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军博士:士之死,被谋杀的高贵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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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许多人并不能算真正的中国人。“士”的精神,是真正中国人的核心品质,而这种品质日渐稀有。在当代国人眼中,真正的中国人必是怪异的人种。

有个怪异的故事叫“二桃杀三士”。说齐国有三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因得罪相国晏婴,晏婴进谗于齐王,说三人桀骜不驯,不如除去。齐王说三人武艺超群,难以搏杀。于是晏婴建议齐王赐桃两颗,让三人自叙功劳,优胜者先吃。公孙接、田开疆都争先摆功,各吃了一桃。等到古冶子开口,二人才觉得论功论勇,都不如古冶子,功不如人却争先吃桃,二人深感羞耻,毅然自杀。古冶子大惊,说:“我们同为国士,为争桃而死二人,我若独生,是不仁;用言语吹夸自我,羞辱他人,是不义;悔恨所言所行,又不敢去死,是无勇。”也自杀身亡。晏婴二桃杀三士。

轻易自杀不可提倡,但在故事中有一种精神,三勇士都看重生命的尊严,对自己要求很高,以不道德(虽极轻微)为耻,绝不玷污仁义、勇敢、真诚的品质。这些品质是他们内心的品质,而不是身外之物的品质。在他们看来,成为一个人,在于有高贵的心灵。高贵的心灵有如美玉,可以被石头包裹而不改其玉质;若心灵低贱,虽有绫罗绸缎缠身,也只如包裹一堆粪土。在特殊情形下,他们宁愿牺牲肉体生命,以保存高贵的心灵。

这种观念,对当代中国人已经不好理解。去年在一次心理学大会上讨论自杀问题,我提出,虽然大多数自杀者有精神疾病,但并非所有自杀者都是精神病人,有些自杀者心理是健康的,他们即使自恋也属于健康的自恋。一位专家反对。我就举出屈原、文天祥、陆秀夫、陈天华、老舍、傅雷等自杀者的例子,他们的心灵健康程度也许远超当时的常模。那位专家就说:“至少他们也是适应不良,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是最高的价值,自杀者放弃生命,所以心理不健康。”我不再争辩。但我心中回响起孟子的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我也不是很喜欢辩论,但是有不得已的理由。我们需要让当代中国人知道,那些选择自杀的中国人也许并不情愿失去肉体生命,但他们懂得,有些东西的价值,比肉体生命珍贵得多,肉体生命是很有价值,但不是最高的价值。

这曾是中国的“士”所熟知的道理。自古以来,真正的中国人,宁死也绝不肯无尊严而苟活,这种刚烈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根源,重道、重情、重仁义、重尊严、重操守。

比如西周的伯夷、叔齐,为了抗议他们心目中不义的政权,逃入深山饿死也不吃周朝的饭。

比如颜真卿,为了国家安宁,料知必死也还要去叛军营中试图劝降。

比如文天祥,即使宋朝已亡,即使宋帝已降,也宁死不肯屈从元朝。

比如明代亡国,满清入侵之后,数以万计的士人和百姓甘愿自杀也不剃发投降。

比如抗日战争中宁被虐杀也不叛国的烈士们,激励着脚穿草鞋、手持劣质武器的中国军民与凶残的日寇血战到底……

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

当然,这种中国精神不仅见于生死之际,更见于荣辱得失之际。比如苏轼,为了坚持有益人民的政见,一次次被贬,直至贬去当时最荒凉的烟瘴之地海南岛。比如范仲淹,变法失败后被贬去江湖之远,仍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石可破,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不可夺其赤。”翻开中国历史,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可歌可泣。

正因为有这种骨鲠的“中国精神”,中国人才能在外敌入侵时,宁愿用血肉筑起长城,也不做亡国奴;才能在暴君淫威下,宁愿慷慨赴死,也不放弃内心的正义。士,以高贵的心灵为依托,不惧任何强暴,维护世间的道义,让人类有仁爱,有秩序,有公理。士,是真正中国人、真正中国精神的代表。

