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述中国共产党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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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前 言 近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附带说明一下,这样称呼绝无贬义,只是节省字符而已)成立九十周年,各种回顾党史的文章和作品层出不穷。由于对党史细节的描述越来越真正,这段本就极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显得精彩纷呈,引来无数现代史爱好者的极大兴趣。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共党史故事很可能压过三国故事风头,成为未来国民最为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 根据国内及海外已经披露的较为可信的党史资料,加上科学合理的逻辑推演,详尽客观地叙述中共九十年来所有重大事件,一直是笔者的心愿。这次,借九十周年党庆之东风

前 言

近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附带说明一下,这样称呼绝无贬义,只是节省字符而已)成立九十周年,各种回顾党史的文章和作品层出不穷。由于对党史细节的描述越来越真正,这段本就极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显得精彩纷呈,引来无数现代史爱好者的极大兴趣。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共党史故事很可能压过三国故事风头,成为未来国民最为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

根据国内及海外已经披露的较为可信的党史资料,加上科学合理的逻辑推演,详尽客观地叙述中共九十年来所有重大事件,一直是笔者的心愿。这次,借九十周年党庆之东风,笔者想用一到两年时间,完成这一心愿。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支持。

为了在叙述细节过程,不致因客观分析引发读者对笔者基本政治立场的疑惑,正文之前,笔者打算先花费约两万字的笔墨搞个总序。简略评价一下中共九十年的历史进程。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话最早是一句预言,到现在慢慢成为了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但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君主专制制,不是君主立宪制,不是三民主义,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能够救中国?传统政治教科书只通过事实列举来加以论证,并未上升至理论高度。笔者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加强对社会微观控制,保证政权稳固性;在经济上主张实行有计划发展,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基本就是其理论体系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叫东方治水社会制度)在工业社会的翻版。作为实行典型亚细亚方式的农业大国,古代中国非但不具有从农业社会进化为工业社会的内生机制,而且由于内在农耕文化与西方社会制度无法匹配,靠移植西方社会制度完成工业化的道路也走不通。在丛林法则盛行的近代社会,一个大国如果不能完成工业化,等待它的就只有衰亡一条路。因此,是马列主义规划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带出了茫茫苦海。

带有东方治水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与崇尚个人自由意志的西方社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这种制度没能在任何一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相反,却先在非典型亚细亚方式的俄国得以确立,继而就在典型亚细亚方式的中国及与之毗邻的越南、朝鲜开花结果。由于俄国尚有一定自由民主传统,加之内部民族矛盾严重,执政者调整能力缺失,社会主义制度在他们那里延续了七十年之后被颠覆。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六十年的不断精心调整,与中国国情水土相符。它帮助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保证了社会稳定,成为促成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根本原动力。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这种制度,才能把中国由苦难带入辉煌。而同时,马克思主义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棵幼苗,若没有中国这样与之适合的土壤,也将暂时停止生长,而需再等待数百年,到资本主义制度山穷水尽的那一天才有出头机会。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这两句话,都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那社会主义制度是怎样帮助中国完成工业化,并且适应工业化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看看典型亚细亚方式是怎样与中国农耕文明相结合的。稍加研究不难发现,中国古代亚细亚方式以君权神授的形式,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它采用重农抑工商的宏观经济产业政策,保障社会劳动力流向耕织生产领域。它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兴建和维护水利及交通、通信、国防等对国家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公共工程(当然稍带着也兴建供统治集团享受的宫殿与陵墓)。它征调和储蓄全国资源,尽量救济局部灾荒地区的人民以保证社会整体稳定。它还采用以强调尊卑秩序和以仁德治国为根本特征的儒家学说,以此来凝聚全民意志,保卫皇帝和国家。总而言之,这种制度发挥封建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以此基本保证了在其眼中的“国际竞争”(其实是现在东亚地区区域竞争)优势地位。但是,这种制度由于倡导的基础产业是农业,靠其内生机制永远也无法进入工业社会。当西方列强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向这种制度发起挑战时,它便一筹莫展濒临灭亡。

