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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铁血老会员都知道了,笔者再给新人们讲讲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文章超长,请大家高低有点耐心看完):

经过两千多年的流离失所之后,在上世纪三十四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计划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为加强殖民统治,日本政府掀起了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高潮。在组织日本移民的同时,他们还秘密制定了利用犹太资本来建设“满洲”的“河豚计划”(也称“河豚鱼计划”),企图将大批欧洲犹太人移居到我国东北。

在实施“河豚计划”之前,日本最初的想法是向中国输入日本国内的民众,日本原计划向华输送500万日本移民。早在1915年,日本就曾组织了19户48名日本人移居到大连附近的金州县,组成移民侵略的实验村———爱川村,但最后只有2户移民留在了“爱川村”,第一次向中国移民的计划破产了。1932年—1936年,日本又连续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武装移民。1936年,日本关东军开始着手制定大量输送满洲农业移民的计划,想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迁入500万日本人。同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确立为七大国策之一。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日本国内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因此移民人员不足,加之日本虽然扶植溥仪建立了“满洲国”,但他们深知广大中国人民是抗日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便将目光投向了欧洲的犹太人,此时法西斯德国正大肆驱逐犹太人,于是日本政府便启动了新的“移民计划”———“河豚计划”。河豚鱼计划之所以命名为河豚是因为,河豚是日本的美食,但有巨毒. 日本人借河豚比喻犹太人移民的一方面有利可图,一方面又很危险,好比河豚.,取其寓意,借名为“河豚计划”。但是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说,在遥远的东方,流浪了两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得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犹太国”。但他们并不知道,在吞下诱饵的同时,自己已经成为日本人砧板上的“河豚鱼”——鲜美,但含有剧毒。

说要把欧洲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移民到中国,这个时间要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时代说起。但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反犹太高潮持续不断,世界范围内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只有英国的阿拉伯殖民地和中国,因为长期以来,由于宗教信仰和民族偏见等原因,欧洲许多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反犹情绪。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德国更是肆无忌惮地迫害、驱逐犹太人。但是日本却在战争初期对犹太人采取了“善待”策略,但是这不是日本人初次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日本人最早对待犹太人可以说是穷凶极恶,那么,这个倒是怎么转变的呢?这要从更早时候说起: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初中国东北的犹太人大部分来自俄罗斯,最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的是苏联的大规模排犹运动,大批在俄国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流亡到中国,逐步聚居到哈尔滨。到20世纪20年代初,哈尔滨的犹太人增至两万余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来到中国东北后,比俄罗斯更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他们大部分在此定居下来。他们将带来的巨大财富投资于日本人在东北的军事和工业建设中,使得当时日本在东北军民工业飞快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引起了日本的注意。

虽说从19世纪末来到东北的犹太人在刚来初期也确实过上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的日子,但这种暂时的平静,被日本人的入侵彻底改变了。

1932年7月起,哈尔滨滂沱大雨连下27天,松花江水暴涨,江堤决口,市区全部被淹,到处一片汪洋。一时银行停业、商户关门、电话断绝,整个哈尔滨变成了一座水中孤城。道外、道里区十余万罹于洪灾的难民蜂拥至南岗、香坊等高地,大多露宿于乡间田野,衣衫单薄、无一物覆盖者多矣。风雨中,啼饥呼寒之声不绝于耳,其状惨不忍睹。

犹太人社区在犹太社团的组织下,成立了救护队,对难民进行紧急救助。8月末,洪水渐退,然而虎列拉、猩红热、白喉、麻疹等传染病又大规模爆发。犹太社区又组织医生考夫曼等五人参加哈市防治霍乱小组,对灾民进行救治。

天灾尚可应付,但人祸则完全力不从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灾正是人祸之结果与反映。

是年2月5日,日军多门第二师团攻占哈尔滨。日军进城之后,烧杀抢掠,外来侨民亦不得幸免。犹太人因为其经济实力雄厚,更成为日本人眼中的肥肉,很快日军便“接收”了大批犹太企业商号。

哈尔滨的白俄流民看到机会来临,立刻依附于日本宪兵队,成立所谓“俄国法西斯党”,宗旨就是要消灭哈尔滨的犹太人。他策划了一系列绑票杀人勒索案,主要针对犹太富商。被绑架并且撕票的,有中央大药房的老板科夫曼,以及中国大商人穆蔚堂等。

