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传奇:当兵耽误挣钱!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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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近深冬,伴随着解放军文职制度的完善,对于文工团更具深度和力度的改革即将来临。

文工团何去何从?

裁减不是目的,或许对文工团现行机制体制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为提升部队战斗力和基层部队服务。

军队文艺单位可能被调低级别,文艺明星的军衔和对应待遇可能调低。人员的使用形式(军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会改变,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

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越来越远。

“歌而优则仕”触发军内不平衡感。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

文工团的拐点,可能会出现在这个深冬。

“除一级(演员)外,(不知道)50名演员要拼未来多少个位置?”海政文工团原副团长付林参加了空政文工团的业务考核,其结果或将作为裁减人员时的重要依据。

“改革政策还没出来,但怎么实现人员的精简,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在所有受访者的口中,此刻的部队文工团都处在“敏感时期”。内部紧缩,风声鹤唳,外部的竞争力量却已如星星之火。

2010年才成立的恒大歌舞团,正以高薪进行“引援转会”——挖走了某著名文工团的几个舞蹈演员。一如恒大在足球俱乐部经营中的长袖善舞,恒大歌舞团抓住时机,登上了全国政协、公安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舞台。

“这舞还排吗?”

微信上疯传着部队文工团改革方案,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舞蹈队的一些队员开始忧虑。大多时候,他们仍很安静,轻巧地做着四位转、侧翻和托举,以保持身上的热度。

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的排练,也被这个尚未证实的消息所影响。电话那头的一个负责人说,“(编排的节目)当时就卡住了。”

2013年8月,总政治部下达《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重申纪律、严控商业活动,并硬性规定文工团每年为部队的演出场次,被解读为政策调整的信号。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提出,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再次将改革整顿的箭头,指向了部队文艺团体。

“不管谁要走都不要拦”

“原来很想来的、签约的演员都提出要走,你说怎么办?人心惶惶的。”一名文工团的基层领导说,“(有文章(微博))说改革要从军队文工团开始,配的照片都是我们下部队的照片。”

“每一次整编都预示着一次人员的大调整”,陈先义说。在真正的改革来临之前,来自外部市场的冲击,已在考验每个文工团。

2009年,炙手可热的流行歌唱组合凤凰传奇(微博)被特招进入二炮文工团。在2011年的“艺术人生”节目中,凤凰传奇直陈,刚加入团里那会儿“觉得挺辛苦”,一旦跟自己的商演产生冲突,就得无条件推掉,开始还真的有点吃不消,甚至觉得后悔当兵了。

而后,由二炮文工团团长亲自作词的军营题材红歌《绿旋风》,成为他们第一份成绩单。他们还在节目现场演绎了这首融合了军营题材、民族旋律和说唱风格的《绿旋风》。

这样的“成绩单”,却昙花一现。

几年的短暂军旅生涯后,包括凤凰传奇在内的多位明星转业回到地方,而他们当初之所以被特招入伍,也是因其才艺被相关高级领导相中。

他们的经纪人徐明朝日前接受采访时将凤凰传奇的“千万元级别的”收入来源归纳为1∶1∶1,即商业演出、广告代言和演唱会、衍生收入各占1/3,网游甚至保暖内衣也成为他们的涉足领域。如果还在部队体制内,以上的每一部分商业活动,都与总政严格推行的纪律相悖。

当“遵守军纪”成为社会明星入伍需要承担的“过于高昂”的成本,明星们“重返市场”便不难理解。

演员张译(微博)曾服役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曾在《士兵突击》中饰演班长“史今”一角,他的经历则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这种出走的冲动。

从2003年开始,他就发现部队文艺团体的功能在整编中遭到削弱。“赶上新一轮裁军,一个话剧团体,把人数裁完之后几乎演不了话剧了,这对文工团是伤筋动骨的。”

