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赣北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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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军在九江的殖民统治


1938年7月26日日军占领九江,从此开始了对九江的殖民统治。

沦陷时期的九江城区,为日军的军事重镇,隶属武汉市。九江军事由日军藤堂司令部管理,统辖陆海空三军,下设宪兵队。中山司令部就设在九江一中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移至二中。驻军营房和军需仓库主要在八角石以东马路两旁的广阔地区。

1939年以后,日本侵略当局把大中路西至西门口、东至八角石、南到城内天主堂、花园饭店(原南湖宾馆二部)一带、北至九华门,作为中国人居住和经商地带。西门口以西至铁桥,全为日本商人居住。八角石以东划入军事区,中国居民不能在此行走。

在沦陷区居住的人们,无论大人、小孩都要领取日本宪兵队发放的“安居证”,以便随时对中国人民进行检查。日本侵略军在九江层层设“关卡”,从九江城到郊外设有三大“关卡”:东门通往姑塘、星子等地公路的“卡子”设在现在的国棉三厂附近;南门通往庐山脚下莲花洞的“卡子”设在山川岭;九华门设有水上“卡子”。凡经过关卡的中国人,都要核对“安居证”,搜查身上有无携带违禁品,同时还要向日军哨兵深深鞠躬行礼,稍不注意即遭毒打。

政治上实行“以华治华”的政策。迅速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1938年冬,日军在西园“难民区”搜集一些社会渣滓,成立了“维持会”,汉奸吴应墀任会长。1939年在“维持会”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伪政府——“九江县政府”。由战前六角石小学(现柴桑小学)教导主任王国瑞任伪县长,汉奸张世难任警察局长,鸦片烟商罗锦章任商会会长,当时人称“三巨头”。日本人以正式官吏及顾问身份,监视伪政府工作,大小事情必须征得日本官员的同意,才能施行。在建立伪政府的同时,各军部系统分别搜罗当地一批兵痞流氓,充当汉奸,建立特工情报系统,其名称有“宪佐”“密侦”“稽查”等,收集情报,破坏抗战。

日军占领九江后,大批日本商人蜂涌而入,整个大中路的城外段全部被日商霸占。一些属于日本财阀的垄断商业组织,也在九江设立了分支机构,“统制”棉花的有“东棉洋行”,“统制”皮革的有“岩井洋行”,“统制”其他土产物资的有“三井洋行”、“三菱洋行”等等,这些大洋行的总机构都在日本本土,其经营多采取“物资交换”的方式,即以高价的工业消费品,交换廉价的中国农产品。日军将赣北的棉花等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文化上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当时,九江城区多数居民到外地逃难,儿童就学甚少,仅一所小学、一所中学。日军经常派人来巡视,向教职员和学生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一套蛊惑人心的谬论,还强令中小学把日语列为必修课,在史地课本中,篡改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

日本侵略者从占领九江的第一天起,就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极其残酷的统治,使九江人民蒙受长达数年的深重灾难。


二、日军的暴行


日本侵略者占领赣北以后,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表现了极端的疯狂性和野蛮性。他们灭绝人性地提出:“烧杀以助军威,抢夺以助军需”,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赣北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被日军杀害的无辜百姓,被日军侮辱的妇女,被日军抢劫的财产,都是无法计算的。日军在赣北的暴行,罄竹难书。

九江城沦陷后,市内居民十分之九退居后方,其余的人则逃到法国的天主堂及美国的生命活水医院避难。日军将民间房屋,尽量拆毁,所剩家具全部搬走或焚毁,并指定西园为难民区。每天上午八时,由汉奸走狗组织人员挑选青年美女,整装抹粉,用车送到日军营,名曰“上工”,实际上就是当慰安妇。未送去的妇女,则由各兽兵任意轮奸。壮丁则抽调去修公路,或者为日军搞运输,如果有不满的,就遭到皮鞭抽打,甚至被屠杀。