接着,再来看已经成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是怎样与中国工业文明相结合的。同样不难看出,当今社会制度用中共的神圣地位,替代了亚细亚方式中皇帝的神圣地位,建立起了适合工业社会发展的中央集权制度。她采取集中全国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把中国由落后农业国发展成目前初步发达的工业国。她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兴建和维护交通、物流、电力、能源、通信、国防等对国家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公共事业。它能够集中全国资源,当国家出现地震、洪水、瘟疫等严重灾害时,以最快速度证灾区人民实施救助,并帮助灾后重建,从而既确保社会稳定,又培养人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她还提出以“为人民服务”总方针的执政理念,以此团结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建设国家、保卫党和国家。同样用一句话概括,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已经并且继续使中国迅跑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最终将帮助中国重现她历史上曾取得过的辉煌时刻。

仅仅正面验证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帮助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还不够,还必须反向验证一下其他主义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才能说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先来看君主专制,这样的制度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完全依靠暴力动员社会成员,而且统治阶级腐朽贪婪,办事效率极低,显然不能承担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具体实例就是洋务运动。再看君主立宪制,它倒是放弃了对社会成员实施暴力,但反过来动员力又极差。这样的制度守着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还能过过日子,但要它完成从农业社会跃进到工业社会的任务,可就勉为其难了。

至于自由资本主义,比较适合中国劳动力素质优秀和成本低廉的国家优势,一旦实行起来,就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会很快。但往后就不行了,因为重工业基础一点都没有,加工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泡沫经济。然后经济崩溃,把劳动力成本重新降下来,继续做发达国家的加工基地,等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再崩溃。而自由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是西方三权分立民主制度,政府为拉到选票,只会在短期效益上下功夫。即使能够发现这样周而复始的经济死胡同,也是无能为力、随波逐流。如此一来,中国就会像东南亚国家那样,经济上走进加工工业的死胡同,政治上沦为欧美强国的附庸。

至于三民主义,出发点和社会主义相类似。但它没有用阶级斗争实现崇高目标的政治手段,无力也不愿扫除前进路上旧势力的阻碍,所定目标注定只能成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而法西斯主义,确实具有对本国人民具有煽动性,以把他们绑上对外侵略扩张战车之效果。但一来,法西斯主义需要一个具有盲目爱国热情和一定专业素养的市民阶层(目前的中国倒具备了这个条件),作为它积聚力量的土壤。但当时中国社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并无法为法西斯主义孳生提供肥沃土壤。二来,法西斯主义是通过侵略他国掠夺资源,来鼓舞国内民众狂热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扭曲的爱国主义)士气,当时中国要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蚕食鲸吞尚且十分困难,哪来的侵略别国的能力?三来,法西斯主义从事的事业是非正义事业,其最后结局就是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协力打击下崩溃灭亡。中国要是也稀里糊涂搭上它们战车,结果必然是国土进一步沦丧,人民更为苦痛。信奉这样的主义,根本不能救国家,反而会大大有害于国家。

至于无政府主义,连动员、组织人民起而自救的政府都不要了,整个民族肯定如同一堆任人宰割的肥肉,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至此,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证明:除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外,再无别的社会制度能够为中国实现工业化保驾护航,也就是再无别的社会制度能够救近代中国于水火之中了。

然而,从操作层面上看,近代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所遭遇的障碍却最为巨大,因为这要动掉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奶酪。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就是基本生产资料全民或者集体所有。这意味着无论是存在了几千年的地主阶级,还是存在了几十年的资产阶级,都必须把自己的基本财产拱手献出,供政府支配。要知道,即使中国古代号称对臣民生杀予夺的皇帝,要重新丈量一下地主所拥有的土地,据此收回一些被地主逃避的税收,地主都会软磨乃至发动武装叛乱硬抗。更何况中共这个新兴政治组织,根本没有皇帝那样的权威和力量,当她试图没收地主土地,整个地主阶级又怎能不殊死反抗?同理,中共要变资产阶级私有企业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资本家们又岂能善罢甘休?特别是在地主、资本家朝中有人掌印把子、握枪杆子的情况下,他们又怎能不利用现成的国家暴力机器,把中共淹没在血雨腥风之中,以收斩草除根、长治久安之效。

所以,中共要实现自己的救国纲领,就只要动员广大劳苦大众,发动暴力革命一条华山路可走。中共前二十八年道路,基本就是围绕着怎样形成力量、壮大力量、正确使用力量的问题展开的。

