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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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谨以此文祭奠为拯救苦难深重的民族民众,惨遭洋人朝廷——满清及其走狗杀害身体,民国政客为追逐革命果实,残害灵魂的刘静庵先生和日知会英烈们!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解读 曹亚伯,湖北阳新人,早年参加日知会。在刘静庵策划组织的“两湖起义”(即所谓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中,负责湘鄂两地联络。起义流产后,以考察宗教为名,流亡日本。1905年秋,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秋瑾、张继、田桐、程家柽等日知会会员参与创建同盟会。同盟会成立预备会上,日本黑龙会头子内田良平、日本特务宫崎滔天等人逼黄兴推出的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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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祭奠为拯救苦难深重的民族民众,惨遭洋人朝廷——满清及其走狗杀害身体,民国政客为追逐革命果实,残害灵魂的刘静庵先生和日知会英烈们!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解读

曹亚伯,湖北阳新人,早年参加日知会。在刘静庵策划组织的“两湖起义”(即所谓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中,负责湘鄂两地联络。起义流产后,以考察宗教为名,流亡日本。1905年秋,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秋瑾、张继、田桐、程家柽等日知会会员参与创建同盟会。同盟会成立预备会上,日本黑龙会头子内田良平、日本特务宫崎滔天等人逼黄兴推出的孙中山演讲后,曹亚伯接着演讲,之后黄兴演讲。会上,许多人对孙中山依照日本黑恶组织——黑龙会帮规,炮制的入会仪式、入会誓约等极为反感,不肯入会。不明真相的曹亚伯为之圆场,首先签名入会。同盟会成立后,曾负责日知会与同盟会联系。年底,离日赴欧,以日知会、同盟会双重会员身份,在旅欧学生、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与孙中山同时回到国内。民国孙中山在国内时,曹常随孙左右,对辛亥那段历史了解颇多,最有发言之权。孙中山死后,他见一些人趋炎附势,数典忘祖,沐猴而冠,粉墨登场,嗤之以鼻。将花多年心血,收集的大量史料整理,撰写了《武昌革命真史》。以亲身经历,耳闻目睹,披露了众多日知会革命党人为那场革命流血牺牲之史实,将令他敬重的日知会领袖刘静庵些许革命事迹穿插书中。出版后,遭到歹运,被剪去一角,禁止发行。该书因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尽管存在一定纰漏,但并未完全受制于当时权贵之说教,有其客观公正性,是了解辛亥那段历史的必读之物。

革命者,即为世人除暴求平等

原文:革命者,本天性之慈悲,而为世人除暴求平等之事业也。(《自叙》1页)

解读:亚伯先生以此开篇,对革命作了诠释:拯救苦难深重的民族、民众,谋求国家、民族民众平等的崇高事业是为革命,而非某人所讲革命就是造反的荒谬之说及国民党以匪而论,残害革命志士的荒唐之举。

原文:孔子云,死生有命。耶稣云: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前编·第八章 殷子衡之日记》167页)

解读:曹君以孔子、耶稣之言,谴责一些人违背天理,丧失人性,为了名利,费尽心机,不择手段,丧心病狂地残害革命志士灵魂。

刘静庵, 武昌革命惟一先哲

原文:可憐辛苦经营武昌革命之惟一先哲刘敬安先生,已于辛亥五月十六日瘐死于武昌模范监狱,不克亲见此壮烈之举,为之主持大局,悲哉!(《正编·武昌起义》40—41页)

解读:此为曹亚伯写到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从狱中解救被捕的日知会革命志士后,想到为领导那场革命而献身的刘静庵先生,发出的由衷感叹,这是对刘静庵为拯救苦难深重的民族民众奋斗一生的崇高赞誉。

原文:焉得刘敬安化身千百万,使旧腐之人物一一觉悟哉。敬安作事最机密而沈静,与日知会干部诸同志常开会议,秘授宣传革命之方法。(《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30页)