在日军占领九江城区的前夜,一些市民扶老携幼纷纷进入天主堂避难,日本占领九江没过几天,敌舰水兵每天登陆数次来天主堂捉人去当苦役,后遭到同胞的反抗,日军就把这300个同胞都捆绑起来,投入甘棠湖,活活地淹死了。

1938年8月5日上午,一队日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窜到沙河曹家垅村。他们把村庄围住,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抢个精光。然后把全村男女老少75人集中到祠堂里,用机枪和步枪向祠堂人群扫射,中国民众的鲜血从祠堂门口流到稻场上。随后,日军又将祠堂四门堵上,烧上煤油,燃起一把大火,把祠堂化为灰烬。同年9月11日,几十个日本兵窜至庐山西麓赛阳乡。由于事前得知,这一带的村民都扶老携幼逃到石门涧下的“盐老鼠洞”和“鸟儿洞”避难。上午9时,日军进入村子找不到人,就由奸细引路来到石门涧,面对50多个手无寸铁的中国农民,几十个日本侵略军手持刺刀和长枪,不论男女老幼,见人就用刺刀捅死。顿时,惨叫声震天动地,鲜血染红两个岩洞,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开膛破肚,有的砍去四肢,血肉模糊,现场惨不忍睹。在这次大屠杀中,只有两个幸存者。

10月8日,星子朱家港村(今温泉乡新塘坂村)38人避难于羲之洞中,因晒衣暴露目标被发现,于是日军就把这38人押至三祖庵,用机枪扫射。死者中最惨的是芦善敏,日军选用五棵不同位置的山竹,同时攀曲下来,将芦善敏的头、手、足各系一根,突然将山竹松开,芦善敏就这样体分五段而死。

日军在扫荡中见人就杀,而且以杀人比赛,以杀人取乐。1939年4月的一天,日军抓住从星子县过湖来都昌的四位农民,绑在一张八仙桌的四只桌脚上,当作炮靶,用迫击炮轰击,把人打得血肉横飞。5月,都昌七角王伯昌村的王升财和王学镇因缺粮,到左里买谷,被日军抓去,强迫他们自己挖坑活埋了自己。左里蒋家村有两人被日军抓去,一顿毒打后,一人被铁钉钉在板壁上,日军用刀剥了他的皮,最后开膛挖心,一个被绑在长凳上肢解分了尸。

日本兽兵在九江强奸妇女,不分老幼。1940年6月,一对陈姓夫妇出九江城东门,过哨卡时,日军故意刁难,竟将陈妻拖入营房内轮奸,并要其丈夫旁观。陈某不堪忍受如此的凌辱,奋起抗争,当场遭日军杀害。新塘乡一刘姓妇女,因抗拒日军强奸,抓伤了日军的面孔,一伙日军竟丧尽天良地将该妇女全身衣服扒光,绑在树上,全身涂上猪油,让山蚂蚁咬噬丧生。修水梁口村60多岁的何达英老太婆,被8个日本兵轮奸致死。平段塘头余南普的母亲产后才十多天,身上还流血,惨无人道的四个日本兵仍对其强奸。奸后,又将她砍成四块。三家店村的一老人带两个女儿逃难,途中遇见日本兵,要强奸14岁的女孩,憨厚的姐姐示意妹妹未成年宁愿自己代替,结果姐妹都被强奸。事后还强迫老父奸幼女,父亲宁死不从,日本兵将老人戏弄一番,割去他的胡子,扬长而去。

1940年秋季,日军千余窜至都昌左里、苏山两乡的万家坂、嘴头吴、龚家坂、新屋王坡垄、余南、袁丁山、谭家等九村,焚烧民房544间,绵延20余里的村庄,几乎烧得干干净净。惨遭杀害的无辜百姓30余人,受害农民家破人亡,到处流浪。

