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述中国共产党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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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前 言 近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附带说明一下,这样称呼绝无贬义,只是节省字符而已)成立九十周年,各种回顾党史的文章和作品层出不穷。由于对党史细节的描述越来越真正,这段本就极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显得精彩纷呈,引来无数现代史爱好者的极大兴趣。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共党史故事很可能压过三国故事风头,成为未来国民最为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 根据国内及海外已经披露的较为可信的党史资料,加上科学合理的逻辑推演,详尽客观地叙述中共九十年来所有重大事件,一直是笔者的心愿。这次,借九十周年党庆之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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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附带说明一下,这样称呼绝无贬义,只是节省字符而已)成立九十周年,各种回顾党史的文章和作品层出不穷。由于对党史细节的描述越来越真正,这段本就极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显得精彩纷呈,引来无数现代史爱好者的极大兴趣。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共党史故事很可能压过三国故事风头,成为未来国民最为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

根据国内及海外已经披露的较为可信的党史资料,加上科学合理的逻辑推演,详尽客观地叙述中共九十年来所有重大事件,一直是笔者的心愿。这次,借九十周年党庆之东风,笔者想用一到两年时间,完成这一心愿。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支持。

为了在叙述细节过程,不致因客观分析引发读者对笔者基本政治立场的疑惑,正文之前,笔者打算先花费约两万字的笔墨搞个总序。简略评价一下中共九十年的历史进程。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话最早是一句预言,到现在慢慢成为了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但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君主专制制,不是君主立宪制,不是三民主义,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能够救中国?传统政治教科书只通过事实列举来加以论证,并未上升至理论高度。笔者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加强对社会微观控制,保证政权稳固性;在经济上主张实行有计划发展,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基本就是其理论体系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叫东方治水社会制度)在工业社会的翻版。作为实行典型亚细亚方式的农业大国,古代中国非但不具有从农业社会进化为工业社会的内生机制,而且由于内在农耕文化与西方社会制度无法匹配,靠移植西方社会制度完成工业化的道路也走不通。在丛林法则盛行的近代社会,一个大国如果不能完成工业化,等待它的就只有衰亡一条路。因此,是马列主义规划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带出了茫茫苦海。

带有东方治水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与崇尚个人自由意志的西方社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这种制度没能在任何一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相反,却先在非典型亚细亚方式的俄国得以确立,继而就在典型亚细亚方式的中国及与之毗邻的越南、朝鲜开花结果。由于俄国尚有一定自由民主传统,加之内部民族矛盾严重,执政者调整能力缺失,社会主义制度在他们那里延续了七十年之后被颠覆。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六十年的不断精心调整,与中国国情水土相符。它帮助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保证了社会稳定,成为促成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根本原动力。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这种制度,才能把中国由苦难带入辉煌。而同时,马克思主义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棵幼苗,若没有中国这样与之适合的土壤,也将暂时停止生长,而需再等待数百年,到资本主义制度山穷水尽的那一天才有出头机会。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这两句话,都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那社会主义制度是怎样帮助中国完成工业化,并且适应工业化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看看典型亚细亚方式是怎样与中国农耕文明相结合的。稍加研究不难发现,中国古代亚细亚方式以君权神授的形式,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它采用重农抑工商的宏观经济产业政策,保障社会劳动力流向耕织生产领域。它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兴建和维护水利及交通、通信、国防等对国家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公共工程(当然稍带着也兴建供统治集团享受的宫殿与陵墓)。它征调和储蓄全国资源,尽量救济局部灾荒地区的人民以保证社会整体稳定。它还采用以强调尊卑秩序和以仁德治国为根本特征的儒家学说,以此来凝聚全民意志,保卫皇帝和国家。总而言之,这种制度发挥封建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以此基本保证了在其眼中的“国际竞争”(其实是现在东亚地区区域竞争)优势地位。但是,这种制度由于倡导的基础产业是农业,靠其内生机制永远也无法进入工业社会。当西方列强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向这种制度发起挑战时,它便一筹莫展濒临灭亡。

