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反蒋因中共愿拥立其为新的领袖

本文摘自《西安事变新探》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6月初,中共中央意外得知两广发生事变的消息,当即转告王以哲:“据报粤桂军揭抗日反蒋旗帜,组抗日革命军,陈济棠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桂军夏威部未遭湘军抵抗,七日进占衡阳,粤军张达部将与夏会合,继续北进。”“此间拟派代表南下联络。”《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9日。王以哲也明确主张中共方面应当派人前去西南活动。

这种情况颇使中共中央感到振奋。中共中央除迅速选派联络人员交王以哲送出,分别派往两广和河北宋哲元等处进行联络外,立即开始筹划和部署西北发动的实施步骤。毫无疑问,对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发动来说,西南的反蒋发动是对西北发动的最有力的支持。一旦西南、西北乃至华北同时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甚至分崩离析。因此,中共中央专门通电二、四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称: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西南的发动就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从共产党起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共产党在目前阶段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与配合这一发动”。

在6月1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更进一步提到了以西北发动响应西南事变的问题,有人明确主张:推动张学良加快发展,加强对两广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加速西北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事情很清楚,“西南若恶化,对西北发动有困难”,因此“战略方针要适当的考虑”。毛泽东也认为:西南事变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大推动力,已经成为目前中心的一环,对西北发动有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发动可提早时间”,当然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以胜利为前提。

据此,中共中央决定提前西北发动的时间,并将前此与张学良商定和进一步向张学良提交的计划书内容,于6月16日详细上报共产国际请求批准。电称:

我们与东北军间的统一战线上层方面,业已坚定了张学良抗日反蒋的决心。……西北国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宁夏、青海方面是打通我们与苏联地理关系的重要关键,目前还没有有利的情况,然而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国防政府已有他坚定的基础了。……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因黄河的障碍,在结冰以前红军没有办法出至黄河以西或以北,因此只能使用东北军。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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