“我有自己的戏剧梦想,也热爱军装。但现在演不了戏剧,只能演小品了。”张译当时就想进入社会,但是部队纪律不允许。“如果一个演员整天去演这高大全的东西,对于演员自身也是一种伤害。”尽管有不舍,他最终选择离开军营。

在海政文工团原副团长付林对南方周末记者的叙述中,这样的冲击从更早时候就已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付林因为“自己录歌”违纪而受到了行政警告处分。个人走向社会的尝试,与体制发生了冲突。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包括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在内,几个著名演员已经“打了报告”要求转业。军内人士透露,文工团对此的态度是,“不管谁要走都不要拦”。“出位”的明星

“敏感时期”的文工团里,明星们显然处在最敏感的部位上。

舆论的集中关注也滥觞于与团内几位明星有关的新闻:军内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李某某驾宝马车打人,后又卷入轮奸事件;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韩红(微博)(微信号:hanhongweixin)驾驶无牌车、军队牌照豪车、“套牌车”违章等事件。尽管后者持手写致歉信鞠躬致歉,但连续的负面事件,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于这个神秘团体的想象。

陈先义直言不讳,大批社会化“明星”的加入,使得部队文工团的形象危机凸显。同时,商业演出市场上“走穴”活跃,“歌而优则仕”也不再新鲜。

据《解放军报》报道,歌唱家李双江为专业技术一级,对应享受中将级别待遇。《人民海军报》则报道,2008年,时任海政文工团副团长的宋祖英经过专业技术级别调整后,待遇已相当于少将。

“将军”称谓,在文工团外被误传。

早在1988年6月,解放军开始实施文职干部制度。条例规定,对文职干部并不授予军衔,只享受对应军衔的待遇。着装上,文职人员的胸前有一条飘带,肩章上配有六角宝相花,从而区别于一般作战部队军衔的五角星。但这些细节鲜为人知,07式军服的出现,使得上述区别更显式微:佩戴在左胸前资历章,反使得文工团的明星们显得“位高权重”——通过资历章换算,不少文艺明星已经达到正师乃至正军级。所以,他们被错误地称呼为“将军”就不足为奇。

“女性,年轻,又是‘将军’,所以容易引起争议。但是,有的人到了那个职位必须给她级别。”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许多人唱一首歌,火了,调一级。但是火了的终究是少数,推上风口浪尖的也只是一小部分。”

军队崇尚来自战争或军事行动的荣誉,“歌而优则仕”触发了军内的不平衡感。通常,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的摸爬滚打和千挑万选,就算当上团长、师长,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这样的失衡为可能进行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你看我的老乡潘长江,一进部队,就师职干部了,我都干了三十多年(才成师职干部)。”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认为,要设法解决好“唱一首歌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务”的现象。

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远。《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对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一段军中故事:某集团军军长在一次文艺汇演之后大发雷霆,“以后也不许再请他们来。”原来,被请来的文工团明星们摆架子,在部队的热烈欢迎面前还戴着墨镜不愿下车,令这位军长十分恼火。

“双面”文工团

“明星”之外,普通文艺兵的生活并不光鲜。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室主任唐栋说,“他们大多很清贫,有的男孩子甚至都不好找对象”。

对北京某部队文工团的普通士官苏雷(化名)来说,每月两千多块钱的士官工资,难以维持三口之家的花销,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外出做家教,“教孩子吉他、二胡,每个小时收费60块钱”。

“恒大开价最起码都是八千的工资,好几个团员都去恒大了。我们签约的才两千多。即便是有编制的,副团才四千,正团才五千。”一名长期工作于文工团的创作员说。

多名现任或曾任职文工团的演员说,收入不高,纪律严格,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也很少。演员张译甚至说,“部队文艺团体对于男孩子来讲很难熬”。

进入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舞蹈队的训练房之前,必经一面军容镜。它的左右分别挂着写有“纪律规定”和“处罚规定”的牌子:从上场到谢幕,几乎每个小细节,都有纪律的要求。如果违反这些纪律,视程度轻重,处罚的方式分别是“处分”、“降级”、“转业”,或者“复员”。

