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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社会,说真话是越来越难了。但难的还不是没人说真话,而是说真话后遭到的群起而攻之,才是让人最感害怕的。日前,全国政协委员王平提出: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因为读了大学,就回不去家乡,这是个悲剧。而且,上大学费用高,毕业后可能找不着工作,蜗居在城市无法传承农村文化。(2011年3月10日《南方日报》)

这话一说,马上引发了包含代表委员在内的众多网友热议,评论几乎是一边倒地炮轰王平。连我素来尊敬的知名学者于建嵘也在微博上评论道:“为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提出不应该鼓励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他祖宗都不是农民。”我们的老祖宗谁不是农民呢?于教授这话近乎是诅咒王平的祖宗不是东西了。而作家许开祯则说:“我出生在农村,家乡是全国十八个特级贫困县之一,很难想象,当年如果不是高考,我的人生会怎样?我的弟弟是农民工,如今干一天活能挣一百多元,似乎跟公务员差不多,但实际生活呢?”许作家似乎连“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都不懂,现在农村学生上大学与十几二十年前上大学一样吗?这种不切实际的类比让我看了感到很可笑。

其实,王平不过是说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人们不加分析一味谩骂只能是徒逞口舌之快,这对农村学生非但没什么好处,反而有误导之嫌。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靠读书还可改变命运的话,那么往后(特别是今天)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这个连研究生找工作都困难的就业难大环境中,在新的“读书无用论”日渐抬头的时代大环境下,农村学生靠苦读书上大学已经难以改变不幸的命运了!这一残酷现实早在几年前就显现了。黔西龙场村是贵州有名的“状元村”——这个只有600多户2543人、户均年收入不超过1000元的山区小村,尽管一个家庭一年收入甚至供不起一个孩子读一学期的高中,1979年以来却出了500多个大学生。按照村里人的说法,整个村里人真正通过教育脱贫致富的也就是第一代大学生家庭,1992年到1996年考上的第二代大学生家庭,大部分家庭还没有真正摆脱贫困。以这个 “状元村”出名的“状元”家庭董通家为例,他兄妹4个就出了3个大学生,他虽然早已大学毕业了,但正在咬着牙还上学时借的高利贷,还了10年还有7000多元没有还完。他妹妹董慧正还银行贷款,日子也不好过。在这个家庭里,现在日子过得最好的反而是没读书的那个最小的孩子董宇,初中毕业贷了一万多元买车跑运输,才两三年就攒了将近10万元。(《读报参考》2006年16期)看看,上大学的还没有不上大学的过得舒服,谁还能说王平的那句 “不鼓励农村娃上大学” ,不是大实话不是忠言逆耳呢?

上面那个贵州 “状元村”的例子还是五六年以前的,现在的状况则更加不容乐观。如果瞧瞧33岁的北大环保专业女研究生苏黎杰的人生经历,就会让人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媒体报道,这个叫苏黎杰的女子研究生毕业后,很正常地和大多同学一样成为北漂,希望能到北京一所知名大学任教,但事与愿违。尽管自己连体检都参加了,最后却没有被这所大学录用。失望之余开始靠打零工为生。2009年底,苏黎杰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仍未成功,就结束了在外地的漂泊,返回老家南阳。后均未找到理想工作,三十多岁了只能混成“啃老”族。最后她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免费培训油漆工的消息后,就报了名。她说:我在装修的时候深有体验,贴砖工人一天工钱200元,让快弹尽粮绝的我,十分羡慕。

虽然从理论上说职业无贵贱。也没有那条法律规定说,北大女研究生一定不可以当油漆工,但这位环保女硕士经过顽强拼搏,终于光荣地成了一名见习油漆工,在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生主动去卖肉后,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在时下的中国,农村学生还不应该去听听王平那句 “不鼓励农村娃上大学”的逆耳忠言吗?

请善良的人们再仔细想想如下的困惑:苏黎杰为什么北漂不成?为什么任教不成?为什么考公务员不成?为什么跑到家乡还找不到理想工作?——请注意,苏黎杰学的是热门专业环保,且握有北大硕士文凭,即使算上就业的苛刻要求:积累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她都已经换过多次工作且33岁了。

上大学一度曾是农村学生改变未来的最可靠保证。然而,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大学大跃进所致的就业紧张,尤其是农村学生毕业后在“拼爹”游戏中只能落得个惨败的结局,王平委员由此得出 “不鼓励农村娃上大学”的结论就是自然之理。这实际上是说,农村学生上大学现在已非最好出路。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对“大学毕业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的争论就是最好的证明。很多出身农村的大学生,毕业后因为激烈的社会竞争无法找到期望的工作,反而与进城务工的父兄汇流,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无几。既然大学毕业后还要选择农民工的职业,那当初为什么就不能不上大学而去接受职业类教育呢?或许,这才是农村学生较好的出路。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高校培养的毕业生却不能很好地与之对接,因此导致了目前一方面农村大学生就业难,另外一方面许多企业寻找不到合适的专业技术人员,出现了“用人荒”。如果在农村教育(甚至是城市教育)中,不是一味地鼓吹上大学的不切实际理想,而是让农村孩子从小能够得到一些技术上的培训,能够学习专业的技术,再到职业院校里进一步学习更专业的技术,成为“制造业白领”,毕业以后还愁不能就业吗?更重要的是,这还能够扭转我国目前制造业受制于订单、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的困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这是一举两得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其实,国外全不似我们,不会盲目地鼓励孩子上大学,用一种糊涂的教育观,培养出一批批畸形的人才。以德国为例,这个国家的小孩子,从小学开始就要学习各种技术类课程,小学毕业后,大家根据自己的不同兴趣,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属“智识教育”,主要是学习文化课程,之后进入到学术型大学深造;另外一类进入到技术型学校深造,属“技术教育”,主要学习各种职业技术,之后主要进入高等技术型学院深造。这两个轨道各自运行,都有自己独特之处,学技术的人丝毫没有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进入学术型大学学习的人也没有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德国的制造业发达,某种程度上与这一“双元制”的人才培育体系有着很大关系。毕业以后,两种人才在具体待遇上也相差不大。比如工人与大学教授,工资差距就很小。一个卡车司机,年薪照样可以拿到10万欧元,收入丝毫不比大学里的教授工资低。

善良的人们啊,特别是农村的学生,请先收起你胸中的愤慨,静下心来,认真地想想王平委员“不鼓励农村娃上大学”的逆耳忠言——如果人们能够转变择业观念,国家能够转变教育观念,不再受一窝蜂上大学观念的忽悠,大学生农民工的悲剧或许就能避免,北大环保女硕士也就不用经过顽强拼搏,在33岁的时候才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光荣的见习油漆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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