这种精神,对于个体的生存来说,也许并非最适合,但对民族的强健,意义重大。一个民族敢于用生命保护正义的人越多,这个民族整体上能得到的正义便越多,民族必然繁荣昌盛。

遗憾的是,这种人,这种精神,最近两千年来的趋势是日渐消亡。

有个古代笑话,说一位常读错字的秀才死后来到冥界,阎王问他来世的愿望,他说想当一只母狗。阎王很奇怪,问何故,他回答:“古人云,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做母狗太幸福了。”

其实《礼记》上的原话是:“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意为:面对钱财,不要苟且获取;面对危难,也不要苟且回避。秀才读错了字,以“毋苟”为“母狗”,所以想当母狗。但关键不在于读错字,而在于一种人生态度,一种有便宜就占、有困难就跑的态度。这种态度让他不愿做堂堂正正的人,而甘做一条母狗。

为何“士”的精神会日渐衰落呢?我们从春秋战国讲起。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心中有很丰沛的“士”的精神。一个原因,是士人的精神独立有宽容的政治环境。当时各诸侯国都在争相延揽人才,一旦政见不合,士人就可以周游列国,不会被一国君主所垄断和压迫。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士”生存的精神土壤。“士”的精神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可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豫让是智伯的武士,后来智伯被赵襄子所灭,豫让为给故主报仇,一意行刺赵襄子,行刺不成被擒后,赵襄子敬他是“义人”而宽释他,没想到豫让漆身毁容,吞炭毁声,再行刺,再被擒;赵襄子问他“何报仇之深也”,豫让回答“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赵襄子也很感动,同意豫让死前的请求,脱下外衣代替自己受刺,豫让击砍三次后,慨然伏剑自杀。

又如《吴越春秋》记载:剑客要离奉吴王之命,去刺杀公子庆忌,要离和庆忌都有万夫之勇,最后要离被庆忌活擒,而庆忌也受伤将死,却下令左右释放要离,说“不可一日之内而死两位天下勇士”,要离行至江畔,听说庆忌伤重身亡,自觉贪生有愧,也投波自尽。——要离和庆忌的内心,何等高贵,何其骄傲!

当时“士”的精神,在全社会稳居主流,其他精神和价值尚未形成体系。因此,遵守这种精神价值的人,遵守得理所当然;做不到的人,也只好承认做不到,不会强词夺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个时代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在险境中选择逃命第一,但他们不可能说出今天“范跑跑”的那套理论,而且还认为自己的理论和言行才是最先进的。

但到战国后期,时势有变,出现了“纵横家”群体,不同的价值观开始出现。纵横家最关心的,不是道义,而是利益。其中最有趣的故事,来自苏秦。苏秦外出求官失败,落魄而归,妻子不起迎,嫂子不做饭,父母不说话,一家都很势利。苏秦深受刺激,悬梁刺股,刻苦攻读,再次出游,终获成功,被六国先后封为上卿,身佩六国相印而归,妻子卑躬屈膝,嫂子匍匐跪拜,苏秦问嫂子“为何前倨后恭”,嫂子回答“因为你现在位高而有钱”。可以看出,苏秦和其父母妻嫂的价值观高度一致,都在权钱,而不在道义。所以苏秦起初对家中的冷遇并无厌弃,后来对家中的恭敬也并无惶恐,都能安然接受,因为对他而言,势利是自然的事。

想象一下,换成孟子,事情会如何?他会说:“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会觉得,人的价值,决于内在的品德,而非外在的财富和权力。苏秦则以为,人的价值当然要体现于外在的财富权力上,否则你再优秀也没意义。也许有些读者会想,苏秦说得对啊,没有成功,人确实再优秀也没意义。我并不打算说服这些读者,他们其实就是苏秦等人思想影响的结果。当然,世界上各种价值观都有存在的权利。只是我有我的倾向性,我认为,苏秦价值观和孟子价值观相比,对中国的未来更为不利。

法家对“士”的精神之破坏,远甚于纵横家。

法家对于人性,持一种“性恶论”,不相信人性中的道德潜质,而是迷信人的生物性本能。法家认为人生的主要动力就是利害,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而法家所说的利害也不是精神层面的利害,而是生物层面的利害,利,无非是权钱美色,害,也无非是刑罚生死。法家教给国君的,都是如何通过赏罚,控制人的趋利避害之心,为自己服务。