解读:晚清的中国,列强入侵,国土沦丧,官场黑暗,国人麻木,民不聊生,。唤醒民众,拯救民族如何艰难。此唤醒民众之组织——日知会,其主持者为刘静庵。

日知会,华兴会、同盟会之前革命团体

原文:癸卯三月,予复返新化中学,过武昌访吴禄贞,问胡宗琬之行踪,彼已派至沙市、宜昌、湘西一带与会党联络去矣。先是刘敬安于武昌组织一救世军,密约军中同志,分途运动,闻胡宗琬将至鄂,会合于蛇山之顶,准备欢迎。到会者,即刘与辜天保、季雨霖、方柏年、张汉、徐竹平、徐于七人。胡至后,即组织科学补习所于武昌山前东厂口。与刘敬安、冯特民、朱滓淘、时伯弼、宋教仁、易本羲、张朗村、王汉、朱子龙辈分道进行。(《自叙》3页)。

(癸卯)五月,闻黄吉亭牧师为长沙圣公会会长,爱国心长,并办有日知会以开民智。予遂依之。尔时,黄兴先由上海吴国光会长介绍,已与黄牧师相见,记名会员。(《自叙》4页)。

黄克强,名轸,字庆午,虽出入于圣公会之日知会,仍别立一华兴会以号召会党,秘图起义。(《前编·第一章 黄克强长沙革命之失败》1页)。

甲辰九月,长沙革命失败,长沙日知会亟遣人密告武昌科学补习所即时停办,以防株连。至冬假,予过武昌,知高家巷圣公会胡兰亭牧师办有日知会,又集合科学补习所同志刘静庵、冯特民辈全体加入,继续革命之进行。乙巳,会务极发达。丙午夏,复设科学补习所于日知会内。一时军学两界,声气互通,有若机括之将发。(《自叙》5—6页)。

予入圣书学院研究宗教,每周必至东京中心之神田区,与日知会同志黄兴、宋教仁辈会晤,谋革命进行之法。(《第二章 武昌日知会之运动》14页)。

解读:在日知会所属的救世军和刘静庵到湖北新军后建立的武库所基础上组建的科学补习所,于1903年农历三月由刘静庵主持创立,曹亚伯作为历史见证人,见证了那段历史。吴禄贞,湖北云梦人,10岁时随到武昌教书的父亲读书,之后,与年长5岁的刘静庵在武昌相识,是刘静庵直接发展的日知会早期会员。两人身世相近,志趣相投,结为生死之交。刘静庵等人丙午被捕后,吴禄贞、程家柽冒着生命危险,舍身相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与张绍曾、蓝天蔚等日知会革命党人密谋,率军打入北京,直倒满清老巢。事为孙中山最得力干将陈其美之弟、满清特务陈其采侦之,事泄,惨遭杀害。胡宗琬,即胡瑛。据其后人撰文介绍,胡瑛1902年在家乡湖南刺杀劣绅王益吾后,逃到武昌,追随刘静庵。为科学补习所创建者之一,曾是刘静庵左膀右臂。

曹亚伯以自己亲身经历,证明华兴会、同盟会成立于日知会之后。并非国民党统收革命之功,否定日知会之绩,将日知会作为同盟会在湖北的分支机构,一口认定的日知会于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回武汉后的1906年二月成立。从其著述可见,曾亚伯没有参与日知会创建。对日知会创建时间及早期活动,或许是为不知,或者不敢明说。据刘静庵后人和故里长者介绍,日知会创建于刘静庵1889年落脚武昌不久。名称由刘静庵所取。日知会系在哥老会等反清组织基础上改造、联合组建而成,自成立,便打出了革命救国的旗帜。恐目标暴露,将哥老会等反清组织,作为日知会外围组织。1900年的庚子起义,就是刘静庵策划组织,唐才常任总指挥,起义人马系日知会外围组织哥老会。失败后,刘静庵到湖北新军,日知会事务由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先生代理,刘静庵在湖北新军组建科学补习所后,将革命领导机关搬到科学补习所。革命的重点由广泛动员,唤醒民众,转变为改造新军,策反满清武装。

