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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动荡的年代里

1946年2月,徐水县第六区区委书记来到黄土岗村学校找我谈话,学生正在上课,我们就在门外面谈。十分钟后,书记走进刘德林老师的办公室,剩我一个人,我也走到老师的门口来了,我只听到书记说了一句:“也太小啊!”刘德林老师说“人懂事”,我听了不好意思,就回到门外去。几分钟后,书记回来继续和我谈。过了5分钟,门外来了一个小脚女人,30多岁。我们比她小二十多岁,但是我要叫她嫂子。在旧社会里,出嫁了的女人的名字,是不可以让他人知道的。他的娘家在离城20里路以外的解放区小公村。她的脚包裹得很小,是三寸小金莲,但解放区的人说话是胆大开朗的。她从门外进来,一直走到书记的跟前说:“我有事和你说。”书记说:“你有什么事说吧。”这位嫂子说:“我要干革命!”书记说:“你想干什么?”她指指我说:“我也像他那样干革命!”书记说:“不行!你年岁太大了。”她们俩谈了很多,我不好意思听下去,就离开了。我这位嫂子能说会道,讲话水平超群,三天后就成了黄土岗村地下党的重要成员,担任妇联会主席,整天都是在走街串巷,里里外外的为党的事业操心。她没有生育能力,要来了一个儿子叫斗尔,和我一样大的年岁。丈夫姓霍,名叫旺尔,是一个为人忠厚的农民。她习惯于开家庭会,布置生产计划,有时让我也去参加。我参加革命比她早两年,入党是同一天,我第一次入党介绍人是刘德林,樊志刚(1938年入党)。我的任务就是给领导干部带路,送信,不可承担重职。1946年3月,我去十里铺蹲点后不久,地下党被徐水县的国民党破坏。国民党的军队把黄土岗村包围后,把9个党员抓到徐水县党部去关了两天,放回来后要他们每周定期到徐水县国民党的党部去接受训话。青纱帐起来了,国民党的军队不敢出城,我们的党支部又重新恢复开展工作,并对地主苏老荣等人进行了斗争,苏老荣一家都逃到城里,和他那本来就是汉奸的儿子一起去住了。农村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地主、富农、坏份子们搜集我地下党的名单,向国民党汇报,我们的地下党员经常被抓。穷苦的百姓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把地主的两条腿捆绑起来拉着跑,把地主当耙拉。那些地主也自发的组织起了武装,到处抓穷棒子、杀穷棒子,形势十分紧张。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黄土岗村的党支部4次被破坏,又建立了4次。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我们的地下党要比抗日时期更难生存,伤亡也更加惨重,除了地富反坏份子以外,有时党内也会出叛徒。黄土岗党支部书记霍印章,就是因为被叛徒霍坤山出卖而被敌人杀害的。党的组织恢复越来越困难,在第四次恢复的时候,是我跑腿叫来的那些被冲散了的人,区长第一个叫我去叫小脚嫂子!她满顺利地当场就跟我来了,但是她对区长的回答是:“我再也不干了!”两个人谈了很多,她屈服于敌人的镇压,再也没有像第一次找上门来时那种革命精神了。党支部有其名无其实了,只剩四五个人,东躲西藏的,很少集中到一起。我于1949年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直到60年代初我又入党,介绍人是横山钢铁厂四车间总支组织委员赵贵朝和当时的技术处长王石富。

在文革前,伟大领袖严厉批判过的那些党内的高层领导人,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站在党的利益之上,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把党的利益抛诸脑后。但在文革期间,伟大领袖自己确这样做的,并把所有的老革命家都打倒。这是我无法想通的事情!我在旧社会里是孤儿,是共产党解救了我,迎救了我们穷人,我一直相信党的纲领,相信党内不分上下,党员有意见一直可以提到中央。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原则被完全跻踏了!当时,持我同样思想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但都是敢怒不敢言。我要捍卫党的利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时我在群众中发表对文革不满的言论,结果被林彪、“四人邦”及其爪牙们打成现行反革命。对于60 年代的物价上涨,我直接给中央写信,两次反映当地的情况。对于文革初期的乱党份子和红卫兵冲击各级党委,我给浙江省去信两次要求镇压,省里回了信,并对我的大胆反映问题表示鼓励。