接着,再来看已经成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是怎样与中国工业文明相结合的。同样不难看出,当今社会制度用中共的神圣地位,替代了亚细亚方式中皇帝的神圣地位,建立起了适合工业社会发展的中央集权制度。她采取集中全国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把中国由落后农业国发展成目前初步发达的工业国。她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兴建和维护交通、物流、电力、能源、通信、国防等对国家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公共事业。它能够集中全国资源,当国家出现地震、洪水、瘟疫等严重灾害时,以最快速度证灾区人民实施救助,并帮助灾后重建,从而既确保社会稳定,又培养人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她还提出以“为人民服务”总方针的执政理念,以此团结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建设国家、保卫党和国家。同样用一句话概括,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已经并且继续使中国迅跑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最终将帮助中国重现她历史上曾取得过的辉煌时刻。

仅仅正面验证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帮助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还不够,还必须反向验证一下其他主义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才能说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先来看君主专制,这样的制度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完全依靠暴力动员社会成员,而且统治阶级腐朽贪婪,办事效率极低,显然不能承担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具体实例就是洋务运动。再看君主立宪制,它倒是放弃了对社会成员实施暴力,但反过来动员力又极差。这样的制度守着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还能过过日子,但要它完成从农业社会跃进到工业社会的任务,可就勉为其难了。

至于自由资本主义,比较适合中国劳动力素质优秀和成本低廉的国家优势,一旦实行起来,就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会很快。但往后就不行了,因为重工业基础一点都没有,加工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泡沫经济。然后经济崩溃,把劳动力成本重新降下来,继续做发达国家的加工基地,等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再崩溃。而自由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是西方三权分立民主制度,政府为拉到选票,只会在短期效益上下功夫。即使能够发现这样周而复始的经济死胡同,也是无能为力、随波逐流。如此一来,中国就会像东南亚国家那样,经济上走进加工工业的死胡同,政治上沦为欧美强国的附庸。

至于三民主义,出发点和社会主义相类似。但它没有用阶级斗争实现崇高目标的政治手段,无力也不愿扫除前进路上旧势力的阻碍,所定目标注定只能成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而法西斯主义,确实具有对本国人民具有煽动性,以把他们绑上对外侵略扩张战车之效果。但一来,法西斯主义需要一个具有盲目爱国热情和一定专业素养的市民阶层(目前的中国倒具备了这个条件),作为它积聚力量的土壤。但当时中国社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并无法为法西斯主义孳生提供肥沃土壤。二来,法西斯主义是通过侵略他国掠夺资源,来鼓舞国内民众狂热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扭曲的爱国主义)士气,当时中国要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蚕食鲸吞尚且十分困难,哪来的侵略别国的能力?三来,法西斯主义从事的事业是非正义事业,其最后结局就是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协力打击下崩溃灭亡。中国要是也稀里糊涂搭上它们战车,结果必然是国土进一步沦丧,人民更为苦痛。信奉这样的主义,根本不能救国家,反而会大大有害于国家。

至于无政府主义,连动员、组织人民起而自救的政府都不要了,整个民族肯定如同一堆任人宰割的肥肉,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至此,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证明:除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外,再无别的社会制度能够为中国实现工业化保驾护航,也就是再无别的社会制度能够救近代中国于水火之中了。

然而,从操作层面上看,近代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所遭遇的障碍却最为巨大,因为这要动掉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奶酪。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就是基本生产资料全民或者集体所有。这意味着无论是存在了几千年的地主阶级,还是存在了几十年的资产阶级,都必须把自己的基本财产拱手献出,供政府支配。要知道,即使中国古代号称对臣民生杀予夺的皇帝,要重新丈量一下地主所拥有的土地,据此收回一些被地主逃避的税收,地主都会软磨乃至发动武装叛乱硬抗。更何况中共这个新兴政治组织,根本没有皇帝那样的权威和力量,当她试图没收地主土地,整个地主阶级又怎能不殊死反抗?同理,中共要变资产阶级私有企业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资本家们又岂能善罢甘休?特别是在地主、资本家朝中有人掌印把子、握枪杆子的情况下,他们又怎能不利用现成的国家暴力机器,把中共淹没在血雨腥风之中,以收斩草除根、长治久安之效。