从中共1921年成立到1927年国共分裂,这是中共基础力量形成的过程。中共成立之初,其实是少量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知识分子的聚合体,他们看准了道路却缺乏力量。恰在此时,已在苏俄掌握政权的联共(布)因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策动革命屡屡失败,便把播撒革命火种的重点放到了东方。他们可是既能给幼小的中共以精神鼓励,更能向其提供物质援助,还能为其培训骨干力量。婴儿期的中共正是依靠苏联奶妈的精心哺育,才通过参与、组织乃至领导工人运动,快速登上历史舞台的。然而,联共(布)领导下的第三国际,仍嫌中共发展速度不够快,对苏联的国家利益策应不够,便干脆直接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并把国民党必须与中共结盟,作为武装援助国民党的先决条件。

但孙中山也是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主,他断然拒绝了与中共党外结盟的要求,提出让中共党员全体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来实现两党结盟的事实。让国民党没想到的是,中共党员的激情、能干和奉献精神,使他们在国民党内具有极强竞争力。没过多久,国民党内的许多实权部门就被中共党员占据了。可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一让中共借国民党近三十年创下的有形无形资产,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二也使中共骨干获得了难得的党务、行政、军事指挥等重要岗位的实习锻炼机会,获取了他们身处在野地位时,极难获取的宝贵经验。为中共在遭遇国民党残酷镇压之后,迅速成为严密的政治军事一体化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这种新趋势对孙中山个人还不算威胁,对他手下那些固步自封的老“既得利益阶层”,可就是心腹大患了。这批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孙中山身前身后始终坚持分共清党的立场。但此时国民党势力范围最多只有两广,从该党整体利益出发,他们还需要苏联为其北伐征服全中国提供必不可少的军事援助,所以不敢开罪苏联。同时,中共动员民众的好手段,也是他们打江山时所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双方已是摩擦不断,但总面上尚能维持合作局面。

等北伐军全歼吴佩孚主力、重挫孙传芳主力,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以后,形势就变了。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已形成了自身造血机制,并不在乎苏联军援了。他们现在要担心的,倒是打下半个中国后的“内忧外患”。所谓“内忧”就是,中共在农村发动农民打击封建地主势力,直接触及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军官家庭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共在城市发动工人、店员向资本家要求提高福利待遇的幅度之大,已影响到资本家的可持续经营能力,进而影响到了国民党军政势力的财政来源。所谓“外患”就是,欧美日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强烈要求立场暧昧的国民党势力立刻表明立场。如国民党继续站在苏联一边,就存在遭遇帝国主义国家军事打击的危险性。在这种形势下,本来依违于苏联和欧美日势力之间的蒋介石(以下简称老蒋)集团,率先发动“四•一二”事变。遭到血腥屠杀的中共党员齐集武汉,又与汪精卫集团发生利益冲突,很快也被追捕。也就是说,中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后,终于遭遇所有传统政治势力的联合围剿,完全失去了合法存在的可能。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呢?

危急的事态已不容中共从容考虑,只要能走的路,一条也不放弃;只要能动用的资源,一点也不放弃。中共的力量全部来自于广大劳苦大众,也就是所谓工农兵。因此,中共动用安插在国民党正规军里的所有力量,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动用在大别山区农民中的力量,发动了黄麻起义;动用在上海工人中的力量,搞飞行集会,打击国民党官僚,惩治内部叛徒。这也动用那也动用,基本上全是在消耗大革命时期积累起来的存量资源,并没能引来增量资源。如果按此方向发展下去,革命大业岌岌可危。但就在此时,一位扭转乾坤的伟人横空出世,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料主席——毛泽东(以下简称主席)。

主席看到中国革命力量源泉在农村,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一听说要发动秋收起义,连忙毛遂自荐。起义形势稍有不利,他就拉队伍上井冈山。在那里,他摸索并推行了一套党领导军队、领导农民运动的全新政治制度,成功地使中共力量不仅在农村扎下了根,而且不断从农村获得增量资源、壮大实力。主席的成功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也促进了鄂豫皖、湘鄂西、百色、陕北、海南等农村根据地的建立进程。到了1931年,中共的力量恢复到了1927年前的最好水平,而且更有继续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用桂系首脑白崇禧的话来说就是:“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本在上海租界办公的中共中央,也因此搬迁到了江西中央苏区,并且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然而,中共虽然找到了获取增量资源的方法和途径,但所得资源的质和量都不很高,还不足以支持其夺取政权。其中主要缺陷有三点:其一,农村根据地所处地区都是落后山区,没有能够提供支持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资源的现代工商业,往往在敌人持续发动军事围剿之后,就因根据地人力、物力耗尽而主动撤离。其二,中共其时政策左倾,除依靠下层劳苦大众外,对社会精英阶层基本采取敌对立场,以至于从1927年起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孤军奋战、势单力薄。其三,农村根据地基本位于中国南方,同时也没有海港,无法从苏联获得必要的武器援助。

