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儒学的复兴似乎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了:孔子诞辰的大规模纪念活动、国内的国学院和海外的一批孔子学院的相继成立、大批论证儒学现代意义的著作与论文的涌现、计划最终达到10亿字的巨大工程《儒藏》的编纂等等,还有,除了海外“新儒学”的第二、三代人物更加活跃之外,据说国内也出现了一批新的“当代大儒”,诸如此类似乎都预示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到来。这对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以批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能事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疑是令人瞩目的大变化,对于久已习惯于唯西方思想马首是瞻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重振民族自尊的大好机会。

毫无疑问,复兴儒学的冲动决不是空穴来风,也决不可以视为少数人的哗众取宠之举,这是现代中国知识阶层一百多年来在文化认同上左突右冲之后出现的回归意识的表现,就像一个多年的游子在遍游天下之后急切希望回归故土一样,尽管他深知故土是贫瘠的,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那种回归的冲动依然十分强烈。另外儒学复兴的冲动也是我国经济日益发展,国力日益强盛的必然伴随物。一个拥有巨大文化遗产的民族,在它病弱不堪,甚至面临灭亡威胁的时候,为了自救往往会“有病乱投医”,是无暇顾及这些遗产的,有时甚至会归咎于它。但一旦这个民族强大起来了,他就必然会重新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意识,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遗产,试图弘扬它,并力求使之获得现代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复兴儒学以及一切试图重新振兴中国文化的举措,都是中国知识阶层摆脱一个半世纪以来形成的“基本焦虑”的集体无意识的显现[1]。中国现代知识阶层身后有那么典雅厚重、魅力无限的文化遗产的牵引,面前又有那样光怪陆离、异彩纷呈的西方文化的诱惑,何去何从委实是艰难的选择。能够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沟通互渗、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文化的的未来发展做出贡献当然是最好的结果——这或许也正是复兴儒学的潜动机之一。

然而,儒学真的可以复兴吗?当今中国或世界真的需要儒学提供价值准则吗?这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停止思考的大问题,而对我们来说不仅这些问题依然值得思考,而且前辈们的的思考本身也同样是值得深入反思的大问题。

一、现代以来的儒学复兴之路反思

复兴儒学的呼声并非自今日起。即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等原维新党人就曾积极提倡尊孔读经,甚至建议将孔教列入宪法之中。认为“孔子之教,乃为人之道”,因此“若不读经,则于人之一身,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皆不知所持循。”[2]康有为的意思是,因为孔子之道是关乎人伦日用的基本原则,因此具有永恒的意义。这样的持论显然经不起反驳,所以当陈独秀等人以进化论为武器,指出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的,故而做人的道理也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时,康氏就无言以对了。针对康有为等人的观点陈独秀正告国人说:

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之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3]

李大钊更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角度看待儒家学说的过时:

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强大的威力,永久不变的真理,配做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4]

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看来,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文化与儒学是格格不入的,二者不可能并行不悖。在那个时代,这种绝对的主张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旧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稍有软弱容让之心就会前功尽弃。而且那是为新思想,而不是为传统儒学确立合法性的时代,因为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延续了千百年的儒家思想在民众心目中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在今天看来,则陈独秀以及他那些“五四”战友们是过于武断了,他们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文化具有相续相禅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没有哪种文化是另起炉灶式地凭空创造出来的。他们没有意识或不愿意意识到在社会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形式与精神文化之间既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疏离——并不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生成的精神文化只能服务于其产生的基础。精神文化由于具有阐释学意义上的构成性,故而在功能方面具有某种超越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特点。这样像陈独秀等人那样简单地用进化论和经济基础决定论做武器来否定儒学的现代意义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

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更多地从学理角度阐述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整个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较之康有为等人的简单提倡是有力的多了。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这标志着现代新儒学的诞生,也标志着维护儒家文化之现代意义的思想主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梁漱溟并不认为自己是康有为的继承者,相反他对于康氏那种以简单粗疏的理由提倡“孔教”的做法是很轻视的。他在这本书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极为宏观的文化视域: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文化传统的比较中来从学理上彰显儒家文化对于现代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他所极力推崇的乃是儒家思想中包含的道德理想和人生智慧,认为这是人生幸福与否的关键所在,也正是西方文化所欠缺的。陈弱水对于新儒家们所标举的基本精神有一个很好的概括:

