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经济增速跌至省倒数

近一两年的温州民间债务危机,再次将温州民间金融改革推上了日程。

其实,温州民间金融改革一直潮起潮落。只是民间金融阳光化,却始终理想照不进现实。

温州的民间金融,最初源于“抬会”、“资金互助会”等亲友聚在一起筹集资金。之后,慢慢蜕变为民间借贷组织,数量激增,规模不断扩大,货币开始产生利息。到1980年代中期,以“抬会”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3亿元,且高息融资已成为常态。

1986年,“抬会”链条开始断裂,情况与近两年民间借贷类似:温州全市有63人因此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而这些潜逃者被抓后,不少人被处极刑。之后,更多人意识到将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必要性。

1986年底,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中国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城信社都陆续成立。1988年,温州设立16家农村金融服务社。1992年8月,温州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成立。

到90年代中期,温州较成规模的三十多家民营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已达20亿元左右,占全市存贷款市场的份额达20%。但很快,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的资产不良率就不断攀升,甚至有机构破产倒闭。随后,政府开始对这些机构采取市场退出政策。

由于90年代的金融体制改革,民企融资逐渐由以民间借贷为主转为以贷款为主,因而政府政策的变化并未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资料显示,90年代中期以后,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慢于银行贷款市场。

杭州银行相关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次民间债务危机后,社会普遍将其归罪于民间借贷并不客观。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11年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指出,整个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1100亿元。

杭州银行相关负责人指出,温州老板资金链断裂的关键在于,利润低下的制造业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纷纷进入房地产等投机领域,而银根紧缩后,民企被迫转向民间借贷而陷入困境。

“金融体系就是融资中介,通过它能够降低资金供给和需求的交易成本。但现在不仅没有降低资金成本,反而加大、扭曲了供求关系,很多合理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被迫去地下钱庄。”中欧陆家嘴(16.74, 0.06, 0.36%)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微博]说,因而金改是迫在眉睫。

2012年3月,国务院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8个月后,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实施细则——《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

“温州金融改革背后,折射的是温州、浙江乃至全国民营经济面临的危机。”温州市长陈金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相比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如今的“金改”难度更大。

“过去实业利润都在30%左右,民间借贷利率相对并不算高,而现在实业利润已经缩水几十倍。”温州“打火机大王”东方轻工实业集团总经理李中坚表示。

“金改”背后是民营经济危机

“温州当年靠做实体经济起家,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按理应该继续往实体经济方向发展,但现在问题是实体经济不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指出,原因在于,一是宏观政策摇摆不定,二是民营企业自觉做实业太艰难。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被各界普遍认为是互利的方式之一。但在保育钧看来,民资进入金融领域并不一定就能服务实体经济,“让民资进入是为了引起竞争,但现在制造业前景不好,凭什么还要贷给你?”

他认为,温州民营经济一定要先经历洗牌。洗牌过程中,金融机构(银行、租赁公司)就可以发挥作用,“所以现在正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好时机,不符合产业政策、没有前景的企业将得不到贷款,民办金融机构进来后,按市场规律办事,倒逼企业去搞实体。”他认为,现在产业结构转不过来的关键,在于金融垄断下公办银行按领导意志办事。

“金融改革是要建立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地方金融体系,但金融改革不可能包治百病。”温州市长陈金彪指出,目前金融监管体系还没有完全到位,民间借贷法律依据尚未明确,信用体系还不完整,“这都需要一个过程”。

这轮“金改”至今已近两年,但社会各界仍对其存疑。“比如,小贷公司的主发起人必须是实力雄厚的民营骨干企业,限制依旧较大。”温州一家小贷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金融改革左冲右突,三十多年间只进了半步,民间的尝试一直遭遇体制的‘弹簧门’和‘玻璃门’;真正的推进,甚微。”温州金改第一批尝试者之一方培林说。

面对这种局面,所有的原因几乎都指向体制。“尽管有不少人将此次温州实业老板‘跑路’潮归咎于利息疯长的民间借贷,但事实上,体制不能有效吸引民间资本才是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多名受访者一致表示。

温州困局

“这些年,地方主要领导很少到民营企业调研,都在忙着办国有企业,针对民企的制度创新力度较小。”一位长期在企业调研的专家告诉记者

过去,温州以“官员下海”、政府无为而治为荣;而今,年轻人更愿意留在机关--温州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已从2002年的19:1上升到近年来的50:1以上。对接央企、重抓“招商引资”、促进GDP增加,逐渐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在出口与消费不振的情况下,投资拉动GDP成为政府唯一选择。”浙江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表示,这无疑偏离了过去以市场经济为重的轨道,并使得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愈发受限。

与此相对应的是,近些年温州以皮鞋、服装、打火机等为代表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大量企业外迁、民间资本外溢。

“实体当中几大行业产能过剩、高新技术又做不了,你让企业做什么呢?所以好多企业都转移到中西部去了。现在这种情况想扭转过来不容易,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保育钧说。

李中坚介绍,2011年公司毛利润只有3%-5%,而在本身缺乏资金、银行收贷抽贷又经常发生的情况下,他不敢尝试转型。

其实早在1999年,温州就出台了《温州产业升级计划》,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机械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材料工业三大主导产业,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并未见实效。

如今,地方政府也采取了抓存量提升、增量引进的办法,出台振兴实体经济“1+X”、“三保倒逼”,并培养高新的技术产业等政策。但正如高天乐所说,“国家提转型升级是对的,但很多企业升不了级,企业的能力、财力,负责人有没有这个意识,团队跟不跟得上,这都是问题。”

与实体越做越艰难的局面相反的是,房地产市场却是一路高歌,几年之内房价轻松翻倍,温州炒房团也让各地人恨得咬牙切齿。但后来的民间借贷危机也显示,温州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12月初召开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工作座谈会上,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指出,今年温州的GDP增速预计在7.6%到7.7%,有望赶上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数据显示,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仍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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