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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一群,外面有护堡的大沟,沟外面有路柴,路柴外面有铁丝网。虽说是一个碉堡内只有十几个敌人,但由于工事坚固,三百多人要想攻下来,也要负出重大牺牲的代价。我们徐水县的武装部队,从抗日战争到现在,从未单独攻击过这样坚固的工事,队长下令了,只好去干。300多人在刚刚灌浆的小麦地里摸爬滚打,从晚上八点钟搞到了十点钟,但是碉堡里面没有敌人,只有一支冲锋枪挂在墙上。这是我们内部有敌人的奸细,刘博过早的下了命令,而且交代了口令,敌人都知道了,他们也爬在小麦地里喊口令,我们到处搜查,所有碰到的人都能答得上口令来,结果没能消灭敌人,劳而无功,天亮前又必须撤出战斗。刘博平常是不发脾气的,只是这些人来到了路东就不想回路西,这是他们大人的偏见,我们几个小的都没有这种感觉。刘博,刘铺最偏爱的也是我们四、五个最小的。无论到什么地方打仗,战线都要拉开两里路长,我们几个小的都是紧跟着刘博、刘铺,在战线的中间,我们也根本没有什么指挥部,就在阵地上呐喊打!打!要讲打仗,人越小越好,枪是小孩打的更准也更很。刘铺也经常讲:养小不养老,五十岁以上的人不是迫切要求跟我们走,我们就不要。我们养小不养老,十六岁不到的人,只要跟我们走,我们都欢迎,过两年就可派大用处。

刘铺晚上和我们几个小孩子睡一条炕,我睡煤火炕的中间,刘铺都是睡在靠门的第一个。

有一次晚上喝酒,在喝酒前,我见刘铺对回族政委说:给你买半斤花生仁,你喝酒吃花生仁,在小战士面前要影响好一点。回族政委连连点头。这是怕我们几个小的在喝酒的时候让酒让菜,违背了回民的规距,惹回民发脾气。幸好回民政委在喝酒中主动的说:吃!吃!我也吃!回民也开戒了。那天我喝醉了,睡醒一觉,我吐的汤罐里都是,早晨起来,一个二十来岁的人先起来,见了说:他吐到汤罐里了,水怎么喝!他已向外滔水,刘铺开口讲了:一个阶级兄第吐的怕什么!我喝!我喝!这样一来叫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刘博说话很少,可他爱兵如子,从不和任何人发脾气。但是在队列前向全体指战员发脾气是有的:我们不能按兵不动,我们必须快速运动,积极地消灭敌人!在平常日子里,我们这些小孩子很忙,每天上午7 点钟至10点钟要到村外开阔的地方去站岗,在这大平原上观察报警标志和各个村庄在村外劳动的人们,如果有人逃跑或是标志树倒了,或是有反光镜照来,就是敌人来了,要立即报警准备转

贾正喜说:走到哪里,人民都拥护我们。附近的村庄,有的抬两个猪来给我们吃,有的抬一个,最少的拿半个猪,还要拿一些其他菜来。要走的时侯,吃不了的,就由当地群众把猪养起来,等下次来了再吃。

贺志刚说:我们的同志不自觉,特别是单独执行任务的时侯,总是讲究吃,我们走到哪里,地方党的同志都是热情的接待,有时我们半天吃三顿饭。我们给野战军带路侦察行军路线,刚一出村口,就不知从哪里打来一阵枪,我们还枪都找不着目标,我们一枪未放只好往回跑。跑回村里,就跟地下党的同志讲:吃饭!地下党的同志说:刚吃过饭呀!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分钟会死,多吃一餐饭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对地方的同志说话是不讲理的。地方的同志也是和敌人作斗争的,敌人见了也是要杀他们的!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工作,不应该向他们报怨。

移。下午要通知整劳动力挖地道,也要派一人到村外去站岗, 其他的人要看守地主,不准他们出门看挖地道。挖地道是分工的,每人两米长、六十公分宽、一米五深,半天挖完,连夜做好伪装,以防那些地主、富农们知道了,向国民党报告,使地道遭到破坏。

1947年夏天,华北平原下了大雨,低洼处的地道灌进了水,有的地方出现了塌陷,敌人发现了就填埋,破坏了一部分。这给我们民兵和政府的工作人员的隐蔽增加了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民兵每天都要十分警惕地在村外站岗,监视敌人的动向。如果有敌人来了,我们力量单薄,只能转移。区里经常来人,组织我们最穷的几个人,要我们单独和敌人作战,敌人来了就打。但是我们人太小,大几岁的人都不肯出头带领十多个人打仗。当时有一个叫刘鑫的,大我三岁,人个子也大,他经常背着家人和我们在一起。晚上十点种以前,我们六、七个人就集中在地主家的东厢房里,睡到十点钟以后我们,就要转移到有地道口的人家去。