日军三次侵入修水,所经之处,无不烧、炸、淫、杀。从1939年9月13日起,日机陆续对三都进行狂轰滥炸。修河两岸一片火海,三都街上的万寿宫、省十五中、傅家祠堂等较大的建筑物大部分变成瓦砾。仅万寿宫落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弹坑面积就达一亩余。最惨的是梁口“下街头惨案”。日军飞机本想轰炸驻有川军的下湾头,却误为下街头,三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梁口下街头,在这方圆不过一华里的弹丸之地,投掷炸弹十几颗,炸毁房屋3000多间。躲进柑桔园的老百姓,有70多人被炸死,9户被炸绝,桔林里血肉横飞,桔子树上挂着人头人肉,惨不忍睹。

据《江西抗战损失总报告》记载,九江县(指九江地区)抗战期间死亡人口达23537人,其中男性22062人,女性1033人,儿童442人,重伤1556人,轻伤3239人。烧毁或拆毁房屋13213栋。各项财产总损失为28086391000元。


第二节 抗日游击队重创日军


一、赣北抗日游击队痛击日本侵略者


日军占领九江以后,迅速出兵南下,企图攻南昌,占长沙,对武汉形成包围。活跃在南浔铁路和德瑞公路一线的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在刘为泗的带领下,对进犯的日军以迎头痛击。

1938年10月,日军调集松浦一○六师团和伊东一○一师团,向德安、永修奔来。3日,赣北游击大队派出100名身强体壮、身经百战的老队员,埋伏在九德公路东西两面高山上。此地有一条自北向南蜿蜒曲折的公路,是日军团的必经之地——德安蔡山垅。下午1时,一队日军骑兵耀武扬威,如入无人之境,沿九德公路奔来。待敌人进入埋伏圈时,刘为泗一声号令,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同仇敌忾,枪弹齐发,打得日军丢盔卸甲,鬼哭狼嚎。骄横一时的日军以为国民党军队早已撤退,拿下德安、永修是轻而易举的事,万没想到遇上这样一支勇猛的抗日武装。刘为泗趁敌人混乱之际,指挥游击队员发起猛烈的冲锋,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赣北抗日游击队大获全胜,毙敌30余名,打伤10余名,缴获战马30余匹及大批子弹和军用品。蔡山垅大捷震动了整个赣北,戳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赣北人民抗日信心,也揭开了赣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的序幕。

此后,赣北抗日游击队愈战愈勇,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0月19日,游击队在群众的帮助下,袭击了虞家河,打死日军14人;10月24日,工委书记刘为泗率40名游击队员分成5人小组,埋伏在德安夏家埔的公路上,炸毁日军汽车5辆,毙敌32人;10月27日,赣北抗日游击队一中队分两路包抄沙河日军驻点,打死敌军75名,缴枪12支;11月3日,抗日游击队20名队员剪开铁丝网,摸进黄老门敌营房,在一片手榴弹炸声中,24个日军血肉横飞。

赣北抗日游击队神出鬼没地在南浔沿线打击日军,使敌人大为恐惧,于是加强了南浔沿线的军事布置。从10月份起,日军就在南浔线重要集镇沙河街增加兵力,构筑工事,修建碉堡。每天到处派夫抓人,拆民房,抢木材,运沙石、挖壕沟。无数无辜百姓在日军的枪口下葬送了生命,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刘为泗决定拔掉这个踞点。11月18日清晨,刘为泗化装成保长,带领40余名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装扮成民工和四乡的劳役,一起大摇大摆地来到工地。日军看到这一队挑着土箕,扛着锄头,拿着竹杠的年轻力壮的苦工,很满意地夸奖了“保长”一番。见个个都在卖劲地做事,监工的日军就到别处监工去了。刘为泗见机发出信号,队员们一个一个地溜进日军的营房,抽出暗藏的匕首,勒死了哨兵,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向工地的日军猛刺。做工的老百姓也拿起锄头扁担狠揍日军,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招架,战斗约半个小时,40多个日军全部被歼。

日军在赣北抗日游击队的屡次打击下,损失惨重。1939年1月1日,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域,又分兵向岷山地区的株岭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遭到游击队的猛烈还击,毙敌100余人,缴获步枪50余支,轻机枪2挺。同月21日早晨,日军又集结1000余人,大炮八门,飞机一架,陆空配合进犯岷山株岭。当敌人进入封锁线时,游击队一炮轰毁了日军汽车,敌人阵线顿时混乱,窜入抗日游击队在公路以北预设的地雷阵,顿时血肉横飞,死伤甚多。到黄昏时日军狼狈败退。

