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老兵亲历


1937年12月,南京城外麒麟门下。骆中洋所属83

师在邓龙光率领下,从广东奔赴淞沪战场。没想到,淞沪会战在他们到达前已经结束,疲惫之师转而驰援南京。城下,人群中闪出一个熟悉身影,竟是哥哥。骆中洋兄弟二人紧紧抱在一起,千言万语化作两行热泪。

两人分属不同部队,匆匆一晤,各奔战场。

骆中洋再次“见到”哥哥,却是铭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哭墙”上,一个黑色名字——骆奕梧。

生离死别

“要为国家战斗!”骆中洋清楚地记得哥哥在麒麟门下道别的最后一句话。

那时他19岁,哥哥21岁。两人交谈不过十几分钟。

“我在邓龙光麾下第83军156师466旅831团步炮连。刚到安徽广德,淞沪会战就已经结束,我们驰援南京,立即投入南京保卫战,”作为一名士兵,骆中洋清楚记得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

现年85岁的他,眉毛与胡子茬全部灰白,双目炯炯有神,身体硬朗,嗓音洪亮。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淡绿色衬衣,款式像军装,右臂上方两道细布条还可以佩戴臂章。

“按说每个连应该有100多个弟兄,但那些从淞沪战场撤到南京的部队,一些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我们步炮连在二线作战,情况好些。”“本来上面命令我们在南京守6个月。到南京两三天后,也就是12月12日,上面就下令撤退。”

负责守城的最高长官唐生智12日晚召集各部队长官开会,决定弃城。南京城内军心大乱,纷纷涌向江边。紧邻江边的挹江门内挤满士兵和百姓,秩序混乱,路上尽是丢弃的车辆、驮马。

“但是,通讯落后,守城军队还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不肯开门放行,”骆中洋说,“我们只能用救火水管做‘云梯’攀爬,有人从城墙上摔下去,跌断了腿,有人掉进河里,我当时还年轻,费劲爬了下去……”

原本前来打仗的士兵,倾巢之下,沦为难民。

虎口逃生

翻过南京城一道城墙,却无法跨越这人间地狱的千沟万壑。骆中洋爬上一条小船,但没走多远,船漏进水,最后还是在江东门被包围,落入日军手中。

12月13日早晨7时左右,日本军人押着刚抓来的四五千名俘虏走到城北三汊河边。骆中洋和不少国民党士兵也在其中。只见日本兵端着枪,站到人群前方,军人本能告诉骆中洋:“准备屠杀了。”

“你们为什么抵抗皇军?”日本兵通过汉奸翻译喊话。

“最让我气愤的是,他们竟然还问,‘你们愿意选择哪种死法?机关枪、步枪、汽油弹、还是刺刀?’”

日军最后决定用刺刀,也就是杀人比赛。日本兵冲上来,捅死站在最前面的人。人群顿时慌乱,百姓哭喊。

“从第一排算起,我在第十排,我头脑依然很清醒,和另外三个战友缓缓往人群后面挪动。”

从上午7时到下午四五时,也许是骆中洋生命中最漫长、最痛苦的时光。日本兵一直没有放下刺刀,同胞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一些人偷偷爬到附近茅草屋顶,立即遭到日本兵枪击。

“傍晚,我终于挪到河边,钻进芦苇丛里。”骆中洋说。日军最后把没有杀完的人推向河边,用机枪扫射。

骆中洋与另外两个人躲在水洼子里,战战兢兢,生怕弄出一丝声响。穿着大头皮靴的日本兵在岸边走来走去,咯噔,咯噔,还用日语呼喊。

“突然,水里冒出一点动静,日本兵举起枪朝水面一通扫射,劈劈啪啪,幸好没打中我。”三人找到一间空屋藏身。半夜,却来了几个日本兵,抢走我们的棉被,自己盖上睡觉。“幸好是日本辎重兵,没有向我们开枪,”骆中洋说,三人在墙上挖了个洞逃出去。

岸边泊着一艘渔船。“船里坐着两个老人,喊他们没反应,过去一推,原来早就被打死了……我们跑了几十条船,船上渔民都死了。”

