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致命伤 (作者 金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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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最先进入头脑的,通常是已有经验、既定方案、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仅仅依据这些因素开展思维,得出结论可能省时省力,却往往不是最佳。应该承认,经验提供的思维材料不论如何宝贵,对未来的指导作用都是有限的。问题不会简单重复,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订的战略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如何才能够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


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最先进入头脑的,通常是已有经验、既定方案、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仅仅依据这些因素开展思维,得出结论可能省时省力,却往往不是最佳。应该承认,经验提供的思维材料不论如何宝贵,对未来的指导作用都是有限的。问题不会简单重复,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订的战略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如何才能够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指导实践的思维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地利大战中兵败如山倒。拿破仑的俘虏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他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总结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克劳塞维茨说:“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劳塞维茨把普军的失败归于三点:

一、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

三、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三十四年后的1840年,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来自湖南邵东、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更早进行?蒋廷黻认为耽误二十年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

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

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战略思维中进取性的意义,通过克劳塞维茨和蒋廷黻这两位前人的思辨性论述,基本显现出来了。“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王朝,和“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样尽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无法对剧烈变化的新的历史环境做出战略性回应,最终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状态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一个摊子,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单单靠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不仅需要保存,更需要创新;不能只是求稳,更需要求变。这才是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战略思维是综合性思维、全局性思维、长远性思维,却不能说它是平衡性思维、调和性思维、妥协性思维。战略思维中一旦失去了进取性,随之就失去了这一思维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创新力的部分。

1982年9月,小平同志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这段话是在与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会谈时讲的。当时正是小平同志威望的高点。1984年的国庆游行中,北大学生还自动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谁能想到小平同志做出如此严重的评价?但也恰恰是这段话,展现出在小平同志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中,进取性所占的分量。“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能够讲出这样的语言,其历史进取心是何等的坚定!


如果说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意志通常表现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领导者的意志,那么领导者真正的进取不光是思想观念上的进取,更包含着能够拿出相应的实力,能够承担相应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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