纵横家只不过出卖智力,换取名利,别人做不做“士”,有没有操守,他们并不十分在乎。法家则不同,法家理论与“士”的贵族精神根本对立。因此法家对“士”的精神,有一种必欲灭之而后快的决心。但士人有精神追求,即使国君和权贵,也无法改变一位真正士人的操守,因此士人不易控制。怎么办呢?法家于是威逼利诱,重赏重罚,把一部分原来有操守的士人转化为“听话的人”。

如果有人坚持操守,不为赏罚所动,怎么办?法家有一个彻底解决方案,“杀”!

如果杀人不足以威慑,怎么办?法家还有“连坐”,一人不从,杀你全家,甚至杀你九族。以无辜者为人质,要挟有操守的人放弃坚持。士人不怕死,但怕连累别人,因为士人心中有深切的爱。于是只好服从了。

有没有不受这种要挟而坚持内心正义的人?有。明代燕王朱棣觊觎帝位,发动内战,大江南北,生民涂炭。功成之后,朱棣在南京威逼士人领袖方孝孺为自己写即位诏书,方孝孺誓死不从,只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朱棣大怒:“你不怕诛九族吗?”方孝孺脾气超倔:“诛十族我也不从!”结果朱棣把方孝孺所有亲戚、朋友、老师、学生八百多人在方孝孺面前一一处死,最后凌迟方孝孺。如果一个人坚持原则,要付出八百个生命的代价,还值得坚持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只知道,法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士”的精神衰弱了,民众好管了,暴君和贪官得意了。

秦帝国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大一统帝国中,帝王的权势得到空前扩张,法家的理想得到彻底推行,礼义廉耻被剧烈摧残。最有操守的中国人被不断肉体消灭,倔强的中国精神被严酷打压。在秦代,我们不再看到官员中有真正的士人,只看到李斯这等势利之徒和赵高这等阴谋家。

秦帝国短短十五年就灭亡了。汉高祖刘邦也没有沿袭“士”的精神,他喜欢骂人辱人。当然有需要时,他也可以尊重人,但这种尊重只是一种实用态度。有贯高的故事为证。《史记》记载,有一次刘邦巡视他分封的赵国,其女婿赵王张敖对刘邦谦卑有礼,而刘邦却傲慢无礼。赵国大臣贯高、赵午等十几人义愤填膺,相聚谋划说:“我们赵王是忠厚长者,但我们义不受辱,刘邦侮辱我们赵王,我们就要杀了他,事成归赵王,事败归我们承担罪责。”可惜他们暗杀未行,就被人告发入狱,而且连累赵王张敖。十几人都想自杀,贯高说:“我们都死了,谁为赵王洗脱罪名?”于是贯高没有自杀,陪同赵王张敖去长安接受审问。贯高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体无完肤,仍坚称赵王不知情,最后赵王张敖无罪释放。刘邦也很敬佩贯高,赦他无罪。贯高说:“我当时之所以不死,是为证明赵王无辜,现在赵王出狱,我的罪责已弥补,死而无恨!”说罢自杀成仁。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贯高还保留传统“士”的精神,宁死不辱,敢作敢当,义重云天。而刘邦却是一个不尊重“士”的人,虽然偶尔也被感动。

从一个细节看,春秋战国时期,国君和士在一起,是面对面坐在席子上;而到汉代,皇帝高坐中间,大臣只能分坐于下面两排。

汉代前后400多年,“士”的精神虽不能与先秦相比,但还是多有保留;之后经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又折损不少。即使如此,当终于天下太平后,隋唐“士”的精神仍然丰满。唐末动乱之后,再到宋代,“士”的精神依旧不减。正是屡经摧残而坚守不灭的“士”的精神,使得唐宋时代的中国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

到了南宋,一半国土被敌国占领,经历皇帝、后妃、大臣被敌国掠走的奇耻大辱,士人更激起保护中国精神的自觉,以天寒地冻而盛开的梅花、四季常青而不凋的松柏为榜样,在逆境中坚守节操。这期间许多人和事,说之不尽。