当本以为中共气数已尽的老蒋,在醒悟过来以后,不顾国内舆论对他攘外必先安内战略的强烈批评,悍然动员其主要军事力量对中共农村根据地发动持续不断的围剿之时。由于上述三点缺陷的存在,尽管主席及后任在中央苏区,连续四次通过运动战取得反围剿胜利。但终于在老蒋采取堡垒战法,留苏派不采纳主席打到外线去的建议,盲目信用李德以堡垒对堡垒的策略的情况下。只能被迫放弃中央苏区,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最终转移到陕北。当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红军若不能通过长征把革命重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则抗日战争时期便无法在更为广阔和靠近苏联的北方,建立强大的根据地。抗战胜利之后,更无法快速夺取东北腹地,取得背靠苏联和朝鲜作战的有利战略地位,从而为中国革命奠定必胜的基础。

长征还终于为中共提供了一位懂得经营革命事业的“革命企业家”,他还是主席。在主席登上领导岗位之前,第一代本土派陈独秀、半留苏派瞿秋白、留法派李立三、留苏少壮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博古等党的领袖,如走马灯一般,先后当家,又先后垮了下来。分析他们失败原因,无不因为他们有革命概念却无“经营”革命的策略。当时中共高层具有“革命企业家”素质的只有两人:首推主席,紧随其后是张国焘。但与主席相比,国焘的胸襟、气势与手腕,要差了很多。如果真由他来当家,抗战之时中共可能也会有所发展。但抗战胜利之后,中共地位充其量不过如法共、意共那样,而最终仍有被老蒋吃掉的可能。

长征结束以后,主席把革命作为企业来经营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当时,由于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留给老蒋剿共的时间已十分有限。老蒋为了与苏联结盟,对抗日本迫在眉睫的全面入侵,不得不与中共政治和解。正当国共双方通过秘密渠道讨价还价之际,在主席巧妙构思,外交大师周恩来(以下简称总理)具体运作下,西安事变爆发,中共遂获得了保存全部实力参加抗战的优惠条件。

抗战开始,主席又力排党内大多数领袖拼尽全力抗日的建议,主张乘日军入侵、国民党基层政权瓦解之际,努力在沦陷区发动人民,壮大革命实力的主张。中共在实践中执行了主席这个正确战略,加上这时暂时放弃阶级斗争立场、大搞统战,力量便在与日军反复缠斗之中飞速发展。到抗战胜利之时,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几占全国四分之一,这还不包括正在争取的东北地区。

中共在抗战时期取得的另一大成绩,是党的建设趋于成熟。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深入农村,努力在各处各地开辟根据地,带来的副产物是党内山头林立。最初,在小山头归并为大山头的过程中,中共整合内部的主要方法是肃反。此举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政令、军令统一,但也造成大量忠于革命事业只是服从观念较差的党员,被扣上内奸、特务的帽子杀害,对于凝聚中共人气的危害极大。主席本人就是因为领导肃反肃得过头,得不到上下支持而失去军事指挥权的。然而,内部整合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主席成为中共当家人以后,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改用整风(反对者嘲讽为“整人”)形式,通过向桀骜不驯的干部施以强大精神压力,迫其充当党的驯服工具。这样做的好处是保存了大批干部,但也种下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革的远因。

就这样,中共以其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经过八年全面战争的苦难,人民渴望和平,但国共双方为了争夺国家领导权,内战还要继续打下去。从绝对力量对比看,中共仍不是国民党的对手。但若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所获资源进行对比就可发现,三大缺陷均已在整体上得到弥补。首先,尽管还是农村根据地,但很多地区已是富庶平原,而且还有哈尔滨和大连(在自由港名义下,由苏军授权中共经营)那样的特大城市,齐齐哈尔、烟台、邯郸那样的中等城市,初步拥有了支持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的资源。其次,在主席统一战线法宝的运用下,部分社会精英阶层站到了中共一边,中共夺取政权的社会基础变得更为广泛。最后,所有根据地都位于中国北方,不仅拥有一定数量的海港,而且东北根据地完全背靠苏联和北朝鲜,有从外部获取武器等现代战争资源援助的条件。