其中最著名的绑架案是所谓“谢苗·卡斯普绑架案”。8月,犹太青年钢琴家谢苗·卡斯普从法国学成归哈,被白俄法西斯分子绑架,向其父勒索30万赎金未果而惨遭杀害,引起群情激奋,但凶手最终无罪释放。

当时的犹太人,面对此情此景,不由得悲从心来: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恐怕要面临一场无法避免的浩劫。

事实仿佛正在印证犹太人们的担忧,犹太人的企业一家接一家被日本人抢收,住宅和建筑物被日本人占为己有。针对犹太人的烧杀抢奸屡屡发生,很多犹太家庭陆续逃离这座城市,到上海或者其他中国城市,少数人甚至宁可回苏联也不愿待在日本人控制的地盘上。两千多年来犹太人经历的苦难,仿佛又轮回回来了,一切似乎都是在劫难逃。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日本人从魔鬼变成了天使,突然对犹太人极为友善,温情脉脉一团和气。

其中原委就是在军部的一次御前会议中,日本人经过讨论,认为可以利用犹太人的巨大财富和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既可以大大的增加东北的开发进程,又可以影响美国政权对日本侵华采取默认态度当时,同时还有一个原因,日本的一些犹太问题专家提出吸引犹太人资金,通过犹太人的影响使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实现打胜侵略战争的设想。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不得不书的事就是因为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犹太人曾助过日本一臂之力。那时,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曾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资助。日本在战争中取胜后,明治天皇曾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在随后的二战期间,日本接收犹太移民,除了那一点报答之心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想使犹太人感激其“恩德”,利用犹太人的资本发展本国经济以支援战争,为其侵华效力。因此说日本人大发善心,从心里往外支持犹太复国事业,那简直是连鬼都不信!

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犹太人这时候正在全球遭受迫害,急于寻找一块环境优越的土地建国,如果日本人愿意提供这个条件的话,中国东北正是最佳的选择。于是,河豚鱼计划的初步雏形出炉了,日本许诺对犹太人不采取歧视政策,并给予他们一块土地复兴犹太国,犹太人则用他们的财富帮助日本人在东北和以后被侵占的土地上进行投资,并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

日本军部的负责人门马上说到做到,1934年,日本钢铁业大企业家鲇川义介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责成各驻欧洲使馆大量收集有关犹太人的情报,还在国内设立了专门的犹太问题研究厅。日本情报机关还派出“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等间谍到欧洲活动。最后安江仙弘等人提出了有关犹太移民的详细计划。同年,日本外务省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将其命名为“河豚计划”。因为日本人一直喜爱食河豚鱼,但河豚鱼必须经专职厨师去掉有毒部分才可以食用。这项计划如此命名,意为经过日本改造过的犹太人,就像是去毒后的河豚鱼,对日本的侵华是有好处的。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了“五大臣会议”,就“河豚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日本人开始行动了,千方百计拉拢犹太人为侵华效力20世纪初,2万余名犹太人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哈尔滨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为了实施“河豚计划”,日本外务省间谍安江仙弘以结交朋友为名,开始与考夫曼等人取得联系。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召开,侵华日军头目樋口喜一郎在会上大谈日犹友谊:“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由于受到日本情报机构的欺骗,出席这次会议的犹太人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这项决议被送到世界各地的犹太组织中。1938年底,第二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樋口喜一郎和安江仙弘两人在会上再次提出向犹太人寻求帮助的要求。1939年5月,安江安排考夫曼医生赴东京访问,在访问期间考夫曼受到日本政府方面的“特殊招待”,并被授予帝国勋章。

日犹签订协议的“好消息传遍了世界犹太人世界”,协议刚一达成,全球各地的犹太人立即开始向中国东北大转移行动,颠峰时期,在整个东北犹太人大量蜂拥而至,仅哈尔滨一地就有近三万犹太人。一时间犹太社区,犹太教堂遍地开花。日本凭借着犹太人的大量资金,使东北迅速成为东亚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大批金融、工商、律师、医生、文化、艺术界犹太精英的到来,也迅速推进了哈尔滨的发展。这个原本是小渔村的地方,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已变成了与京、津、沪、杭相媲美的大城市。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历经种种苦难,终于在遥远的东方,获得了一个相对宁静的角落。

