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周恩来为何被传“将成为张国焘第二”?

陈继承 收藏 0 593


回到武汉的蒋介石又关心起张国焘来。张国焘叛变后,被安排了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的头衔,属军统局管辖。戴笠妄图利用张过去在中共方面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的打入拉出阴谋活动,对张真可谓寄予厚望。戴笠还不时讥讽中统局只知道写批判中共的文章,于事无补。有一次中统的徐恩曾请客,戴笠在宴会上眉飞色舞,夸夸其谈,对徐吹嘘说中共第三号人物张国焘归顺我们了,这对共产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将来我们对付共产党是顺利多了。徐恩曾听了表面上很羡慕,附和称道,心里却妒忌得要死。张国焘与戴笠走进走出,也引以为豪。时常与国民党要人大谈红区的经营之道。当有人问他出走延安的原因时,他称:“我不喜欢徒拥虚名,而无实权。中共中央,毛、周二人说了算,我何必在那里尸位素餐呢?”问其对抗战前途的认识,他答:“日本目前虽然自炫兵威,但终将失败,因为它人口少,资源贫乏,战线太长,经不起长时间的消耗。”他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点上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有战略思想的”。戴笠开始对张国焘是优礼有加,每次外出都给他派专车,但后来发现张的办法并不怎么“神”,也做不出什么“贡献”,便慢慢冷淡下来。以后张外出只好招呼人力车了。

很快有人把戴笠对待张国焘的前后态度变化密报蒋介石。蒋介石把戴笠叫来询问:“张国焘交给你已经有些时日了,工作怎样?”

戴笠摇头叹息:“只在汉中设立了特别侦察站,在榆林设立了陕北站,在延安附近洛川设立了延安站,搜集的情报寥寥无几。我看他亦不过一个牛皮筒子。”

“你太小看了他!”蒋介石不愉快地瞥了戴笠一眼,把一本叫《党的建设》的小册子丢给他,“你看看,这是中统的同志搞的,你应该从张国焘身上挖到比这更多的东西。”

戴笠接过小册子一看,上面圈满了蒋介石的眉批,如“此节重要足资参考”、“所见甚是”、“吾人亦可采用”等等。戴笠翻开书皮又看,经蒋介石一说,才知这本是延安抗大的教材,约八万多字。作者张浩,即林育英,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委。当中统的人得到这本书时,把它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一看,触目惊心,拍案叫绝,不知看过多少遍,遇到会心之处,就用红铅笔加注眉批。全书本意是阐述新形势下中共的战略和策略转变。蒋介石却认为这确是一本好教材,国民党人也应奉为圭臬,身体而力行之。蒋介石已吩咐陈布雷,将此书加上他的眉批翻印千册,分送各高级骨干阅读;叫陈立夫参照此书和他的眉批,起草一份有关国民党组织和训练的教材。

“张国焘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比张浩高得多,水平会更高。”蒋介石显然对戴笠没有发挥张国焘的作用不满,“他与顾顺章也不同,顾顺章不是正牌的共产党。张国焘是共产党的老资格,是带兵打过仗的,徒子徒孙不少,过去在中共还是很有声望的,现在多少能起些分化瓦解作用。所以,车子还是要给他坐,该请他的客要请。”

当张国焘投向国民党的时候,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人们放出谣言,说“周恩来将成为张国焘第二”。一些人预言,蒋介石将把毛、朱流放,把共产党易名为民粹党,由周恩来来当最高领导。有人甚至公开问周是否真的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

“怎么可能呢?”周恩来淡淡一笑,“如果我离开了我们的党组织,我就毫无作用,我参加国民党又有什么好处呢?”据说一些好事的官员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他加入国民党。周恩来略带讥讽地说:“不,国民党里上上下下仁人志士多得是,我在那里还有什么用呢?”

另一个据说同周共过事的人还在报上发表他的高论,一口咬定:周恩来将成为张国焘第二的预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不可避免。毛派对他的多疑和排斥,使周已经感到不自在了。就目前情况看,可以说周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徘徊,在近期内周不会离开共产党,他要考虑他的未来,必须仔细打算。张国焘的叛变影响了共产党的威望。毛派将缓和对周的攻击。但毛周绝交和周的出逃势在必然。只是不会马上到来……

周恩来看过报纸,若无其事地递给邓颖超。对这些无端臆测他不想解释。也许他正可以利用这些雾一般的模糊印象,更好地往来于两党之间,往来于民主人士之间。

邓颖超看过报纸也是随手一扔,去忙别的事了。她已经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准备5月份去庐山,参加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1936年,她因肺结核去北平西山疗养,化名李知凡太太。日本人打进北平后,她不得不脱离此地。她先到了城里,找到了美国老朋友斯诺,求他帮助她逃出去。因为日本人正在搜查每一个铁路乘客,逮捕任何有政治嫌疑的人。斯诺建议她扮成他的保姆,先到天津。在约好的那天,她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看来真像个保姆!”斯诺满意地打量着邓颖超,把她带上火车。危险出在天津。在那里,日本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他们看着乘客伸出的手,只要是穿老农民衣服的又有一双白皙柔软手的人,便被叫出来挨个查问。邓颖超故意弯着背,把手插在袖子里。“是美国人。”斯诺对检查者说。并朝邓打了个手势,日本人轻蔑地把她的行李扔在一边,看也没看就放她过去了。邓颖超从天津坐船到了烟台,又从烟台坐火车到了徐州,再从徐州转车到了西安,见到了在那里的周恩来。

在武汉的生活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二次蜜月。他们在山腰租了一间外国人的房屋,附近有一座很大的桃园和一个湖,偶尔可以看见他俩散步的身影。可更多的是跑警报。一天,他们在《纽约时报》通讯员蒂尔曼·杜丁家里吃饭,突然空袭警报尖利地啸叫起来。他们急忙跑进掩体。警报解除之后,他们从掩体里出来,发现杜丁的房子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墟。

周恩来关心着前方的局势,不时找战地记者交谈,并根据他们反映的情况,向陈诚提出具体建议。5月,他出席文协第二次理事会,准备为文协筹款,让作家更多地创作。他说着说着,非常明显地用力一口一口咽下口水,好像他的喉咙全部被扼住了:“要失陪了,因为我的老父亲今晚10点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人们看见他的眼里滚动着泪水。

周恩来后来多次讲过武汉时期工作上的失误,也许他太相信蒋介石抗战力量,相信他能打胜仗。这一则是由于王明的影响;二则是当时的抗战形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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