这面老旧的军容镜上似已有一些不易擦去的斑痕,但是左右两边的纪律条款,从未变过。

“地方演职人员出现失误,顶多引来观众的嘲笑,而部队演员一旦失误,很可能就会被上升到‘政治错误’的层面。”某歌舞团歌剧演员张华(化名)记得,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革命老区的巡演中,关键时刻忘词,惹来台下观众嬉笑。此事被领导严厉地批评为“不严肃,思想政治意识淡薄”。

一名长期工作于文工团的创作员透露,现在各大军区文工团都超编,签约的人都是文工团养着,但是人还是不够用。

因为缺人,一支历史悠久的文工团已经下调了招人的门槛——身高要求从至少1米68,降到了1米64、1米65,却仍捉襟见肘,“我们每年还要去不停地看,不停地招。”

尴尬却也就此出现:如果想继续保持部队文工团的优势,需要大量的资金、齐整的队伍和充分的社会认可度。然而摆在面前的却是有限的资金、紧缩的编制和暧昧的市场定位。

战士文工团舞蹈队正在排演的舞剧《三家巷》让他们引以为豪。但参演演员四五十人,其中真正拥有军籍的不过二十人,其余的大多属于非现役签约人员,也包括临时从某企业抽调前来“救场”的演员,一切花费都得由文工团自身负担。

地板已经十多年没换过,因为坑洼,演员们偶尔抱怨,“不敢放开了转圈”。

不足的运作经费,得靠商业演出来弥补,节目的打磨和名气提升,也需要在对社会演出中一步步完成。

2013年3-9月,战士文工团陆续奔赴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基层部队完成演出130多场。《南方都市报》报道,其成员流动性很大,在参演央视《心连心》等慰问演出、各大晚会之外,则从事着“少许商演”。

在市场与部队体制之间,文工团正在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陈先义认为,文工团的主要属性,是为部队服务。“他们首先是部队军人,必须遵守部队纪律。作为一个文艺团体,每年必须完成200天的下基层为兵服务演出的任务,每年必须演100场。”

现实中却是“两张皮”。有文工团人士在接受公开媒体采访时,批评有些地方的文工团,“称得上腕儿的明星,是点名都不来;点名来的,又都是参加不了大型演出的”。

为谁服务?

唐彬彬曾经是全军年龄最小的文艺兵,7岁时即表演“小和尚钻筒”代表战士杂技团获得世界金奖。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当时年纪小,但在蚊虫、蝙蝠乱飞的舞台上表演,在偏远的海岛听到掌声响起,“很庄严,也很过瘾”。

演员张译最深刻的从业记忆也是在一线部队。“哨所的战士怎么样都不笑,也不鼓掌,只在文工团离开时,久久地立正敬礼。”时隔十五年之后,他仍能仔细地回忆起在内蒙古演出时,那个边防小哨所仅有的两个人和一条狗。

2013年夏天,在韩国取消文艺兵制度之后,关于解放军文工团的存废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部队不需要文艺团体?——这纯粹是放屁。”张译认为文工团不可能取消,“我的老师,现在还在战友文工团,当时不到20岁就签了生死状去了老山前线。还有战争中牺牲的文艺人员,他们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在一位退役老兵眼里,他对文艺兵的感情久久难以磨灭。“那是1985年前线慰问演出,阎维文等军旅歌唱家戴上钢盔,在老山主峰演唱,一直唱到离前沿阵地只有4米远的猫耳洞里。那时的歌唱家都是‘为国家而唱歌’。”

广州军区空军某场站的士兵表示,大部分服役时间相当枯燥,“不过文工团来了,还是很热闹的,大家都想去和文艺兵亲近”。

这些对文艺需求最大的地方,在新时期也一度被文工团忽视。多年前,陈先义曾采访过一个从红旗拉普哨口下来的一个班长,“这个士兵说,他从上了哨位到退伍几年都没有下过山。下了山以后,他首先看到一棵绿树,就抱着树痛哭,因为在5000米的雪山上是看不到绿色的。守卫边疆的战士们的生活非常枯燥,一个小型的演出队到这个地方为士兵演出,也是非常鼓舞人的。”