1903年夏,科学补习所成立不久,黄兴从日本留学回国,先到武昌科学补习所,在刘静庵主持下,与日知会(科补所)领导人密谋“两湖起义”,议定次年十月初十,趁慈禧寿辰,在长沙发动暴动,届时,湖北武汉等地联合行动。之后,黄兴回长沙,为联络组织日知会外围组织——哥老会人马,于是年七月,组织部分湖南日知会会员成立了华兴会。为配合两湖起义的江浙等地日知会会员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不久组织了光复会。黄兴以化名张守正向刘静庵汇报长沙暴动筹备情况的信,被黎元洪发现后,刘静庵离开湖北新军,回到日知会,将革命总机关,再度搬到10余年前,在武昌圣公会成立的日知会。黄吉亭,中华圣公会首任会长,与胡兰亭牧师等早年参与了日知会创建。1901年,由武昌圣公会会长,调任长沙圣公会会长,随之成立日知会分会——长沙日知会。黄兴之名,系黄吉亭牧师所取。余诚,原名余仲勉,与孙武、彭楚藩等人同为刘静庵器重的得意学生。余诚回武汉后,既没有以同盟会湖北分会长身份活动,也没有在湖北地区发展同盟会组织,而是协助刘静庵办理日知会事务,侧重兴办革命学校。曹君之所以仅以自己所见,未以自己所闻,讲述日知会,也许因为那将触动国民党要人的敏感神经,推翻所谓那场辛亥革命源自孙中山的兴中会的颠倒是非之说。出版之事,便是问题,多年心血,会付之东流。

原文:是时留学生反对日本之取缔规则,因陈天华之死,更加激烈,相率归国者日众。汪精卫、胡汉民等,组织留学维持会,风潮渐平息。予愤而离日本。适日本东洋宣教会主教中田重治渡英。予即偕行。过上海,并引中田主教游武昌四日,住高家巷圣公会长胡兰亭牧师家,籍以与日知会重要干部刘敬安、冯特民等秘商。潘善伯亦来与中田主教相见。当时潘善伯充武昌军中译员,与中田主教亦属师生之谐。潘善伯入日知会,渐与刘敬安、冯特民参加革命之运动矣。予在日知会将东京同盟会之组织,一一介绍于刘敬安、冯特民二人,并请刘冯二人为同盟会之主盟人。自此同盟会与日知会之声气,息息相通矣。

解读:曹亚伯所载,请刘冯二人为同盟会主盟人,正是成立不久的同盟会矛盾暴露时期,与孙中山称自己是“政治基金募集人”,有何关联,同盟会是否仅设了总理,未设会长,若设有会长,是日本人头山满,还是中国人刘静庵?以及孙中山曾言,他曾在广东组织过哥老会支部,任首领等,都待研究。

所谓刘静庵1903年由李书城带到武汉,参加革命,追随李书城,是对历史学的践踏!

日知会,实系革命机关

原文:圣公会之日知会,实系革命机关,表面则讲道阅书报。因附设于圣公会也,故推胡兰亭任会正,刘敬安副之。干部有评议员五。选举冯特民、陆费逵、李亚东、濮以正等任之。开幕之日,吴禄贞捐月薪五十两,以作开办之用。斯时,吴禄贞将调至北京陆军部也。蓝天蔚亦暗助不少。结合军学两界之重要会员,分途运动。如吴兆麟、李亚东、辜天保、范腾霄、卢保三、徐竹平、黄家麟、潘善伯、李胜美、黄警亚、蔡达生等数十人,援引青年,广结同志,宣传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小册子。如《猛回头》、《警世钟》诸书。渐次军学两界之有心革命者,均归纳于高家巷日知会。会务发达,一日千里。(《自叙》11—12页)。

解读:在白色恐怖下,日知会以美国圣公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明曰读书看报,开启民智,实为聚集革命党人,发展革命组织,宣传鼓动民众,实行革命救国主张的民族民主革命团体。曹君记载的日知会此次活动,为刘静庵离开湖北新军,回到日知会,吴禄贞离汉赴京、范腾霄赴日留学前的1904年冬,并非正史、教科书所说的1906年春。从历史真相看,日知会是以圣公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而非圣公会所属。圣公会不仅没有左右日知会什么,相反,日知会影响了圣公会,众多教会人士,在刘静庵影响下,由同情革命转变为支持革命,投身革命。如:胡兰亭、黄吉亭、刘藩侯等牧师。美国教会人士对救民众于水火的日知会,给予了极大的无私帮助。若以“日知会附属圣公会”之说,似乎美国圣公会操纵了中国革命,那么,那场辛亥革命则有着质的区别。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是中国人自己推翻腐朽没落的洋人朝廷——满清,那场革命的最早领悟者和直接领导者就是刘静庵。

原文:予渡日本后,即入东京府下淀桥町中田重治主教所办之圣书院。旋接武昌报告,知日知会曾开大会,会务日臻发达。今将干部部成立开会之日,张汉杰所记刘敬安之演说录之如次。