他们的共同主张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与宗教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最高智慧,一个要为中国做主的中国人,当认同于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理念——基于人类主体的内在超越性与内在道德性,人人都有化解自然生命罪恶而成为圣人的可能性;人的尊严与价值及主体成就的一切有正面价值的客观业绩,都应予以全幅尊重与肯定。新儒家抱持的主张和信念主要是植基于宋明儒学的心性之学。[5]

这种学理深度显然是康有为无法企及的。人自身的灵与肉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弗洛伊德因此而认为凡是人类文明都是为着压迫限制人的本能欲望才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压抑史。试图融合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马尔库塞则主张非压抑性文明是可能的,并且认为在现代社会,审美活动就是抵抗压抑、保持心灵自由的有效方式[6]。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有点像中国的大儒荀子,马尔库塞则有点像孟子。荀子主张建构一套“礼法”来由外而内地改造人原本为恶的天性,这叫做“化性起伪”;孟子主张人要自觉地在自家内心深处发掘本善的天性,并将其培育为人之主宰,这叫做“存心养性”。中外古今的这几位思想家面对的都是灵与肉的关系问题。这就是说,无论是徒步而行的古人还是乘坐飞机的今人;无论是黄皮肤的中国人还是高鼻深目的西方人,都面临一个永久性问题:如何处理灵与肉的关系才是最合理的。在这方面中国古人的确积累了大量经验,特别是儒家的心性之学,主要就是要解决精神与物质欲望的关系问题。这样看来,“主要是植基于宋明儒学的心性之学”的现代新儒家的确是抓住了一个古今相通的重要问题。这也正是新儒学的真正贡献之所在[7]。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在我看来,在学理层面上,新儒学所达到的最大高度是在儒家心性之学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之间找到了相通之处并发现了儒学较之康德更高明的地方,从而为儒学的现代意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确是划时代的人物,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打破了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已经开始的由“追问真相”的强烈冲动与对人自身把握外部世界之能力的盲目自信交织而成的古老传统,承认了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与世界本身作为整体而言的不可知性,同时对人的实践理性,即道德主体性予以高度重视。在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看来,康德对实践理性的理解与推崇恰恰与中国古代儒学,特别是儒家的心性之学相契合。但是由于康德毕竟处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因此欲建立道德形而上学的努力并未能真正成功,而在儒学这里这却是现成自在的事情——儒家的心性之学以及“合外内之道”、“尽心知性”、“知性知天”的思想是已经完成了的道德形而上学。可以说就哲学思考的深度以及中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而言,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中最杰出者。就对儒家心性之学的理解与辨析而言,牟宗三也达到了十分精微的程度。那么他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以为就在于他陈义过高、目标太大而自身视域却有相当的局限性。我们且来看一看牟宗三的宏大目标:

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8]

这个“新外王”是什么呢?他说:

科学知识是新外王中的一个材质条件,但是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这个新外王中的材质条件才能充分实现。……一般人只从科学的层面去了解现代化,殊不知现代化之所以为现代化关键不在科学,而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所涵摄的自由、平等、人权运动,才是现代化的本质意义之所在。假如在这个时代,儒家还要继续发展,担负他的使命,那么,重点即在于本其内在目的,要求科学的出现,要求民主政治的出现——要求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9]

这就是说,要从儒学中寻绎出科学和民主的主体依据,从而使儒学成为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如果再加上儒学原本就有的人格修养与社会道德规范意义,那么这个曾经支配中国人思想两千年之久的话语系统真的成为一切价值之源了。毫无疑问,牟宗三赋予了儒学过多的使命,甚至远远超过了古代儒家在儒学身上寄托的希望[10]。

我们知道,所谓“新外王”自然是相对于“旧外王”而言的,后者就是古代士人阶层努力奋斗了千百年的伟大目标:“治国平天下”。看中国历史,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人真正实现过这一理想。因此儒学的实际功能是维系既定社会秩序,为之提供合法性依据,就是说,它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在当今社会儒学是否可以开出“新外王”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为什么一定要从儒学中寻找科学、民主与现代化的价值依据呢?把儒学的“当前使命”定为“开新外王”是否具有合理性呢?我们知道,科学、民主和现代化早已是实存之物,从文艺复兴至今,西方人已经为之奋斗了数百年之久,在当今世界,人类也已经普遍得到了科学、民主和现代化带来的实际利益并认同了它所蕴含的价值准则。我们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从儒学中“开”出科学、民主和现代化呢?实际上的情形是:人类,包括中国人,都是直接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民主和现代化经验的,并非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引申出来的。我们既然承认它们是一种普遍价值,是人类文明的成果,那就直接拿过来就是了,没有必要自己重新“开”出来。其次,儒学中果真可以“开”出“新外王”吗?显然不可能。何以见得呢?两千年间中国文化中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科学思维和民主精神那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向另外的方向。儒学关注的是价值的世界、意义的世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而不是世界的构成、物质的性质等等,因此儒学根本不可能成为现代科学的思想源泉与精神动力。儒学的社会价值观以“正名”为主旨,其核心是严格的等级制。其家庭伦理也同样旨在强化等级观念,故而儒学与民主思想完全是两套不同指向的价值观念。