中国文艺市场一步步发展成熟,让文工团从未如此与市场接近。

2013年11月30日晚,上海已经接近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奔驰中心,“韩红”、“爱心”的冷光字样与热情的人群在黑暗中隐隐攒动。韩红的个人演唱会如期上演,热火朝天。

2009年9月,韩红被特招入伍,任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级别为专业技术五级,享受正师级待遇。《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在刊出的“空军新添天籁之音”的报道中,韩红被特招入伍一事被赋予的意义是——空政文工团认真落实空军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空军文化建设的意见》,贯彻“培养一批具有国家艺术水准和影响力的文化名人,每个艺术门类要有两名以上全国全军尖子人才”的指导精神,提高“文艺战斗力”。

明星的名气,实际上也都由主流媒体平台带来。春晚正是连接部队与社会的舞台。2011年春晚中,一共32个节目,有文工团人员参与的有15个,占总数的46.9%。此后两年,有文工团演员参与的春晚节目都不少于10个。

商演或社会演出,是大部分部队文工团目前运作情况的一个缩影。

“你得细化,定义清楚哪些商业演出可为,哪些是不可为的。不能因为是商演就不做了。”付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清晰的、制度化的操作标准对于目前的文工团来说最为急需。

付林在担任海政文工团副团长时就提出“大胆迈向社会演出”,“文工团应该创造自己的军队文化的独立品牌,为社会上更多人服务”。

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并未得到制度支持,如今,现实已经走在了前面。

“我军跟西方国家的军队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工作、文艺演出历来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先义介绍,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罗荣桓、钱壮飞等老革命家都上台当演员,罗瑞卿还编过戏。

最早的文工团设置,可追溯至井冈山时期的工农红军宣传队。这支善于传播胜利消息的队伍,彼时就肩负宣传任务,甚至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募兵高峰时期,每天每个宣传队员都能够招募来一名红军新战士。和平时期,文工团则聚集了一批艺术家,保存和发展“社会上优秀文艺力量”。

“不光是搞文艺,还要搞宣传,军队文工团是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方面军。”唐栋也认为,文工团一场演出“甚至比好多辅导员做一年政治工作都管用”。他见过一些士兵,看完演出之后想转业的不愿意走了,还有人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有士兵甚至把首长家栽的花都拔了,献给来表演的文艺兵。

“为兵服务”、“去基层”,在南方周末记者对多位军内专家的访问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文工团功能定位的核心。

“上攀艺术高峰,下为基层服务”则是三十年前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就制定的工作指导思想。恰是这样的思路,让文工团无法闭门造车,一定程度把文工团推入市场竞争中。

结果是,公众看到的文工团和普通士兵看到的文工团形象迥然相异;文工团内部,也因为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影响,在事实上已被割裂。是否享受市场资源带来的红利,一条巨大的鸿沟将他们分开。

南方周末记者刘志毅,于冬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李伯根/图)

“重回正轨”

兵员素质在提高,欣赏水平也在提高,但“多年没有看到军队艺术团体的演出了”,在驻东南沿海某部队政委21年的军龄中,他一次也没有遇到赴基层慰问的军旅明星。

总政的规定让军旅明星们一时重返军营舞台。

2013年10月9日,中国文联组织艺术家在“辽宁舰”上演出,杨洪基、姜昆、宋祖英等军旅艺人悉数登场,一名海军女兵感叹,“这简直就是春晚”。

文件、纪律一次次试图让文工团“重回正轨”,但是多位军内人士表示,类似规定和政策其实早就有,现在只不过是重申。文工团的改革方向仍未明晰。

以往涉及文工团的历次改革,通常以缩编减员为目标。

最近的一次文工团整编发生在2004年,除总政直属的文艺团体外,其他部队文艺团体都重新整编为一家单位,对外统称“文工团”,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文工团为政治部下属正师级单位。