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满清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人,也不可失之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又要再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不胜急切盼祷之至。日前同志曹亚伯由湘来鄂,与胡兰亭先生及兄弟三人,商议扩充日知会,现在曹君已往日本,从事运动。我们日知会重又成立。一切章程宣言,都已备就,应成立干事部。此干事部多系军学两界同志。以后一切责任,及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为亡国奴。岂惟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前编·第二章 武昌日知会之运动》13—14页)。

解读:“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为亡国奴。”这既是刘静庵明确的干事部责任,又是刘静庵在日知会成立之初,提出的日知会行动纲领和政治宣言。通俗易懂。曹亚伯所述,刘静庵之演说,在他到日本后不久,即1904年冬,日知会成立干事部,而非日知会成立会上的演说,与《自叙》中所述的评议部成立时间相同。从刘静庵演讲的文字分析,此讲话时间应为1898年,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时。曹君文中所言,刘静庵在演说中称,日知会“重”又成立,章程宣言都已备就,是指科学补习所因“两湖起义”遭查封,革命领导机关搬回“日知会”。日知会自成立,从未间断,早有章程、宣言,只是不同历史时期,因环境的变化,为迷惑清吏采取的斗争方式。此记载,也足以推翻所谓日知会成立于他的鼎盛时期的1906年二月,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等荒谬之说。

日知会、科学补习所属同一组织

原文:(甲辰暑假),予抵武昌,住科学补习所,吴禄贞邀予居其家。因匆匆不便,暂留科学补习所,以便奔走。所中办事极忙者,即刘敬安、胡宗琬、宋教仁、易本羲、时伯弼、朱滓淘诸人。予因奔走过久,倦极,鼾睡中,有鼠龁予皮鞋,至真皮知痛始惊而醒。所中无佣工,惟宋教仁、易本羲常为众效力。(《自叙》5页)。

解读:文中所列人员,即是科学补习所成员,又是日知会会员。此时,曹君负责日知会组织的“两湖起义”前湘鄂等地联络。作为未曾加入科学补习所的曹亚伯到科学补习所如同回家,可见,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都属刘静庵领导之组织。此记载同时说明,日知会(科学补习所)不泛济世之才。以宋教仁之才华,此时未崭露头角,干些打杂,大材小用,刘静庵缺乏识千里马之慧眼。

刘静庵,改造新军、会党之组织者

原文:倘张之洞有招兵事,刘敬安必先知。因刘在南湖马队营黎元洪部充书记。予知黎元洪之名从此始。胡宗琬即用秘电招会党来入伍。科学补习所专作介绍入伍机关。当时,所用密码,招兵曰货俏,速派弟兄们来曰办货,兵器曰海带。未介绍入伍之先,必受科学补习所之密约。约中大意,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其时,张之洞所募新军,大半科学补习所介绍之新货也。(《自叙》4页)。

日知会所有策划刘敬安必咨询之。(《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41页)

设印刷革命机关于黄州。凡运动革命之出版品,皆使黄州殷子衡、吴之铨广为印送。学界则易散播,兵士则传播颇难。每于夜间或兵士出勤之时,由营中同志密置革命小册子于各兵士之床。更介绍同志入营以求普及。各兵士每每读到《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30页)

解读:新军即甲午战争后,清廷用洋枪洋炮,采用洋式训练方式,武装的新式军队。它明曰抵抗外辱,实为镇压日益高涨的国内反清革命运动。会党即满清及其走狗对国内反清秘密革命组织的总称,是推翻满清王朝的重要革命力量。其首领都是忧国忧民的贤达之士,会员都是一些不堪忍受洋人朝廷——满清奴役压迫的贫苦百姓,而非欺行霸市,欺压百姓,肆意抢窃之匪。日知会组织的庚子起义失败后,刘静庵痛定思痛,为减少民众因战争带来的灾难,改变斗争策略,亲入虎穴,率领日知会革命党人打入新军,策反满清武装。利用负责招兵之机,将大批会党骨干招入湖北新军,灌输革命宗旨,壮大革命力量,实行了会党与新军血浓于水的大融合,以此带动全国各地,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武装。台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革命党人列传·刘静庵》载:“武汉党人大多出自新军,以日知会总其成,主之者,刘静庵也。”正是刘静庵带领的日知会革命党人,以策反湖北新军为突破口,并渗透全国各地新军,影响带动全国各地新军反正,至辛亥革命完成了武装推翻满清王朝的历史使命,演示了人类历史上城市革命获得成功之先例。