所以,中共要实现自己的救国纲领,就只要动员广大劳苦大众,发动暴力革命一条华山路可走。中共前二十八年道路,基本就是围绕着怎样形成力量、壮大力量、正确使用力量的问题展开的。

从中共1921年成立到1927年国共分裂,这是中共基础力量形成的过程。中共成立之初,其实是少量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知识分子的聚合体,他们看准了道路却缺乏力量。恰在此时,已在苏俄掌握政权的联共(布)因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策动革命屡屡失败,便把播撒革命火种的重点放到了东方。他们可是既能给幼小的中共以精神鼓励,更能向其提供物质援助,还能为其培训骨干力量。婴儿期的中共正是依靠苏联奶妈的精心哺育,才通过参与、组织乃至领导工人运动,快速登上历史舞台的。然而,联共(布)领导下的第三国际,仍嫌中共发展速度不够快,对苏联的国家利益策应不够,便干脆直接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并把国民党必须与中共结盟,作为武装援助国民党的先决条件。

但孙中山也是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主,他断然拒绝了与中共党外结盟的要求,提出让中共党员全体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来实现两党结盟的事实。让国民党没想到的是,中共党员的激情、能干和奉献精神,使他们在国民党内具有极强竞争力。没过多久,国民党内的许多实权部门就被中共党员占据了。可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一让中共借国民党近三十年创下的有形无形资产,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二也使中共骨干获得了难得的党务、行政、军事指挥等重要岗位的实习锻炼机会,获取了他们身处在野地位时,极难获取的宝贵经验。为中共在遭遇国民党残酷镇压之后,迅速成为严密的政治军事一体化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这种新趋势对孙中山个人还不算威胁,对他手下那些固步自封的老“既得利益阶层”,可就是心腹大患了。这批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孙中山身前身后始终坚持分共清党的立场。但此时国民党势力范围最多只有两广,从该党整体利益出发,他们还需要苏联为其北伐征服全中国提供必不可少的军事援助,所以不敢开罪苏联。同时,中共动员民众的好手段,也是他们打江山时所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双方已是摩擦不断,但总面上尚能维持合作局面。

等北伐军全歼吴佩孚主力、重挫孙传芳主力,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以后,形势就变了。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已形成了自身造血机制,并不在乎苏联军援了。他们现在要担心的,倒是打下半个中国后的“内忧外患”。所谓“内忧”就是,中共在农村发动农民打击封建地主势力,直接触及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军官家庭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共在城市发动工人、店员向资本家要求提高福利待遇的幅度之大,已影响到资本家的可持续经营能力,进而影响到了国民党军政势力的财政来源。所谓“外患”就是,欧美日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强烈要求立场暧昧的国民党势力立刻表明立场。如国民党继续站在苏联一边,就存在遭遇帝国主义国家军事打击的危险性。在这种形势下,本来依违于苏联和欧美日势力之间的蒋介石(以下简称老蒋)集团,率先发动“四•一二”事变。遭到血腥屠杀的中共党员齐集武汉,又与汪精卫集团发生利益冲突,很快也被追捕。也就是说,中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后,终于遭遇所有传统政治势力的联合围剿,完全失去了合法存在的可能。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呢?

