侥幸躲过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国军将士

在1937年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参战人数到底有多少至今没有定论,有说8万余人的,有说11万余人的,也有说15万余人的。但基本上能确定的是其中阵亡将士总数为1万余人,南京沦陷后惨遭日寇屠杀的战俘大约有7到9万人。一直以来我都比较疑惑的是,在这遇害的8万左右国军战俘里面怎么就没听说有团级以上的军官呢?难道当官的都怕死,早就开溜了?后来查阅了一些资料才发现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

其一,在整个南京保卫战中,有17位将级以上军官(其中6位是上校衔追赠少将)、219名校官、约600名尉官为国捐躯,可见当时的伤亡情况是非常惨烈的,基层干部的损耗相当大,有些士兵可能一夜之间就连跳三级当上了连长。

其二,部队非常混乱。首先,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大都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回防的,本身就是建制不全,补充的新兵总数至少在3万人以上,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兵不能叫兵,只能叫壮丁,会打枪就不错了。估计当时好多新兵连自己所在部队的团长都没见过,而当官的恐怕也不认识自己手下的兵。其次,唐生智在情势还没有到最危急的时候仓促下达撤退令,各部长官确实有在开完会后就丢下部队不管自己开溜的。如第87师师长沈发藻、教导总队第2旅旅长胡启儒等。

其三,在社会关系方面,军官跟士兵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事实上在南京沦陷后没能及时撤走滞留城内外的国军军官仍有不少,但是他们大多有自己的人脉关系网,能够得到有效庇护,从而躲过敌手免遭屠戮。小兵们则没那么幸运了,除去少数南京或江苏本地籍士兵有办法隐藏到民间,其余大多数人即使有躲在安全区的,后来也被日寇搜走杀害了,幸存者甚少。

此外,由于资料缺乏, 就目前网上所能查到的南京保卫战国军战斗序列里面有好几个团的团长连姓名都不知道,这些人最终去向如何我们也是无从知晓。在原教导总队直属辎重营营长郭歧中校所著《陷都血泪录》一书中就提到他曾在南京见到过宪兵某团团长、营长,但未写姓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团级以上干部我们只知道他们后来陆续归队,但并没有相关材料记载他们脱险的具体过程。

下面是我搜集的一些躲难于南京城内外的国军军官,以及部分其他侥幸脱险的军官情况:

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侍从室军医署中将署长金诵盘,先被藏在美国大使馆,后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南京卫戍司令部野战救护处科长、《陷京三月记》作者蒋公榖(军事教育家、陆军上将蒋百里的侄儿)、南京战地医院祁明镜院长等人。他们于1938年2月底离开南京,3月初到达上海。

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被拉贝(一说魏特琳)安排隐避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次年逃出南京。近年有人说孙元良先是丢下部队不管,然后和一个叫卓德沛的手下跑到城内一个早先与之相好的妓女家中躲藏,细节还写得有鼻子有眼的,仿佛亲身经历一般。你想人家堂堂军长傻啊?要跑不知道往江北跑反而去当瓮中之鳖?妓女家很安全?个人认为这种说法相当不靠谱。当然孙元良本人后来报告的也不大可信。

第66军军长叶肇、第66军参谋长黄植南,他们俩和第83军军长邓龙光、参谋处处长刘绍武等人率领广东部队从正面突围,其实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部队一路上被打散了,到淳化镇的时候邓龙光和刘绍武身边只剩下几十个人,好在他们选择的路线比较正确,之后过了秣陵关进入安徽境内脱离险境。叶肇和黄植南就惨得多,一路东躲西藏,还脱掉军服换上老百姓衣服化装成难民,期间更是被日本兵抓去当挑夫帮他们担抢来的财物和行李。要不是鬼子心情好,后来又另外抓了几个年轻力壮的中国人,叶肇和黄植南这两个40几岁的大叔不被打死也要被累死,后来他俩侥幸逃脱昼伏夜行赶到上海,接着展转回到广东。(另外有《金陵晚报》记者采访到南京大屠杀幸存老百姓和允龙,说黄植南是和廖耀湘在一起躲在栖霞寺,后来还是和允龙的家人把他俩护送到江北。)

同样是第66军的参谋处上校处长郭永镳、475旅旅长林伟俦、952团团长何全标等人在跑到离南京并不算远的句容九华山后,没有慌乱四处逃散,反而不断收容溃兵,从12月14日起至30日止前后十七天,共收容官兵约一千三百多人,共有枪枝约三、四百支,这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后全体官兵分为三个营建制,12月30日吃过晚饭后,整个队伍由句容墓东开拔出发。沿路经漂水、漂阳、朗溪、广德等县,于1938年1月10日左右脱险抵达安徽省宁国县。这里面首功当归郭永镳,有兴趣的可以搜一下原156师政训处上尉科员李益三写的《南京突围及广东队伍收容经过》一文,上面有详细介绍。

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在总队长桂永清先行撤走后,表现应该说相当冷静沉着。后来有两种说法,一是邱清泉改穿了平民的衣服,在南京城郊被困,期间目睹了南京大屠杀,自己还被日军第5师团第9旅团抓去挑过担,险些也被杀死。二是被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