日知会会员仅武汉军学两界数约万人

原文:日知会极形发达。每逢礼拜假日,至日知会阅书报者更多,兵士学生习以为常。因而做礼拜作基督徒者亦不少。刘敬安扩充武昌日知会之成绩,于法人欧几罗未来演说之前,军学两界之入会者,数约万人。其每月捐款之簿记,于日知会破案时,俱为中西牧师辈焚去。而刘藩侯会长尚保留捐册一本,今抄出以誌盛。其原册字迹,系刘敬安亲笔也。

姓名 赵听秋 住址 黄土坡武防三营内第一镇炮兵一营三哨四棚 月捐三百文 九月起 (以下仅录姓名、住址,笔者注) 盛中潢 ,住址同上;鲁士植 ,住址同上;郑作坤 ,住址同上;范幼卿,住址同上; 金家钦 ,住址同上;赵茂卿,住址同上; 刘绍才,住址同上; 张南山,住址同上, 朱克林 ,住址同上;蒋良轩介绍:邢则宽(良轩介绍)熊元勋(良轩介绍)萧石蕃 ,南师范;袁铭勋 ,南师范;李国芳,南师范; 周进先 ,南师范;黄文凯,南师范; 冯孝友,南师范; 陈道章 ,南师范;葛鄂屏 ,南师范;刘祖荣,南师范; 刘治驯,南师范;舒仁敬 ,南师范;朱子饶 ,南小学。 (《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30—134页)。

解读:曹亚伯称,在欧几罗未到武汉前,武昌日知会仅军学两界,数约万人。未谈全国各地、武汉其他各界及欧到汉后,萍浏醴起义前,发展一日千里的日知会组织。可见,曹君所说“数约万人”,为保守说法。一些学者为附和“日知会是同盟会在湖北的分支机构,小革命团体”等荒谬之说,以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仅记载的118名日知会会员为口实,一口认定“日知会员不过120人”,简直荒谬至极,愚昧透顶。仅曹亚伯收录武昌圣公会会长刘藩侯幸存的捐册所载25人,这幸存的25人名字,《湖北革命知之录》未提到一人。张公难先之所以“知之录”不以“革命史”命名,难道没有其中原由?据《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载,1897年?孙中山在接受《伦敦遇难记》俄译本记者采访时称:“在我们的中心省份湖南和湖北,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都加入了秘密会社······东南各省也遍布着许多秘密组织,甚至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些组织都在蓬勃发展,尽管不像上述省份那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难道国内蓬勃发展的反清革命组织,真是孙中山在海外发展,听命孙中山海外遥控指挥?当今一些持“日知会会员120人、不过200人”之说的学者,是否被某财团收买,成为御用文人,令人生疑。无数日知会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命运,牺牲后,不仅未留下名字,连死难者概数也不认可,历史仅是如此这般荒唐!

日知会,全国之革命团体

原文:(长沙暴动事泄后)对于营救同志,全仗黄吉亭牧师苦心筹划。故派袁礼彬之弟某搭轮船送信至武昌西厂口革命机关之科学补习所,使胡宗琬、刘敬安辈速将机关取消,并托其通知安庆、九江、南京、上海、杭州各处机关同时停止。一面由袁礼彬、李仲廉两人在长沙邮政总局检查邮件。凡关于明德学堂转交黄轸之信札,皆一一收检。因袁礼彬、李仲廉皆长沙邮政总局重要职员。(《前编·第一章 黄克强长沙革命失败》6页)。

解读:日知会成立后,在长沙、安庆、九江、南京、上海、杭州、重庆、宜昌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建立了以武昌为大本营,上海为前哨,长江汉水流域、东南沿海为重点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新格局,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刘静庵到湖北新军组建科学补习所后,这些日知会分支机构相应成为科学补习所分支机构。武昌科学补习所只是科学补习所总部办事机关。日知会策划组织的甲辰两湖起义的策源地、大本营在武昌而非长沙。总策划和幕后总指挥为刘静庵,而非他人。黄兴只是起义前奏——长沙暴动的总指挥。