危急的事态已不容中共从容考虑,只要能走的路,一条也不放弃;只要能动用的资源,一点也不放弃。中共的力量全部来自于广大劳苦大众,也就是所谓工农兵。因此,中共动用安插在国民党正规军里的所有力量,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动用在大别山区农民中的力量,发动了黄麻起义;动用在上海工人中的力量,搞飞行集会,打击国民党官僚,惩治内部叛徒。这也动用那也动用,基本上全是在消耗大革命时期积累起来的存量资源,并没能引来增量资源。如果按此方向发展下去,革命大业岌岌可危。但就在此时,一位扭转乾坤的伟人横空出世,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料主席——毛泽东(以下简称主席)。

主席看到中国革命力量源泉在农村,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一听说要发动秋收起义,连忙毛遂自荐。起义形势稍有不利,他就拉队伍上井冈山。在那里,他摸索并推行了一套党领导军队、领导农民运动的全新政治制度,成功地使中共力量不仅在农村扎下了根,而且不断从农村获得增量资源、壮大实力。主席的成功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也促进了鄂豫皖、湘鄂西、百色、陕北、海南等农村根据地的建立进程。到了1931年,中共的力量恢复到了1927年前的最好水平,而且更有继续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用桂系首脑白崇禧的话来说就是:“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本在上海租界办公的中共中央,也因此搬迁到了江西中央苏区,并且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然而,中共虽然找到了获取增量资源的方法和途径,但所得资源的质和量都不很高,还不足以支持其夺取政权。其中主要缺陷有三点:其一,农村根据地所处地区都是落后山区,没有能够提供支持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资源的现代工商业,往往在敌人持续发动军事围剿之后,就因根据地人力、物力耗尽而主动撤离。其二,中共其时政策左倾,除依靠下层劳苦大众外,对社会精英阶层基本采取敌对立场,以至于从1927年起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孤军奋战、势单力薄。其三,农村根据地基本位于中国南方,同时也没有海港,无法从苏联获得必要的武器援助。

当本以为中共气数已尽的老蒋,在醒悟过来以后,不顾国内舆论对他攘外必先安内战略的强烈批评,悍然动员其主要军事力量对中共农村根据地发动持续不断的围剿之时。由于上述三点缺陷的存在,尽管主席及后任在中央苏区,连续四次通过运动战取得反围剿胜利。但终于在老蒋采取堡垒战法,留苏派不采纳主席打到外线去的建议,盲目信用李德以堡垒对堡垒的策略的情况下。只能被迫放弃中央苏区,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最终转移到陕北。当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红军若不能通过长征把革命重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则抗日战争时期便无法在更为广阔和靠近苏联的北方,建立强大的根据地。抗战胜利之后,更无法快速夺取东北腹地,取得背靠苏联和朝鲜作战的有利战略地位,从而为中国革命奠定必胜的基础。

长征还终于为中共提供了一位懂得经营革命事业的“革命企业家”,他还是主席。在主席登上领导岗位之前,第一代本土派陈独秀、半留苏派瞿秋白、留法派李立三、留苏少壮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博古等党的领袖,如走马灯一般,先后当家,又先后垮了下来。分析他们失败原因,无不因为他们有革命概念却无“经营”革命的策略。当时中共高层具有“革命企业家”素质的只有两人:首推主席,紧随其后是张国焘。但与主席相比,国焘的胸襟、气势与手腕,要差了很多。如果真由他来当家,抗战之时中共可能也会有所发展。但抗战胜利之后,中共地位充其量不过如法共、意共那样,而最终仍有被老蒋吃掉的可能。

长征结束以后,主席把革命作为企业来经营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当时,由于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留给老蒋剿共的时间已十分有限。老蒋为了与苏联结盟,对抗日本迫在眉睫的全面入侵,不得不与中共政治和解。正当国共双方通过秘密渠道讨价还价之际,在主席巧妙构思,外交大师周恩来(以下简称总理)具体运作下,西安事变爆发,中共遂获得了保存全部实力参加抗战的优惠条件。

抗战开始,主席又力排党内大多数领袖拼尽全力抗日的建议,主张乘日军入侵、国民党基层政权瓦解之际,努力在沦陷区发动人民,壮大革命实力的主张。中共在实践中执行了主席这个正确战略,加上这时暂时放弃阶级斗争立场、大搞统战,力量便在与日军反复缠斗之中飞速发展。到抗战胜利之时,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几占全国四分之一,这还不包括正在争取的东北地区。