不仅是哈尔滨,日本人的计划还包括上海。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这又给了“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以极大鼓舞。上海聚居着大约4700名中东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家族和个人,如地产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亚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99家会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东犹太人。 犬塚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犹太人财富的机会,于是在泊在外滩的日本万吨战舰“出云号”上密谋对策,犬塚惟重直言不讳:“如果犹太人不与我们合作,就把他们绞死。” 之后,犬塚惟重与欧洲犹太人社区建立联系,到1939年初显成效,由日本人、中国人、欧洲犹太人和中东犹太人共同筹资的太平洋贸易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成立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它公开表明日本人与犹太人开始合作。另一件令犬塚兴奋的事:维克多·沙逊接受了他的宴会邀请,这表明日本人已经被上海犹太上等阶层所接受。事态的发展如此顺利,犬塚等人趁热打铁,炮制出一份机密研究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来。这份长达90页的文件不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犹太人资金的手段等,甚至还有支配美国公众舆论的计划,包括邀请犹太新闻工作者去日本作正面报道、邀请好莱坞片商到上海拍摄日本人善待犹太难民的电影等,还包括日美两国神道教与犹太教宗教互访等。但报告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建立犹太难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称其为“亚洲的以色列”。此项计划马上被细节化,安江主张建立在“满洲”,犬塚等则主张建在上海近郊,但无论何种选择,“犹太财阀必须根据我们的要求和条件建设新的城镇……允许犹太人自治不是一个好办法……须采取步骤使我国官方处于监督和幕后指使的地位。”

于此同时,为了配合“河豚鱼计划”的实行,日本也改变了移民签证政策。日本在神户建立犹太人社区,专门接纳从东欧逃难而来的犹太人。在立陶宛,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为犹太难民签发了6000多张过境签证,而根据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在《汉奸还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证,“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书记员王替夫为犹太人签发的12000余过境签证也与此有关。

从1935年至1940年,形势的发展看上去都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但让犹太人始料不及的是,转折很快来临。

继1936年日德签署了防共协定后,1938年又达成了所谓“文化协定”。从1939年8月开始,日本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另外,日本军警殴打恐吓上海犹太难民之事,也时有发生。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0年。东条英机上台担任陆军大臣后,实际掌控了日本军政大权。东条甫一上任便拿安江仙弘开刀,安江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杉原千亩也被迫离开了立陶宛。与此同时,日本正式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了三国军事同盟。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安慰赶到东京质询的考夫曼:虽与德国签约,但绝不反犹。考夫曼离开时忧心忡忡,他开始意识到与日本人的合作前景并不美妙。流传于犹太人中的一句戏谑日本人的话看起来颇有道理:日本人像上帝,完全不可预料。

其实日本的反复无常并非不可预料,之所以如此,是诸多因素左右的结果。远在欧洲的希特勒政府经常向日本政府施压,对他们和犹太人眉来眼去的行为十分不满,这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扰。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日本难以自拔,而加上苏联的威胁,自是不敢得罪另一个大国美国。但如果按照德国的要求处置犹太人,日本本来就已经十分孤立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这是日本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河豚鱼计划”无甚实效却仍推进的原因,但日本人心中的积怨可想而知。更让日本人郁闷的还在后面。

就在日本人的算盘打得啪啪扇响的同时,但世界人民,尤其是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人并不是傻子,同时,日本政府大肆吹嘘的“优待”犹太人的行径并没有完全蒙蔽世界其他各地的犹太人。就在犹太人在中国东北的复国梦想就要实现的时候,两个情况最终使得他们的在中国东北复国美梦破产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府察觉到了日本的企图,美国迫使犹太复国组织不在中国建国,美国的行动最终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组织否定了在中国东北的建国计划,原因很简单,美国犹太人并未像预想中那般积极配合,想象中的美国金融集团投资一个铜板也没有捞来。 1938年,“满洲”犹太实业家列夫·齐克曼给美国的世界犹太人组织领袖斯蒂芬·魏斯写信称“日本人对‘满洲’犹太人相当公平”,魏斯的回信毫不客气:“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 一句话堵死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作为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的斯蒂芬·魏斯也在寄给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领袖的书信、文章以及讲道中,也一直在不断谴责日本的罪恶侵略。如在写给在华的犹太实业家齐克曼的回信中,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感遗憾。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东北人民对于犹太人的不断抗争。在犹太人大量到来,其复国计划在东北公开后,整个东北的犹太人入侵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有力还击。一时间,中国人民在东北全面出击,犹太人伤亡惨重,财富的损失也非常巨大,整个东北犹太社群立即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尤其是针对犹太富豪的袭击,使得他们的精英阶层认识到了中国人民是不可欺的,在中国的领土上,即使有日本人的庇护,也不可能让他们轻易实现建国。