原文:当时日知会分会密布于军队,尤以黄冈军学界讲习所为重要。先是鄂中军人与学子不相联络,军界中只有少数志士阴投身于其间,以无结合之故,不得大生影响。丙午春,日知会会员黄冈熊十力、熊飞宇、钟大声、邱介甫、冯群先、张海涛、张其亚、易介三、涂诰、童澍等始倡议联合黄冈人之肄业武昌各学堂及在驻省充各军兵役者组成黄冈军学界讲习所······初为黄冈人之结合,迨成立半月以后,则不分县界,而广结同志,故其宣传甚有力。盖以外县人而首先加入此团体居主干之列者,则有荆门季雨霖、沔阳赵光华、圻春郝可权、鄂城徐叔渊、圻水毕振英、孝感李实粟等。(《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35—136页)

刘敬安得于日知会勤奋宣传,不遗余力,血诚所感,有情皆应。丙午春,胡厚斋牧师自九江至武昌,听刘敬安在日知会之演讲,大受感动,亦于返九江后设一开化阅书报室。邀李献彬、查冠英、陈义山、杨器之、刘庆云相助,并请九江绅商开会于新安会馆,议开办书报室之法。蒙一致赞成,捐助款项,买各种新书报于开化阅书报室。武昌日知会刘敬安所暗散之各种革命书籍,亦渐分布于九江。故九江学界及绅商有志之士与海关人员受书报之益而密谋革命者亦日多。并附设平民学校,日夜授课,以开风气。自此开化阅书报室之革命宣传发起后,影响渐达于南昌。(《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29页)。

解读:曹亚伯以湖北、江西两省为例,说明日知会之盛况。其间,湖南、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广东、福建、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日知会活动也十分活跃。北方的陕西、山西、河南、直隶、山东以及关外的奉天等地日知会组织也发展迅速。

原文:湖北军界隐藏各省之志士,不泛济世之才。如贵州之王宪章,河南之李济川,广东之许崇灏等皆得与刘敬安同立大愿,分途进行。而各省新军中亦多有日知会会员插足其中,阴为结合同志,湖北各县之有新学知识者,以及缙绅先生,多暗助日知会之宣传,其名虽不彰,其功自在天壤也。(《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38页)。

解读:亚伯先生未举湖南、上海、江苏、浙江、四川、陕西等地,而举贵州、广东、河南革命志士与刘静庵同立大愿,有其深义。尤其湖南焦达峰,年少有为,很被刘静庵看重。

《救世军军歌》影响深远,风行全国

原文:张纯一于乙巳春夏之交,曾为日知会征求同志作宣言,文极沉挚,足令见者莫不心动。当时仅印千份,一散而尽。经丙午冬季之变,竟无存者。更以白话作军歌三首。以为军学界之鼓吹。一时风行全国。今犹记忆,特录如下:

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

一腔,热血儿,按剑摩。

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

准备指日挥戈,

好收拾旧山河!

从军乐,乐如何。

从军乐,乐如何。

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

准备指日挥戈,

好收拾,旧山河。

对天演,烈风潮,争优胜,武士道。

竟上,舞台高,精神好。

为国民,重新铸个头脑。

挣得神州天晓。

纪念碑,立云表。

操操操,草草草,

操操操,草草草。

为国民,重新铸个头脑。挣得神州天晓。

纪念碑,立云表。

其昂昂,整顿了,好身手,讲兵韬。

救国,千钧担,一肩挑。

新中国,能够造得坚牢。

便是绝代人豪。

浩然气,薄云霄。

声价儿,比天高。

声价儿,比天高。

新中国,能够造得坚牢。

便是绝代人豪。

浩然气,薄云霄。

(《前编·第二章 武昌日知会之运动》11—13页)。

解读:此军歌名为《救世军军歌》,歌词系刘静庵创建日知会所属的救世军时,安排日知会会员张纯一创作。此歌初在救世军和文华书院传唱,刘静庵入湖北新军后,将歌词作了适当修改,在湖北新军中传唱,之后传遍全国,成为辛亥武昌和各地起义军军歌。此军歌,有其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也是日知会的纲领和宣言。张纯一,日知会早期会员,信奉佛教,得刘静庵器重,许多重大问题,常与之商议。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后,曹亚伯在日本见到张纯一,劝其加盟同盟会,遭拒绝。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张纯一前往上海,游说英人李提摩太等人,李提摩太同情中国革命,在其斡旋下,外国政府中立,为民军固守武昌赢得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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