的名字,也应该有那些在台儿庄和昆仑关之战中捐躯的民族英雄的名字。甚至,还应该找到那些在大清龙旗下为抗击列强而死去的先烈的名字。这样的国家公墓,至少不要像今天的八宝山那样门禁森严,应该允许人们自由的凭吊,向那些自己崇拜的英雄致敬。

一个知道如何崇尚英雄,懂得仰墓先贤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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