中共在抗战时期取得的另一大成绩,是党的建设趋于成熟。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深入农村,努力在各处各地开辟根据地,带来的副产物是党内山头林立。最初,在小山头归并为大山头的过程中,中共整合内部的主要方法是肃反。此举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政令、军令统一,但也造成大量忠于革命事业只是服从观念较差的党员,被扣上内奸、特务的帽子杀害,对于凝聚中共人气的危害极大。主席本人就是因为领导肃反肃得过头,得不到上下支持而失去军事指挥权的。然而,内部整合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主席成为中共当家人以后,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改用整风(反对者嘲讽为“整人”)形式,通过向桀骜不驯的干部施以强大精神压力,迫其充当党的驯服工具。这样做的好处是保存了大批干部,但也种下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革的远因。

就这样,中共以其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经过八年全面战争的苦难,人民渴望和平,但国共双方为了争夺国家领导权,内战还要继续打下去。从绝对力量对比看,中共仍不是国民党的对手。但若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所获资源进行对比就可发现,三大缺陷均已在整体上得到弥补。首先,尽管还是农村根据地,但很多地区已是富庶平原,而且还有哈尔滨和大连(在自由港名义下,由苏军授权中共经营)那样的特大城市,齐齐哈尔、烟台、邯郸那样的中等城市,初步拥有了支持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的资源。其次,在主席统一战线法宝的运用下,部分社会精英阶层站到了中共一边,中共夺取政权的社会基础变得更为广泛。最后,所有根据地都位于中国北方,不仅拥有一定数量的海港,而且东北根据地完全背靠苏联和北朝鲜,有从外部获取武器等现代战争资源援助的条件。

老蒋若是看清楚这三点变化,他就不应该挑起内战。主动把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以及东北北半部地盘让出,与中共和平共处数年,是为上策。这样,一方面能整顿内部,清除腐败,恢复经济,争取民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看看中共在和平治国方面有没有破绽,通过在政治层面上压倒中共,最后达到击败中共的目的。但老蒋计不出此,仍按上次内战思路,一味重兵围剿,最终把自己逼进了死路。

由于序言篇幅有限,笔者无法在此全方位解析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这个任务留给日后的正文。笔者要讲的是,解放战争与其说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一场革命运动。在战争过程中,国民党军极度依赖现代化后勤补给,特别在东北战场后期,国民党军所依赖的竟是最昂贵的空运;而解放军依靠根据地百姓支前,无须正规后勤就可以发动大规模战役。战争过程中,国民党军无法获取中共军事情报,更谈不上策反中共军队;而依靠地下党员的舍生忘死精神,中共对国民党军主要战区军事部署了如指掌,并据此指导自己军队作战,关键战事大多能策动国民党杂牌部队或被中共地下组织控制的部队反戈一击。战争过程中,国民党军很难让处于不利战场形势下的中共士兵放下武器,更谈不上让大批被俘中共士兵迅速站到他们一边参加战斗;而中共却能轻而易举地使战场下风的国民党军士兵放下武器,并依靠政治思想工作(国民党称之为洗脑),在很短时间里就能使他们掉转枪口,以坚强战士的姿态与国民党军作战。鉴于以上常规战争中不可能存在的特殊条件,即使中共与国民党的优秀将领来个互换,由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彭德怀指挥国民党军,由白崇禧、傅作义、薛岳、杜聿明指挥解放军,战争结局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解放战争的快速结束还说明了一个问题:从辛亥革命起经历了近四十年内外战争的中国人民,已经不能容忍国家继续陷于长期内乱之中,只要内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显示出获胜的可能,所有中立者便不会不顾一切地把砝码加到强者的一边,加速统一的到来。中共就是借助这样的大势,终于实现了其夺取政权的宏图大志。接下来,她就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建设中国、改造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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