由于我对那些红卫兵、地富反的反党行为不满,对于马列主义政党的原则过于认真,在群众中多次发表与造反派相反的言论,在1968年9 月,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批斗120多次,并被横山钢铁厂“革命委员会”主任方某在全厂大会上宣布为浙江省头号“现行反革命”,被关押到牛棚。1973年3月改判为“犯严重政治错误”,1979年3月平反。平反后,党总支曾经几次通知过我,让我开会。我已不想恢复党籍,所以在言语中坚持自己的老观点。有人说我的嘴讲话没有把门的,特别是华国锋主席在讲话中,谈到继续坚持毛泽东的路线,我感到失望,就决定不参与政治活动,安度晚年。在被打倒的11年中,他们把我这个孤儿十二岁就走向革命道路的档案全部毁掉,还给我建立了一个黑档案。现在,我正在要求建德市公安局把这个黑档案撤除,还我的革命历史的真面目。

我家在保定地区的徐水县白洋淀地区,那里有我革命的足迹,如果有人或媒体感兴趣的话,可以到保定地区去走访一下,我的不少领导和战友都还健在。

徐水县的革命斗争

这次的回忆,是我挑选了几次对我们游击队最有利的战斗,在战斗中无一人伤亡的战斗。具体发生的时间,我是根据当时的青苗和庄稼来推断的。至于野战军攻城,是按照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几位将军的作战原则推断的,在战斗中有力的打击了敌人。

在农历的每月初九,初十是对敌作战的准备工作的时间,这是因为月亮就要圆了。白天打仗远距离,对我军来说伤亡太大,夜里打仗只好靠月亮照明,每次战斗都是十二、十三日是对敌发起总攻的时间。兵源的准备是不少于敌人的五到七倍,多则不限。敌人是狡猾的,一旦估计有误,十五、十六日必定撤出战斗远走高飞,这是我们八路军对敌作战的一惯原则。

贾正喜 徐水县王村人,现年90岁。从小接受马列主义教育,革命立场坚定。13岁失去父亲后,家中还有弟弟、妹妹,生活十分艰难。为了生计,他走向革命的道路,跟着共产党打倒地主卖办阶级,为了把祖祖辈辈被地主剥削去的粮食夺回来,他参加了徐水县的武装斗争,并打遍了白洋淀的十多个县。在原武装工作队,队长革命意志不坚定,逃离革命岗位,使武工队第一分队遭受到损失后,作为第二分队分队长的贾正喜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在敌后打出了威风,这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敌后武工队。

贾正喜和我的家庭处境十分相似。我九岁时,给地主家做长工的父亲去世,家中还有三个弟弟,以及双腿残疾的母亲。我和弟弟拾柴、打野菜、要饭也吃不饱肚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十二岁时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原因,我们干革命不怕死,只要有饭吃,我们什么都会去干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我们徐水县的抗日武装力量非常薄弱,县中队在人多的时候有100多条枪,是老茂斯和鸟枪等一些杂牌子枪,大部分都是不能装刺刀的步枪。区小队最多三十多人,武器更差,少量的几支步枪和独一撅手枪就算是好武器。打击敌人主要是靠地雷和少量粗燥的手榴弹,这和日本鬼子的武器相比悬殊太大,鬼子来扫荡的时候,我们的人只好撤到其他县里去有时远走十多个县,和那里的武装合并共同打击敌人,人多力量大,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这些人走那里就代表那里的政府,协助当地政府工作。如果外县的同志来到我们县帮我们打仗我们也是同样的欢迎。但不能时间太长不回本县,敌人扫荡不见我们和他打仗,那些敌人就要做反面宣传,他们就说徐水县的共军全部他们消灭。许多群众就会失去胜利信心,说我们成不了大气候。这是因为我们见了鬼子十次有八次都是撤退的缘故,我们的武器差,打不过敌人,革命队伍内部的不坚定的投机分子就反水。比如南张丰村的史河子、王安子、王生尔等十多个人,伙同伪保长善宏寿等人就实施了反水。他们在革命队伍中伪装积极,骗取了我地下党工作人员王珍祥、富村杨老树等人的信任。王珍祥见他们能够积极的为党工作,就派他们把南张丰村收交来的公粮用大车送往解放区。这批卖国求荣的判徒们出了南张丰村以后,本应向西走把粮食送到解放区去,他们没有向西,反而向东走,把粮食送给日本鬼子去了。他们回来以后的当夜又偷袭了我地下党的工作者王珍祥,他们用柴刀棍棒把王珍祥打死,丢到仁里村的大井里去。第二天,我们顺着他们用洋锹铲过的血印找到了井边,捞上来才发现是人和石坂捆在一起丢下井的。这在抗日战争中的1944年,在徐水县算是最大的一起反革命案件,其主要的发案原因就是我们的武装力量薄弱。