更为明显的是1939年底,形势发生了变化,虽然此时希特勒灭绝所有欧洲犹太人的计划还没有被外界知晓,但受到迫害的大批犹太人开始离开欧洲,相当部分涌入了中国,这让在华的犹太人感到了生存压力。1939年12月,第三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的一项决议提到:“……现在犹太难民已如潮水般进入远东各地,尤其是上海。数千人无处可居……”于是,他们向日本政府提议,要求限制欧洲的犹太人继续进入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寻求世界犹太人支持侵华战争的努力不断碰壁,尤其是在美的犹太人组织旗帜鲜明地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并写出了许多反日的消息报道。这让日本人深感恐惧,认为两地的犹太人正合谋阻止“河豚计划”的实施。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日本企图用犹太人统治中国东北的阴谋彻底破产。

在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双重打击下,以及在其他外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犹太复国主义的决策者最终放弃了在中国东北建国的梦想。虽然后来仍旧有部分犹太人不愿意放弃,并且日本也仍旧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富和在美国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懈反抗始终使得他们生活在恐怖中,最终他们大部分也都离开了中国东北。

建立“远东以色列-犹太国”虽然破灭了,但是,“河豚计划”还没有彻底消除,犹太人的命运也还没有这么结束!

转眼间到了1941年,终于,日本人一吐怨气的机会到来了。随着德国在苏联境内的层层推进,胜利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日本看来已无后顾之忧。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袭击了珍珠港,上海日军也攻陷上海所有外国租界。犹太人的苦难再次降临。

犬塚惟重,“河豚鱼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 ,在最短时间内登上维克多·沙逊那座价值数百万英磅的办公大楼,大声宣布:“从现在起这就是我的房产,你们所有人必须遵从日本的政策。……时代变了,我们要好好和你算账……”。

犬塚如此失态的原因是:随着宣战,他以往跟犹太人交往的经验,他付出的精力、汗水、他取得的成就,都变得毫无意义。犬塚将责任归咎于犹太人不努力与美国沟通,他们本该说服罗斯福承认日本对东方的统治权的,罗斯福本人不就是犹太人吗?这不就是“河豚鱼计划”的宗旨吗?

犬塚预计的没有错,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五大臣会议决议暂缓实施。犹太人不再享有特权。” 陆军部宣布:“必须使犹太人处在严格的监控之下……反抗者应予镇压处治。”据此,富有的中东犹太人被押往各特别集中营,而剩下的一万多犹太难民,被按所谓“八紘一宇”原则“保护”起来了。

犹太人没有可利用价值了,由于他们从不知道所谓“河豚鱼计划”,所以对自己一夜之间从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上沦为阶下囚的转变颇不适应,当然日本人又玩了一次川剧中大变脸的功夫,只是比川剧中的变脸还要快上许多!(编者注:日本人就是日本人,要么怎么叫小鬼子呢?)

然而更悲惨的命运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随着太平洋战事的爆发,航运业停止运营,依赖于进出口贸易的上海经济遭遇致命打击,大部分公司倒闭破产,存活下来的也被日本接收(就像他们当年在哈尔滨做的那样)。来自美国的救济款项大大削减,犹太人共同分配委员会更是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后宣布彻底断绝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救济。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更可怕的灾难正接踵而来。

1942年,德国盖世太保梅辛格抵达上海,梅辛格绰号“华沙的屠夫”,光听名字也知道他在华沙干过些什么,带来所谓“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该方案旨在灭绝在华犹太人:趁犹太新年节之时,在犹太教堂逮捕所有犹太人,然后要么将他们扒光衣服捆在船上,任其漂泊在海上饥渴致死,再凿沉船毁尸灭迹;要么发配去盐矿挖盐,用最低的营养量榨取其最高的劳动量;要么建立一座集中营,用犹太人做医学实验。