这轮整编力度颇大。以北京军区的战友文工团为例,其名下曾编制颇丰:有过军乐团、歌舞团、歌剧团、话剧团、曲艺杂技团、京剧团,演职员最多时曾达到六百余人。时至2004年整编后,几经精简保存下来的战友歌舞团、战友话剧团、战友京剧团同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及文学美术创作室,合并为战友文工团,定编只剩下100人。

2006年初公布的《国防白皮书》披露,2005年底完成的20万大裁军中,文体单位被较大程度地压缩。

军内知情人士透露,2013年新一轮改革之后,军队文艺单位可能被调低级别,文艺明星的军衔和对应待遇可能调低。人员的使用形式(军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会改变,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在这个可能的改革方案中,逐渐减小的吸引力能否让文工团继续昔日辉煌,尚不得而知。

对于眼下的基层文工团,尴尬仍在继续。

唐栋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经过数次调整,目前文工团的在编人数已经不多,他说,“各军区定编一百人,加上总部的,全军在编制内的人数不过两千多人。”任务并未减少,但改革势在必行,“在人员结构、队伍模式等其它方面还是有改革的空间”。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由于需要完成如大型歌舞等特定任务,在现役人员之外,文工团往往还要进行合同招聘,甚至临时借用。表面的缩编即使顺利进行,也难以使文工团的实际工作人员减少,反倒会形成一个“隐性的包袱”。

更大的一个包袱是,同质化的人才已经过多。“上攀不上大戏主角,下入不了未来娱乐草根,一批学了多年的优秀演员有没有出口与平台展示他们的艺术才华?”在付林眼中,改革不应止于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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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团就没有保留的必要,战士们规规矩矩的坐着小马扎看文工团表演有意思么,过去了看一场大戏跟过年似的现在不是明星谁还屁颠屁颠的看你表演

文工团没什么保留的必要了,海政的老团长就说过,让人家下基层为官兵表演吧,人家嫌你妨碍人家走穴赚钱,不表演吧,要文工团干嘛,现在的电视网络各种娱乐措施丰富多彩,也没几个人非要看文工团的演出,实在要劳军了就请些明星表演,给出场费,比每年养着庞大的文工团要经济的多,文工团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应该和体工队一样退出历史舞台了

戏子就是戏子,戏子的话有几个能当真的,即使是他们真的说了,我也不觉着奇怪。商女不知亡国国恨,何必要求戏子这么多呢、?君不见,误国误民的神剧一部接一部嘛?他们就那文化水平和觉悟,为了钱节操都可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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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子的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可能一时能迷惑一些学生哥,但是真正的当兵保家卫国,还是主流大众的认识!

其实文工团一类的真心没必要,部队也有文艺骨干,需要的时候抽调就是了。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明星,要他们来干什么?除了某些领导,谁喜欢看他们的节目?

6楼 凸囧凸
文工团就没有保留的必要,战士们规规矩矩的坐着小马扎看文工团表演有意思么,过去了看一场大戏跟过年似的现在不是明星谁还屁颠屁颠的看你表演
9楼 午夜独酌
应变把你送到边防哨所去呆上半年。
你还别咋呼,你以为现如今的边防还是荒漠戈壁或海中孤岛亦或密林深处一个不通电视的孤堡?现在绝大多数的边防哨所都有卫星接收天线,有影碟机,业余生活远比老一代的边防军人要好得多,有没有必要保留文工团这帮人还真得考虑考虑,唱几支歌、跳一段舞就能胸前奖章一大排,参加比赛拿个奖就给记二、三等功,这合理?军队设文工团是仿效苏俄,为了提高军队士气,现如今呢?文工团的人有几个还在跑基层连队?有几个还经常穿军装?好的文工团人员不是没有,但极少,你有时间去大浪淘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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