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亡国,是中华文明受到的另一次重大打击。大宋丞相陆秀夫怀抱小皇帝弃舟投海,十多万中国军民也随之蹈海殉国,海上浮尸蔽日,悲怆无声。我们也许会想,为什么这些人不懂“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呢?因为当时想不放弃尊严又能保住生命的可能性已完全丧失。蒙古人在汉地对反抗者进行了大屠杀,中国北方原有4500万户口,经历蒙古多次屠杀,只剩700万户口。对比这次肉体灭绝,法家简直不值一提。中国人的大量惨死,以及劫后余生者的极端恐惧,使得中国精神也受到巨大摧残。以至于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不是说崖山战役后,中国这块土地不在了,也不是说中国人的血统断绝了,而是说崖山战役后,中国精神灭亡了。

明代复国后,中国精神稍有恢复。但不得不承认,明代士人的尊严感,已远不如前代。从细节看,明代皇帝竟然可以“廷杖”大臣,而当时大臣竟然也可以接受。想像一下,如果春秋时代有哪个国君胆敢廷杖大臣……

在一代代利诱、威逼、侮辱、屠杀的过程中,真正的中国人、中国精神越来越少。

但满清入主中原,是中国精神遭受的致命一击,远比上一次蒙古入侵要悲惨。一次次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全国人口从6659万降至1448万,被杀者在4000万以上。在文化方面,清代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让中国人不敢想国事,不敢说真话,只能歌功颂德。明代虽然专制,但百官面对皇帝时,还能理直气壮自称“臣”。而清朝的官员,只能在朝堂上、在奏折中自称“奴才”。——现在居然还有人称之为“康乾盛世”!建立在屠杀和文字狱基础上的世道,居然也能称为“盛世”?

这次浩劫之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大多数中国人身上再也不见血性、勇气和尊严,只能苟活于亡国奴的境遇中,蝇营狗苟,胆小怕事,自私算计,诈伪不诚……所谓中国人的奴性,也是在这个时代成为主流。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陈独秀、鲁迅等人,居然用奴性去概括清朝以前的整个中国历史,真是一派胡言,羞辱千古祖先的巍巍风烈!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精神又有一点恢复。所以我们能有为变法而死的谭嗣同,能有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革命烈士,能有抗日战争中无数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但和前代比,也是远远不如了。

而最近一次“士”的精神浩劫,就是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过去对中国精神的摧残,以肉体屠杀为主,而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却是以精神迫害为主,把欺骗、威胁、引诱结合在一起。比如“斗私批修”,利用中国士人的“自我反省精神”,先让他们对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产生怀疑。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戴高帽、剃阴阳头、批判会、游街,则是有系统的侮辱。其中一些不堪忍受的人,如老舍、傅雷等只好自杀。而多数士人的肉体生命虽未失去,却丧尽文化自信,也丧尽人格自尊,浩劫之后完全放弃了道德操守。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本应最能代表中国精神的人群——知识分子阶层,大都品行低劣,无道失德,唯利是图,大学教授中,不少被尊称为“砖家”、“叫兽”。

一篇读罢头飞雪……我们还有希望吗?

有。

本文不是一曲挽歌,不是为凭吊已死的中国精神。虽然总体上看,中国精神已经丧亡。但细看去,却能发现中国大地上处处有这种精神的遗踪。鲁迅深恶痛绝中国人的奴性,但也承认还有少数中国脊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绝境中,不也有梁漱溟吗?“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不是他的倔强回声吗?

一种精神如同一个物种,只要尚未完全灭绝,就有恢复种群的希望。真正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但是不绝如缕。不论环境何其严酷,总有真正的中国人闪现,如暗夜中流星一道,刺破长空。

我们要珍惜以“士”为代表的中国精神,要学习古人中最伟大的榜样。当然绝不是说动不动就自杀,那只是极端情形。而是说要有精神追求:要有公道,要有仁爱,要有信义,尤其——要有勇敢

士,没有死绝。有种子在,“士”的精神就可以复活,就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繁演生息。


本文内容于 2013/12/27 17:54:38 被小编a4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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