梅辛格眉飞色舞地介绍自己的方案时,在座有一个叫做柴田贡的日本外交官,此人属于良心未泯的日本人,梅辛格的方案让他毛骨悚然,决心即使冒着叛国的罪名也要及时通知犹太人。上海犹太人及时通知了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考夫曼,考夫曼通过安江仙弘和松冈洋右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最终东京未批准“最终解决方案”。

不过日本人并非善心大发,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的《河豚鱼计划》一书写道,他们对犹太人说:“你们如何活着是另一回事,我原先被派来取你们首级,现在至少得取一条胳膊。”

很快,日军在虹口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区,散居各处的犹太人全部被集中至此,受到严密监控。所谓犹太人区,实际就是一座两墙之间距离稍大的监狱罢了。(这些让笔者想起了一部电视剧,前几年的,名字好像叫《上海大营救》吧,反映的就是这段期间的历史事实,记得是常戎和一个外国姑娘主演的)。

1943到1944年的冬天,上海的气温降至百年最低。煤和电的供应完全中断,犹太人卖掉了所有的厚衣物以换取食物,现在只能披着麻袋之类的东西御寒。沿街乞讨的人越来越多,卖淫妇女的数量显著增加,新生儿被迫送人,男人们无所事事——对于犹太人来说,靠施舍或者靠妻子养家,比杀了他还难受。最严重的是,即使是这样,大部分人还要靠捡烂菜皮来勉强糊口。整个犹太人区笼罩在烦躁和绝望的氛围中,自杀屡见不鲜。

就这样,这些长期担任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的可怜人,渐渐已变得完全麻木,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的世界只有犹太居住区那4000平方英尺的范围,他们的愿望也仅仅是每餐能填饱肚子。德国人杀戮驱逐他们,日本人打击折磨他们,连美国的犹太同胞也抛弃了他们,哈尔滨的同胞自身难保——现实种种,犹太人门也许后悔了,这一切与他当初和日本人合作时候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然而事情来了转机,“希望”在1945年又重新出现。战局早已对日本不利,日本人于是又重新提起“河豚鱼计划”,这次则完全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争取停战。日本政府特使和犹太医生卡尔·琼特曼交涉,希望他能说服美国犹太社团对罗斯福政府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停战和谈的目的,作为回报,上海的两万犹太难民将获准移民到“满洲”建立自己的“犹太国”。

面对生活在地域里一般的上海同胞,琼特曼没有半点犹豫,立刻写信给魏斯,魏斯的回答仍然斩钉截铁:“美国犹太人大会未得国务院认可不会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

犹太人在中国的建国梦彻底破灭了。作为犹太锡安复国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亚伯拉罕·考夫曼,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被押解回苏联,囚禁在戈罗捷格沃监狱,后转囚于阿赞卡集中营等数个监狱,历经16载,直到1961年,才获准移居以色列,回到了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灵魂之国 。

至此,由安江仙弘等人设计的河豚计划彻底失败了,纵观整个“河豚计划”期间,那些到达日本以及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的犹太人,并没有达到很大的数量,远远低于申请签证的人数。犹太人也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大规模或正式的帮助。让计划者失望的是,那些住在神户和上海的犹太人几乎没有人对日本经济起到了复兴和支持的作用。这些来到日本的身无分文的难民并不是安江仙弘听说过的富有又博爱的美国银行家,也没有能力让日本人得到那些人的好感和资助。不过,由于日本临时的亲犹政策,以及杉原千亩的努力,数千名犹太人被援救出来,逃离了几乎必死无疑的欧洲。1985年,以色列政府授予杉原千亩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的非犹太籍人士)的荣誉(确切的说这应该是荣誉呢?还应该是其他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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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历史,我不得不指出,虽然中国人民的抗争很大程度上瓦解了犹太人在中国东北复国的意志。但是没有美国在当时的阻挠,东北和可能出现一个叫以色列的犹太国家,而生活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也很可能沦为东方的巴勒斯坦人。

中国人民必须认真的总结历史教训,努力的发展,在不借助外部势力的情况下有能力保护领土和人民。日本人并不像纳粹一样热衷于屠犹,今天犹太人对日本人并没有特别的反感和仇恨。但是我想说的是,日本人和德国人对待犹太人不过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没有本质区别,至于犹太人门本身恨与不恨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中国人无关!其实,坦率地说西方世界对日本的总体印象并不坏(即使是曾与之交手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他们毕竟不像我们的民族与日本人之间有着血海深仇,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日本申奥成功的原因,不以你们中朝韩等国家的意志为转移,,中朝韩和其他亚洲国家对于日本恨之入骨,但是,欧洲国家却不是这样。