我多次护送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到路西去,都是从十里铺村西的206号碉堡的外面通过。工作人员是大人,肩扛一把锄头,以到南跑去耪地为名,穿过铁路,傍晚我一人回来。农闲时,就凑赶集的日子下午,在立交桥来通过敌人的岗哨。我们是一大一小两个人,手拉着手,装作赶集回来,这样敌人也不大盘问。有一次,我们在过路的时候,在立交桥外面的岗哨上,遇见了黄土岗村的地主还乡团的团员苏老荣。他六十多岁了,背着一支步枪,他们十多个人在一起。我对盘问我的人说:这是我姐夫,我到我的姐姐家去。这老地主认识我,就走过来对岗哨说:他姐姐家是双营村,叫他去吧!我多次通过铁路,都还算是顺利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洪流不可挡1946至1948年间,共产党领导的野战军七次围攻徐水城,农村也七次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在这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中的野战军,十多次进出到徐水县路东。蒋介石在美国培训的53军,手拿着美国新式武器——来福枪,也十多次来徐水城,国民党的24军、27军、94军、97军,都四、五次进出徐水城,手续了两年多的兵荒马乱。我们民兵经常是长枪拉出去支援区县武装,短枪在农村监管地主富农。国民党兵到处烧杀抢椋,地主武装还乡团跟在国民党军队的后面,到处抓穷棒子,杀穷棒子。我们少数的几个人没有办法单独抗击敌人,就把杀伤力很差的几颗地雷高高的挂在树上吓唬敌人,这是我们在南亭村学来的。把地雷埋在车道沟里,铁轮车轧两遍再挂弦这是从敬尚村学来的。

1948年7月,徐水城算是最后一次解放,我们极积的配合区县武装来到路西,搜查国民党的残余武装,查抄惩处那些罪大恶极的伪保长、伪乡长、判徒、特务,当时的政策是、有三人以上的政府工作人员一致通过,就可以决定这些敌人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我们来到了伪政权的南张丰乡,这是应十多个村庄群众的要求,来对南张丰乡伪乡长米七尔(西张丰村人)、伪副乡长尹七尔(前所营村人)、李福海(坟台村人)执行死刑的。附近几个村的老大娘,个个手持剪刀,其他百姓有的手拿镰刀,有的手拿菜刀。他们迫切要求对米七尔进行零刀剌,这是因为他们民愤太大了,东、西张丰和南张丰等几个村的青年结婚,新娘子第一夜必须陪米七尔睡一夜,任其奸污。国民党的正规军外出到解放区去抢粮,他们尾随在后面,他们要抢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家属和大姑娘,抓回来以后,他们几个人就进行轮奸。他们的乡丁十多个人,在一起开玩笑赌输赢,可以枪杀无辜的百姓。一天,南张丰村一六十多岁的老汉,在地里劳动。当时,他在南张丰村西头村外,腰插一把镰刀在走动,那些乡丁们互相议论说:打不着?打不死?他们为了练枪法竟把老汉打死。老汉的全家来人收尸,竟不敢问一声为什么要打死人!他们打伤人,再叫狼狗咬,也是常有的事。我们的野战军攻克了徐水城,抓到了米七尔、尹七尔、李福海、善喜原等人,移交给了我们地方政府处理。因为米七尔是西张丰村人,所以我们在西张丰的西头,顺着河堤设置了万人大会场。同时,动员全县的武装力量到各个村去宣传,动员群众参加大会,从东张丰、前水营,到史各庄、马各庄、正村、大王店、随城一带的老解放区的群众,都赶来参加控诉大会,大部分人手上都持有刀具。西到坟台村、北跑,东到铁路边,在几里路的范围内,戒备深严地站满了我们的人。附近敌战区的群众,要不是我们到各个村庄去宣传,解释,群众都不敢来,这里的人们被他们杀怕了,听说是有共产党作主惩处伪大乡的反动乡长时,群众才敢来参加大会了。

米七尔吊在一棵枣树上,脚离地十多公分。群众在叫喊,老大娘们在叫:用刀剌他!这第一刀又无人动手,群众向前拥去,又往后退,会场非常混乱,维持秩序困难。这里是刚刚解放,附近的几个村庄的人们对敌人恨,对我们还有点怕,群众拥来拥去,我们维持秩序的人又怕敌人捣乱,只好动用广播喊,不要乱动再跑开枪了。时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剌这第一刀。这是,从人群中走出一位60余岁的老汉,腰里别着一把镰刀。他是马各庄人,是来报仇的。他家中还有一个在生活上都不能自理的残疾儿子,他是靠走街串巷,卖花样过活的。有一天,他遇见了米七尔,被打了一顿,还把他的花样都烧掉了,虽说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是父子两个的生活来源却断绝了。老汉气呼呼的走到米七尔的后面,扬起镰刀,在米七尔的背脊中间,一刀戳进,然后拉到底。紧接着,男女老少的人们挤来挤去,就都动手剌了。20分钟后,就剌的剩下了一个骨架。

坟台的李福海,两年前被八路军打断了一条腿,现在他装的是一条假腿。对他的处理是当场枪毙。前水营村的尹七尔是回族,我们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因为他们回族要洗尸,要用白布包裹,在枪毙时不能用炸子,要用过梁子弹枪毙。南张丰村的善喜原,没有不法行为,他对我共产党的革命工作者多次营救,给他定为编外的地下工作者,免于处分。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曹河的一批还乡团没有被我们抓到。他们用轧草的铡刀,铡了我们好几个党的干部。后来,他们跟随国民党的军队逃到台湾去了。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反革命份子,在镇压反革命中都落了网,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从1948年8月起,公开的敌人不见了,我们的任务也换了样。中国要彻底解放,人民要彻底胜利,我们要保卫胜利果实,防止敌人破坏。1949年5月,我到了徐水县人武部当通信员,这是因为刘博当了部长,刘铺也当了副部长。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我们两个最小的通信员就调动了工作,学习朝语准备入朝参战。


本文内容于 2014/1/7 8:05:55 被小编a4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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