赣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声势日盛,威名远振。1939年1月22日《江西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国民党中央社报道:“我赣北游击队活跃,株岭鏖战颇有斩获”。24日又报道“敌人再犯岷山株岭,经我游击队英勇击退”。

赣北抗日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赣北工委书记刘为泗的指挥下,驰聘在赣北地区的九江、德安、永修、星子、瑞昌等地。仅半年时间,对日作战数十次,共打死日军500余名,打伤数百名,活捉1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轻重机抢14挺,迫击炮2门,子弹数万发,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二、胡茂赏领导的星子抗日游击队


星子沦陷后,原项家墙党支部负责人胡茂赏仍留在本地进行革命活动。他团结程世璋、张起钧、吕国良等爱国志士和当地乡民30多人,在战后山地收集枪支弹药,筹备资金、粮食,于1939年1月在庐山甘露寺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星子庐山游击队,胡茂赏任队长。

这支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英勇,军风军纪较好,深受乡民好评。他们经常驻在归宗附近的香山、黄龙、甘露寺等地,白天参加生产,晚上集中军事活动,多次打击日军。

1939年6月间,胡茂赏率所部10余人,驻扎在香山寺。凌晨日伪80余人偷袭哨所,将香山寺重围。胡茂赏发现日军头目从窗口向屋内张望,立即开枪射击,日军头目应声而倒。此时,胡茂赏等突然将门打开,先击毙埋伏在松树林后面的机枪手,敌军一时惊慌失措,9名游击队员立即冲出重围,其余的人遭到日伪军的残害。同年冬,胡茂赏率众于汉阳峰峡谷毙敌20多人,其中击毙日军少尉1名,获枪多支。不久,胡茂赏又率所部,于黑夜入县城许家坡袭击敌人,这次战斗毙敌40人,游击队牺牲3人。

在以后的战斗中,胡茂赏和他的游击队常常在深夜神出鬼没地袭击日军碉堡,出奇制胜地打击下乡扫荡的敌军,使日军闻风丧胆。日军对胡茂赏恨之入骨,却又抓不住他,于是就在县城及乡村贴出告示:“谁人抓得胡茂赏,皇军重重地有赏!”

1941年4月,胡茂赏在项家墙调解婚事纠纷,被日伪警察队击伤后被捕。日军想在胡茂赏身上大做文章,利用治伤、升官、金钱等手段进行引诱,却无法使他动摇。他对敌头目怒斥道:“我宁可做中国的鬼,也不做日寇的官”。胡茂赏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关押他的日本宪兵司令部跳楼自杀,以身殉国。

胡茂赏的牺牲,是星子抗日游击队的重大损失,全县人民无不悲痛,一位都昌籍先生为他写了一副挽联:

受伤不医、临死不降、大节足寒倭寇胆

报仇以铁、洗耻以血、成仁永系国人心

胡茂赏牺牲后,由程世璋任大队副,同年9月17日,程世璋在蛟塘战斗中牺牲。继任的有熊家春、张起钧等。游击队自成立之日至1942年共经历了5年多时间,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游击队伍也得到迅速壮大,从初期30人发展到300余人枪。


第三节 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日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赣北地方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发出的“发动群众,全面抗日”的方针,积极宣传和动员各阶层人民起来抗日。

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逃跑主义”和呼吁国民党政府“联共抗日”的口号下,九江市人民纷纷集会。九江久兴纱厂工人为反对国民党军队逃跑举行罢工,在工厂、码头、车站等公共场所,各宣传队广泛进行抗日宣传。

中共赣北工委组织党员干部,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脚穿草鞋,风餐露宿,分别深入到九、德、瑞、星、永等县的城镇和乡村,奔走于农民、工人、学生、商人之间,组织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商抗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利用国民党报纸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召开声讨日本侵略者罪行的群众大会,举办抗日青年训练班,向人民发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武装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每到一处,他们就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鼓舞群众抗战到底的信心。