但是,当一位觉得日本人并不可恶的犹太教授向我表示不理解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时,我正色告诉她:中国今天也有很多人对纳粹德国推崇备至,因为纳粹能打仗,也没有***过中国人。她立刻说:"我明白了。" 故事的开始要从俄罗斯的排犹说起,就是上面我举得那个例子: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的反犹暴行中,犹太人死45人,86人残废,500人轻伤。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毁坏),筹集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使日本在战争中取胜。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日本历次在中国土地上的战争,都可以找到犹太资本的影子。

在日本和犹太人看来:犹太人对日本的支持,并不是不要回报的,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日本人给予犹太人和日本人平等的待遇。更多的犹太人因而来到日本。日本完全占领东北后,由于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谴责,对日本进行了经济封锁。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但是没有资金进行开发。对日本人来说,"犹太人"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同义词。

而同样,也是上面所陈述的:为了实施"河豚鱼计划",日本侵略者早已开始与哈尔滨犹太人的领袖交朋友。"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来哈尔滨访问,与考夫曼医生建立了友谊。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与会代表有的来自上海和日本神户。而安江和在东北和华北的日军军事机构官居要位的樋口喜一郎也参加此会,樋口还在会上叫嚣:"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那些受到中国人民厚待的犹太人通过一项送给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犹太组织的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以平等对待和在东北建立犹太国承诺为条件"。一时间大量的犹太人涌向中国东北。

截至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犹太资本帮助日本迅速完成了东北的工业化,为其侵略全中国和对美最后摊牌奠定了物质基础。

大量的犹太移民来到中国,其中部分并不是去了东北而是去了上海,引起了上海犹太人组织和东北犹太复国组织的矛盾。美国政府察觉日本的企图后,通过对美国犹太组织施加压力,使其拒绝了日本的请求。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完全阻止河豚于计划的实行,东北的工业化在犹太资本的帮助下已经完成,日本帮助犹太人建立国家的美好形象,也使得美国在这其间对日采取的纵容政则。

但是这一切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而结束了。当犹太人还做着在东北建立犹太国家的美梦时,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犹太人被日本人光着屁股赶出了中国。

当然,合作的另外一方日本也没有得到好下场,多年以后,随着两个大鸡蛋的落下,也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侵略。日本推出"河豚鱼"计划,当然也决非是纸上谈兵,它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很现实的政治运作。1939年5月,安江仙弘安排考夫曼医生对东京进行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了一个月,访问了内阁各部门,受到隆重而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尔滨之前被授予帝国勋章。日本积极推销"河豚鱼"计划,其战略用意显而易见。第一,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

第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渗透"满洲国"建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至此,日本人"善待"犹太人的真实动因昭然若揭。日本完全是为了获取其最高国家利益,才如此"温存"犹太人的。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我们无法苛刻抨击那批渴望参与"建立亚洲新秩序"的犹太人,毕竟,犹太人一直将拥有自己的国家和家园作为他们神圣的历史使命,而日本人恰恰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心情以及看中了他们手中掌握的巨额"银弹",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排头兵",而其结果也是自从1898年开始修建中东铁路,大批犹太人移居到哈尔滨,最多时达2万余人。他们在哈尔滨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有学校、医院、银行、墓地甚至有养老院,大规模的犹太会堂也随之出现。日本的侵略者们在这块“皇道乐土”上有意识地培养犹太亲日势力,当时的“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往返于哈尔滨,和犹太人社区的领袖人物考夫曼医生建立起私人交情。在日本人的鼓动和支持下,1937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上海和日本神户犹太社区也派代表参加。安江仙弘出席这次会议,在东北和华北的日军军事机构位居要职的通口喜一郎在会上狂呼:“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这群犹太人起草了一份发往世界各角落犹太组织的重要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寻求帮助。”

日本积极推销“河豚鱼”计划,其战略用意显而易见。如上文所说,第一,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第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渗透“满洲国”建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下文在2楼。

本文内容于 2014/1/2 8:26:18 被张慧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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