老蒋若是看清楚这三点变化,他就不应该挑起内战。主动把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以及东北北半部地盘让出,与中共和平共处数年,是为上策。这样,一方面能整顿内部,清除腐败,恢复经济,争取民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看看中共在和平治国方面有没有破绽,通过在政治层面上压倒中共,最后达到击败中共的目的。但老蒋计不出此,仍按上次内战思路,一味重兵围剿,最终把自己逼进了死路。

由于序言篇幅有限,笔者无法在此全方位解析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这个任务留给日后的正文。笔者要讲的是,解放战争与其说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一场革命运动。在战争过程中,国民党军极度依赖现代化后勤补给,特别在东北战场后期,国民党军所依赖的竟是最昂贵的空运;而解放军依靠根据地百姓支前,无须正规后勤就可以发动大规模战役。战争过程中,国民党军无法获取中共军事情报,更谈不上策反中共军队;而依靠地下党员的舍生忘死精神,中共对国民党军主要战区军事部署了如指掌,并据此指导自己军队作战,关键战事大多能策动国民党杂牌部队或被中共地下组织控制的部队反戈一击。战争过程中,国民党军很难让处于不利战场形势下的中共士兵放下武器,更谈不上让大批被俘中共士兵迅速站到他们一边参加战斗;而中共却能轻而易举地使战场下风的国民党军士兵放下武器,并依靠政治思想工作(国民党称之为洗脑),在很短时间里就能使他们掉转枪口,以坚强战士的姿态与国民党军作战。鉴于以上常规战争中不可能存在的特殊条件,即使中共与国民党的优秀将领来个互换,由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彭德怀指挥国民党军,由白崇禧、傅作义、薛岳、杜聿明指挥解放军,战争结局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解放战争的快速结束还说明了一个问题:从辛亥革命起经历了近四十年内外战争的中国人民,已经不能容忍国家继续陷于长期内乱之中,只要内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显示出获胜的可能,所有中立者便不会不顾一切地把砝码加到强者的一边,加速统一的到来。中共就是借助这样的大势,终于实现了其夺取政权的宏图大志。接下来,她就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建设中国、改造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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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王朝取得政权以后,并不需要改变社会制度。他们要做的只是推行仁政、无为而治,即推行农业社会中的自由市场经济,让经济按其正常轨道慢慢复苏,便可建创立“某某盛世”之功德。然而,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却根本不可能与民休息,推行仁政,因为她要完成历史任务有很多。头一项就是变革社会制度,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势必要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为此,主席掀起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一系列革命运动,以先发制人的高压态势,完全粉碎了当时社会上强势群体的反抗。运动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工商业生产资料被国家掌握,为富有阶层服务的第三产业被消灭殆尽。同时,中共一举树立起了领导国家的绝对权威,为其推行新的政治制度开辟了道路。

系列政治运动,是反毛反共分子的重点攻击目标。这些人的主要论据,无非是历次政治运动殃及无辜,大量原本向往革命的旧精英分子,反而在革命运动中被误斗、误捕甚至误杀,有悖人道主义精神。但这些人要么是不了解革命真谛,要么了解了但从本集团利益出发故意视而不见。革命的作用在于扫清旧制度对社会发展的阻碍,是一种极其暴烈的行动,主席早就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因此,革命是粗线条的,不可能给每一个革命对象算细账。就如山洪爆发时,山洪不会因为某个人喜欢山洪,就特意绕过他的房屋田地;也不会因为某个人憎恶山洪,就脱离原有运动轨迹,特意冲毁他的财产。所以,生活在革命时代的革命对象,尽管他本人意愿多么倾向于革命,应该做的只有尽速逃离革命漩涡,躲避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而不是始而同情革命,遭到革命重创之后,恶毒攻击革命。由此可见,革命对社会发展的不可替代作用,并不是那些反毛反共分子所能诋毁得了的。