中共党员向热生从上海回到家乡德安开展抗日活动,他将自己从上海带回来的马、恩经典著作捐献出来,并筹款到上海买了一些书籍,成立“抗日图书馆”。并以县城敷阳小学高年级学生为主体,组织德安战时服务队,共分宣传、慰问、救护三个小组,走遍了德安城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瑞昌泮池小学青年教师、进步知识分子吴建业,动员本校20余名师生,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深入县城、码头、南阳、瓜山等地,利用小型报告会、演唱话报剧、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激发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不少爱国青年和学校师生,“以笔杆作刀枪”,创作大量的诗歌、快板、漫画,编写墙报、画板,在街道、村镇醒目的地方张贴,扩大抗日宣传的声势。

1938年8月,在中共修水中心县委推动下,成立了“修水县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由省委派来的中共党员、以办“抱爱医院”为掩护的医师杨抱爱主持工作。修水抗后会成立后,在城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县城中山公园门口,设有高高的抗日宣传牌,一些主要街道和农村集镇的交通要道写有标语:“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捉杀日本强盗及其汉奸走狗”等。向各界民众发动募捐,购置食物、用品,从修河运出去慰劳前线将士。各大集镇还发动民众写慰劳信和募捐。妇女会组织妇女为伤病将士缝补浆洗衣服,并在全县进行“十万元”节约建国储蓄活动。

在党的领导下,赣北城乡出现了同仇敌忾、坚决抗战的热烈气氛,工、农、商、学、兵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掀起了抗日的怒潮。


二、民众自发的抗暴斗争


面对日军的烧杀淫掠,不畏强暴的赣北人民纷纷起来反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39年2月,驻阳新县栗林下据点里的10多名日军,窜到瑞昌南阳石溪冲村烧杀抢掠,村民王忠池怒火满胸,操起从战场上捡来的大枪,只身冲向敌人,当场打伤日军数人,自己不幸中弹壮烈牺牲。4月22日,驻大桥下据点的一名日军窜入竹林张村,企图强奸妇女,木工师傅张绪汉见状,尾随而来,乘其不备,一斧头将敌人劈死,当夜将其尸体装进麻袋,抛入赤湖。1941年3月,朱湖、大桥下先后成立了农民抗日便衣队,这两支队伍在群众的掩护下,经常出没于赤湖水面、沿湖山岗,偷袭敌人据点,伏击小股日军。1942年冬,花园徐家村的农民,组织了一支抗日队伍。一天深夜,他们扛着土枪、梭标,拿着大刀,摸进敌人刘家岩哨所,将睡梦中的6名日军全部消灭,拔除了这个据点。

1940年,在都昌左里刘逊桥何家,日军强奸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儿子见母亲受这般耻辱,便毫不犹豫地拿起锄头将日军打死。左里桃树岭龚汉狗陪妻去娘家,中途遇一日军企图强奸其妻,龚上前用力抱住并将日兵剌死。一次日军下乡讨伐,到三汊港强奸一名妇女,被他的丈夫和另一个农民打死,零星分散的日军一出来就会消灭得无踪无影,使得日军的行动更加小心了。

修水县城黄家巷5名妇女计诱两日军入室,用菜刀将其砍死。三都楼下村74岁瞎眼老人路遇日军持刀刺杀,老人奋力搏斗,刀刃割破双手鲜血淋漓,最后被敌剌死。三都傅家大屋妇女余昌兰路遇日军,不屈兽兵凌辱,拖住兽兵投水而死。1944年5月侵入白岭的日军企图在桃树建立伪政权,当地群众为粉碎敌人阴谋,组织起来于黑夜摸到日军宿营地放火骚扰,敌人不得安宁,企图终未实现。在大桥土旁上,一日军小队长强迫青年农民樊友连带领去找花姑娘,樊示意需要武装,日军将指挥刀递给樊,樊将日军引至大屋场转弯处乘其不备将其砍死,并缴获手枪一支。两个日本兵在月光山下企图奸淫妇女,5个妇女齐心合力用菜刀将敌人砍死。