那一天、那一地,骆中洋亲历日军大屠杀,死难同胞事后计数超过2万。

命悬一证

五六个星期后,日军停止屠城。但是没有难民证,仍随时可能被日军抓走。

骆中洋与同伴两人辗转逃到被划为难民区的法云寺,红d字会(国际红十字会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名称)正在那里派发难民证。

“你们是哪里人?”红d字会的人首先要确认身份。

“广东人。”

“我们只管南京人。”那人说完便继续朝前走。

骆中洋和同伴不甘心,尾随红d字会成员,改称自己是南京人,希望得到一张。

“那人慢慢朝前走,东看西看,忽然袖口里掉出一张难民证,落在地上,被我同伴捡到。”骆中洋赶紧追上红d字会成员,再求一张“救命符”。

这时,一队日本兵迎面走来。红d字会成员的袖口里又掉出一张难民证,连别针都没有,骆中洋捡起来赶紧粘在袖子上。

“中国兵?”日本兵问。

“良民。”红d字会成员回答。

一张纸、一句话,再次把骆中洋从鬼门关拖出来。

此后,骆中洋一直住在难民区,管不相识的老头老太喊“爸爸妈妈”。因为没有亲属“认领”的青年男性很可能被日军抓走。

法云寺里1000多难民住在一起。骆中洋还记得,妇女害怕遭日本兵强奸,打扮成男人的样子。就连老太太们,都往脸上抹黑灰,免得被日本人看出性别。

“到处都是死尸,日本人抓我们做苦力,我的任务就是挨家挨户收尸,”骆中洋手臂上的“难民证”换成了“苦力证”,上面写着日军部队的名字“中岛”,“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死人。”

不学日语

1938年,骆中洋加入日军占领期间的南京治安维持会,但不肯学习日语。

“我很痛恨日本人,日本人教我们学日语,我就是不学,”骆中洋说,语速越来越快,声音也高了起来,“他们不仅仅在南京屠杀中国人,而是在全中国作恶啊,我老家在广东,我父亲、伯父和叔伯爷爷就在惠州被日本人杀死。”

“1945年8月15日,我们被召集到办公室听广播。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通过中文翻译,我们知道天皇说‘很多人将作为战争罪犯受到惩罚’。”

骆中洋说,自己心里乐开了花。但同时在场的还有手持武器的日军士兵,内心的喜悦无法表达。

接下去几天,骆中洋所在的警备司令部内,日本人慌忙烧文件,没烧干净的直接扔进河里,“他们怕留下证据。”

骆中洋1997年赴日本讲述南京大屠杀经历,还曾经与一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兵见面。骆中洋说,当着他这名“中国兵”的面,那名日本人承认罪过,对过去所做的一切表示忏悔。

■记者手记

铁证如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处庭院,绿树成荫,阳光碎片洒在青草地。

骆中洋端坐在石凳上,双手拽拽衬衣的下衣襟,把褶皱抚平。他下颚微抬,从领口到最下端的6颗纽扣系得一丝不苟。整个人呈现灰白色调,与纪念馆“哭墙”的花岗岩相当接近。

“您穿的是军装?”我问道。

“我这件衬衫有点像军装。你看,这里还可以别袖标,”说着,老人指了指右臂衣袖上方两道细布条,眼睛里**出一丝神采,“我平时也喜欢穿军装。”

一句话提醒了我,眼前这位银发苍苍的老人是老兵,亲历过南京保卫战——曾经在邓龙光将军率领下气宇轩昂地迎战侵华日军;继而无奈地跟随大部队一路后退,眼见城墙被日本炮弹炸得面目全非;也在特定地点亲眼目睹2万同胞遭受日军屠戮、血洒长江……

新中国成立后,骆中洋成为南京市公安局一名干部,1984年退休,1997年与2001年分别赴日本和美国讲述南京大屠杀真相。

2001年12月11日,骆中洋参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赴美展”前说,“我就是活生生的‘证据’,我要在有生之年向更多的人讲述这段历史真相。”

对骆中洋老人而言,硝烟早已散去,“战斗”尚未结束。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