因此,儒学“开出新外王”之说是纯粹想当然的论断,可以说没有任何实际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儒学就与科学、民主以及整个现代化处于全方位对立状态。事实上,儒学中不可能“开出”科学、民主与现代化,并不影响儒学中的许多精神和观点完全可以与科学、民主、现代化并行不悖,甚至相得益彰。我以为,“儒学的现代意义”是个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话题,但是这种价值和意义却不在于科学、民主和现代化方面。而在于其他的地方,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的论述中深入探讨。

新儒家在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厥功甚伟,不容否定。但是他们的言说语境基本上是“现代性”范畴中的,因此带有明显的理性中心主义与宏大叙事的特点。而且他们倡导的那些儒学的价值也没有抓住根本。例如时至今日,有些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还在到处大讲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可以成为现实国际准则;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为今人改善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依据。这真是太过幼稚的想法了。国际间关系准则从来都是各国之间经过长期磨合形成的、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协议,而不是某种道德观念。即使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或南北朝对峙、宋辽、宋金对峙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从来不是道德规则,而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相互妥协。况且,在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传统中对个性和他人的尊重本来就是基本价值准则,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可以说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并且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了。因此即使用之为国际关系准则,也不一定非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学中汲取才行,其实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教义中都有相近的主张,并不是儒家的独得之秘。如此则一定要说只有弘扬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才可以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准则,那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至于用“天人合一”观念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那更是不着边际的空想了。如果说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伦理学范围的事情,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则主要是科学范围的事情。西方传统哲学的确有轻视自然、欲征服自然的倾向,也的确曾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但是西方哲学的反思精神早就使之意识到了这种偏颇并且力图进行矫正。而且西方传统哲学中那种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强烈冲动所导致的自然科学的发达,以及与之伴随的生产能力的提高与物质财富的积累使西方人已经具备了在物质层面而不仅仅是意识层面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早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马克思就深刻地指出人类的未来将是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而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就意味着“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1]。这就是说,在西方思想系统中,早就发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并不需要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启发。而且事实上,也只有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才是可能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亦即“尽己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合外内之道”[12]精神,也只有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不能设想,在中国古代那样缺乏科学精神的情况下,人可以真正“赞天地之化育”。按照儒家的逻辑,人秉受于天的一切内在潜能都谓之“性”,而“尽性知天”之说,就是讲人只有充分实现了自己得之于天的潜能,才有可能了解天地自然的奥秘。那么科学的能力也同样是人秉受于天的潜能,因此也应该“尽”之。可惜《中庸》中的这种思想并没有被发展起来,儒者只是从纯粹先验道德潜能的角度来理解“尽性知天”的思想了。在马克思看来,西方人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破坏自然,疯狂掠夺自然只不过像人自身的“异化”一样,都是为了进一步发展交的“学费”而已。“异化”时代使人类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片面地发展了认知能力与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些在客观上都为着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真正的和谐状态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且现代社会的发展也绝对不允许借助退回到古人的生活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惟一的出路就是良性地发展科学技术,使自身对于自然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在此基础上来调整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与生产方式,使之符合自然运作的规律,至少是不去违反它。如此看来,儒家的(也包括老庄与佛释)的“天人合一”思想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并不具备现实指导意义,它的价值是在别的方面。新儒家们到处宣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于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意义以及“天人合一”之于处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指导意义,其效果可以说是负面的,会令人们产生儒学不过尔尔的感觉,会让西方人更加信从当年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孔子思想的论述[13]。

因此,我们欲使儒学真正获得现代意义,就必须超越新儒家的思维模式不可;而欲真正了解儒学当下可能具有的意义,就必须深入了解其曾经具有的意义不可。于是儒学何以会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