第四节 江西青年服务团在赣北的活动


一、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在赣北的抗日救亡活动


为了进一步激发人民的民族义愤,鼓舞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江西党组织抓住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先后成立了江西省乡村抗战巡回团、江西青年服务团、战地青年服务团、青年救国会、妇声社等抗日爱国团体,创办了各种抗日宣传的报刊和书店、图书馆,协助和指挥全省各地深入地开展抗日爱国斗争。其中最活跃的抗日团体是江西青年服务团和江西省战地工作团。

根据中共江西党组织的建议,1938年1月,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同意下,由省政府出面组织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它是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来赣的青年救亡团体为骨干,吸收江西各地进步青年参加组成的。服务团的成员很复杂,有共产党员、进步群众、国民党左派、第三党分子,也有国民党派遣的反动军官和特务分子。该团共有10个大队,党在服务团里开展了极为艰巨的统战工作,在一、三、四、五、六等五个大队中均成立了党支部,其他各大队中也有共产党员活动。

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三大队,在共产党员晓环英、周婉如、彭炎等的领导下,于1938年2月来到九江地区的九江、德安、永修、武宁、修水等地。他们走遍了九江地区的城镇和乡村,每到一处,即召开群众大会,小型座谈会和个别访问,组织报告会、识字班。在街头巷尾、码头、车站、工地等公共场所,张贴抗日标语及抗日宣传画等。公演“放下你的鞭子”、“我们要反攻”、“民族公敌”、“打杀汉奸”等抗日戏剧,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抗日歌”、“东北流亡曲”、“锄头歌”等抗日歌曲。在九江、永修、都昌、修水等县组织了抗日训练班,广泛动员青年参军,修水工作团动员40余名青年到嘉义参军。同时还进行了抵制日货、募捐救灾、打击奸商、降低物价、减租减息等活动。

这一系列的抗日救亡宣传与组织工作,大大地提高了赣北群众的思想觉悟,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但却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很快就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和破坏。

江西省国民党政府利用打入青年服务团内部的国民党党棍、特务、反动军官,监视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活动。不断将青年服务团的活动情况向国民党当局汇报,阻挠团员访贫问苦,偷看团员的书籍和信件,以吃喝玩乐来引诱团员,企图削弱和动摇团员抗日的意志。国民党九江、永修当局,还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控告青年团有“越轨活动”, 以克扣经费等手段限制青年服务团的活动。5月,熊式辉命令全体团员到南昌集中,决定将所谓“左倾团员”送到国民党陈诚在武汉主办的战干团“受训”,实质上是排斥共产党对该团的领导和扼杀进步力量。对此,中共上级组织及时将200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输送到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保存革命实力。将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继续留在团内工作。


二、江西战地青年服务团在都湖边的抗日救亡活动


马土当失守后,一、三两个大队改组为“战地青年服务团”,又活跃在湖口、彭泽、都昌等地的抗日前线,坚持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8月,战地工作团第一大队在当时赣北特委青年部长彭炎的带领下,来到湖口开展宣传工作,由于当时湖口的局势很紧张,这个大队实际上是在都昌张家岭和湖**界的地方活动。与此同时,工作团第八大队在周婉如的带领下到达都昌。两个大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彭炎、周婉如分别担任第一、八大队的支部书记,隶属中共中央东南局领导。全队共30余人。

战地工作团深入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蔡家岭、徐家埠、张家岭一带活动。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参加训练的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余人,训练的对象主要是原苏区革命青年、青年学生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在这些人中还秘密恢复和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和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除办训练班外,他们在县城的茶馆酒楼,在小集镇的墙上和交通要道处张贴红色的宣传抗日标语、漫画和诗歌,还经常在大港、张岭一带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宣传戏剧,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同时还进行了一些打奸商、降价格、减租减息的活动。

战地工作团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激发了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的不安,1938年11月底,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无理调回战地工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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