形势在发展,革命也在变化,我们党的领导随时研究革命形势,采取革命行动,把全县的武装力量统一使用,全县调动。徐水县行政区的划分就像一把雨伞的形状,雨伞的骨筋就是各区的分界线。在徐水城的城墙外,每个区都管辖一个村庄,县城就是伞的中心,伞的边缘就是我县和外县接壤的边界。这样的划分就是为了便利对敌军的武装斗争,每个区都把自己的武装力量放在处于前沿的村庄,阻击县城里的敌人,使县城里的敌人只要出城无论到那个村都有人打击,我们要以最大的限度孤立敌人,缩小敌人的地盘。县大队是全县的机动部队,从各区抽调部分民兵,在全县流动。县中队长刘博,副中队长刘铺带领几百人,和部分小民兵从刘祥店过铁路,然后奔清原县、满城县、易县边界,把人员分散开来,从西部向东进,一直进到坟台村、王马村、沿公、双营村,来阻击敌人,每天夜里我们的武装要来到仁里村、岳营村、南张丰村、西张丰村。我们是从远到近,使得全县城的周围都有我们的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震慑敌人,镇压那些地、富、反、坏、右份子,增强人民对胜利的信心。刘铺说的好,“你们几个年纪小的跟着,好好的锻练你们的胆量,以后要学会单独打仗。”我们到铁路西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捉拿那些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份子,捉拿杀害我地下党工作人员王珍祥的伪保长善宏寿、王生尔、史河子、史长尔等人。我们在行动中都带有布告,只要见了这些人就打死,布告来的及贴就贴,来不及贴丢在附近就跑。我们来到路西一次,大多是十多天时间,然后集中到白岭尔或北跑庄子附近,准备回路东,在过路的时候通知一个敌人的护路碉堡:今夜我军在你这里过路,请不要开枪。因为每个碉堡中,守碉堡的十多个人都是有中国人气味的老汉奸,我们大部队过路不惹他们,他们也不开枪就互不干涉。

过路后,我们就奔下河西、荣城、新安、安新、清原边界,在徐水县的东面外围转了大半个圈,然后由外向里赶到徐水城跟前,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鼓舞全县人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在县东的遣民庄儿、大寺阁庄、贺寿营、青苗营、黄土岗村,都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在抗战期间,那些日本人在城里呆的比较老实,不是上级有令外出扫荡,他们就不敢任意出城,这是因为在徐水县常住的日本人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敌人每扫荡一次,都是要从外地抽调大量的兵力,平时的守城都是靠由中国人组成的保安队、治安军、护路队等汉奸武装,在徐水地区造成了一种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抢中国人财产的局面。在徐水县百分至九十五的地盘,都是掌握在我们广大民兵游击队的手中,每个村庄都受我们的地下党人掌控,连鬼子的伪保长也都是我们的村长兼的,汉奸们也不敢出远门,无论东、南、西、北,在徐水城的周围,天天都在打仗,这是起来的时候,到了冬,春没有青莎障的掩护在这华北大平原上无论是日本鬼子或是国民党对我们围攻的都很紧,我们共产党的政府机关省,县,区都是到处流动没有所在地,我们就知道有个中央政府在陕北的延安。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收编了大批的汉奸武装,番号为中华民国国军第24军、27军等,在收编期间,只有两个星期没有打仗。在这期间,他们贴出了国共合作的标语,在美帝国主义的主持下,高层领导已经开始和平谈判了,但是在它的背后,蒋介石又在大量的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解放区。最早向我县中队挑衅的是南城乡的大乡队。1945年10月下旬,在叛徒、汉奸秦老保的指挥下,伪大乡队三十多条枪向我白塔村六区区政府所在地射击打排子枪。

南城乡的乡长秦老保,是十里铺村人,他和我的第一个上线刘德林是同一批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1938年入党后转入地下工作的,刘德林的公开身份是教师,兼地下党联络站站长。秦老保的公开身份是十里铺村日本鬼子的伪保长,和共产党的村长。秦老保经常出没在白塔村区政府,和党有过紧密的联系。他也杀死过汉奸,也想为党工作,也想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但他革命不能吃苦,经不起血与火的考验,更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他最终叛变了革命,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刚开始,日本人让他当南城乡的副乡长,后来因为他反共有功,经过两年多的叛徒生涯,我们没有把他抓住处死,他又当上了南城乡的伪乡长。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收编了他,他又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由原来有30多条枪,又买了40多条枪,还买了机枪,用高薪聘请了国民党正规军中的机枪射手。

本文内容于 2014/1/6 8:28:18 被小编a4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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