第478旅旅长喻英奇,于1937年12月5日在南京外围汤山,以仅剩一团的兵力与日军交战三小时,不幸身中数弹,仍然奋不顾身,继续督促部属英勇抗敌,无奈流血过多而昏厥。士兵背负喻英奇入南京城内,幸得美国红十字会鼓楼医院医生掩护抢救,电告中央。承蒙蒋委员长覆电美医生妥善照料营救。然后辗转经上海至香港养和医院疗伤半年。

第260旅旅长刘启雄,南京城陷时躲避于难民区,具体情况不详。这厮于汪伪政权建立后投奔他的老师周佛海,周佛海举荐其为军官训练队总队长,后又任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兼教育长,成为可耻的汉奸。

教导总队第二旅第三团团长李西开,1937年12月13日上午于燕子矶三台洞江边坐在部下用电线杆扎成的木排上渡江到八卦洲,途中曾遭遇日机来袭,当天晚上从八卦洲老百姓家租到一只小船,渡到江北大厂镇,才算脱离险境。详见李西开所忆《紫金山战斗》一文。

教导总队第三旅第四团团长睢友蔺,直属辎重营营长郭歧,南京城陷后都被困在城内,其中睢友蔺住在北平路三十四号,郭歧住在五台山意大利总领事馆。此二人联系比较密切,后来于1938年3月中旬在睢友蔺副官宗荣武的安排下逃到泰兴,后经上海乘船到香港。这段历史在郭歧所著《陷都血泪录》一书中有比较详尽的记述。值得一提的是,郭歧将军命大,后来于1945年初任陆军新编45师少将师长参加新疆伊宁事变平叛作战,坚守精河半年之久,后因乌苏遭袭,率部增援未成困于沙漠,获救被俘,后被换回。

教导总队工兵营营长钮先铭,12月12日撤退未成,无意中闯入幕府山永清寺,情急之下出家,法名“二觉”,一次又一次受到日军盘查,目睹了日军对战俘的屠杀。1938年8月,他才得到机会逃出南京经上海转赴武汉归队。1945年8月以少将身份参加了的芷江受降。9月9日与何应钦等人再次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日本投降典礼。钮先铭著有《还俗记》、《南京大屠杀目击记》。

教导总队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南京保卫战失利后,廖耀湘脱下军装,遇到南京仙鹤门村村民和广舒(前面提到的和允龙的父亲),自称是南京“湖南饭店”老板“徐贵生”。和广舒将他带至栖霞寺难民所,并供其饭食;半个月后,又将他带至江北和家的避难处;约一个半月后,由和广舒的女婿、儿子先后送至六合、蒋坝,找到中国驻军。此时和家方知他叫廖耀湘。廖耀湘因此躲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据知,当时藏在栖霞寺、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中国军人不止廖耀湘一个。

据第87师副师长兼261旅旅长陈颐鼎回忆,12月13日上午9时他带人撤到煤炭港,没有找到渡船。因为他身穿将级军官甲种呢军服大衣,所以有大约3000名溃兵自愿跟他走到了一起,谁知后来日军搜索部队同他派出的警戒部队打起来,这些人一听到枪声竟然一窝蜂地四处逃去。情急之中,他和几名手下抱着一块二丈长六尺宽的木板顺江漂浮,另外一个叫马振海的士兵划着一个用六大捆芦苇扎成的浮排搭救了陈颐鼎 ,一路上躲过敌舰机枪扫射,于13日晚上在八卦洲上了岸。16日拂晓,陈颐鼎和部下利用从上游漂来的木头、门板扎成排筏,趁江上大雾,穿过敌舰封锁,渡过夹江,到达江北。留在八卦洲上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数千官兵后来全部被鬼子屠杀了。

第618团团长万式炯,据他称618团一直战至13日中午,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后来听说日军坦克已经到了长官部门口,才知道头头们已经都撤了。万称自己是南京保卫战最后撤退的部队,并且在到了下关发现没有渡江器材后又返回唐社附近与日军展开小规模巷战,他一个人干掉4个鬼子(个人对此表示怀疑)。再后来他和卫士班长吴凯在上新河附近搭上别人的木筏上了江心洲,在芦苇丛中幸遇曾在一起参加过江阴战斗的东北军第112师的一位万团长,搭上他们搞到的一条船撤到江北。详见万式炯《一○三师南京脱险记》。

第二军团徐源泉部军团指挥部少校参谋祝晴川,因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潜入难民区,参加了南京红卐字的难民救济工作,至1938年2月1日离南京绕道归队。祝晴川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因为他曾经留学日本,精通日语,所以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竟然没怎么为难他。百度百科上的内容大家可以看看,不知道真假,写得跟电影剧本似的。这厮后来投靠汪精卫,当上了伪军参谋次长,成为汉奸。祝晴川写有《丁丑南京屠城记》。

教导总队工兵团第三营营长孙宝贤,南京失陷后沦为难民。写有《南京沦陷前后及被难脱险经过详情实记》。

此外,306团团长邱维达、305团团长张灵甫都是受伤之后好不容易才等到船过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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