中共的第二条历史任务是实现工业化。照理说,这是件功在当时、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反毛反共分子不该反对了吧。但事实是他们反对得更凶。原因何在,原因在于实现工业化需要资本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只有两条途径,或取自于外或取之于内。取之于外,则对外侵略扩张,掠夺被侵略国的财富,为发展工业积累财富。取自于内,是牺牲国内人民很大一部分眼前利益,将省下的社会财富用于发展工业,而人民生活水平会因此而停滞不前甚至大不如前。中国当时的情况决定了工业化原始积累根本不可能取之于外,只能从内部想办法。于是,反毛反共分子又获得了极佳的攻击靶子。

苏联经验表明,通过农村集体化,从本国农民那里获取发展现代工业所必须的资源,可以在很短时间里实现工业化。然而,与苏联夺取政权的力量源泉来自于工人不同,中共本来就是依靠农民夺取的政权。为了实现工业化马上就对恩人下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作为革命谋略大师的主席,当然不能把事情做得那样明,而只能采取迂回路线,用一定时间逐步加以解决。解决过程笔者将在以后的正文里详述,在这里只说最后结果是,土改中由地主转移给个体农民的土地,以人民公社的形式被牢牢掌控在了国家手里。土地上几乎所有收获物都归国家支配的有利条件,使得国家能将尽可能多的土地收获物用于发展工业,而只给农民留下仅够维持其基本生计的粮食及少量现金。

这种新的分配没诞生多久,就闯下了大祸。也许是主席因内心里觉得对不起农民,总想寻求两全其美之策。他竟幻想凭借人民的主观积极性,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便在工业领域搞全民炼钢,在农业领域搞卫星田运动。全民炼钢还只是使国民经济遭受暂时损失,但卫星田运动却导致全国性大饥荒,大量农民非正常死亡,差点动摇国本。主席受此挫折,自知对经济是门外汉,此后除晚年提倡在人民公社搞社办企业之外,基本放弃了对经济领域的发号施令。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遂基本按照苏联模式逐年进行。经过一代人的牺牲奉献,终于建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但苏联模式本身也是一条死胡同,到主席逝世前后,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于是催生了改革开放运动。

中共的第三项历史任务是在国际上争取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这项任务说来简单做却难。所谓简单,只要宣布一下,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作废,其在华一切特权无效,就可以了。所谓难,难在苏联作为过去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员、当时事实上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他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能否作废,他在华的一切特权能否无效。主席当然可以学铁托,与美苏两大阵营保持等距离关系(以后也确实这样做了),但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本钱。因为,那时中国的重工业十分薄弱、军事工业近乎为零,若身后没有一个大国撑腰,必然会挨帝国主义的打,根本就站不起来。主席不得已,只能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但即便如此,主席还是在首次访苏时,采用软磨战术,迫使斯大林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权,以签订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式,使国民党政权与苏联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归于作废。

斯大林为拉住中国这位身躯庞大的盟友,被迫放弃了苏联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但他并不信任主席。于是,他通过使用支持金日成对朝鲜南方用兵,故意撤走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让美国有机会组织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争等一系列外交伎俩,给中国、中共和主席出了一道信任选择题。主席看破了斯大林用意,不顾遂大部分不具备战略眼光的政治局委员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动志愿军抗美援朝。结果,不仅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还重创美国陆军,让美国就此丧失与中国在陆上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勇气,为新中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契机。

斯大林逝世以后,主席抓住苏联新领导人需要中国政治支持的有利时机,采取无论谁执政一概予以支持的策略,结果获得了丰厚回报。赫鲁晓夫同意援建的156个大项目,直到现在都是中国重工业体系的中流砥柱,他同意转让的核武器(初步)等高端技术是中国尖端武器技术的奠基石。天真的赫鲁晓夫以为只要让中国的实力强壮起来,苏联就能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抗衡中稳操胜券。殊不知,雄才大略的主席在从苏联哪里获得了中国发展必须获得的东西以后,就要找借口与苏联分道扬镳,走独立自主的康庄大道了。

公允地说,中苏两党争吵的挑起方是中方,赫鲁晓夫是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决定停止援助、撤走专家的。但这却正中主席下怀,借此机会他一举堵死了中共与苏共重归以好的道路。不顾一切蓄意断绝与苏共关系,主席这样做的目的何在。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为了摆脱从中共诞生开始就一直存在的苏共对中共的影响,也是为了摆脱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让中国真正走上独立自主道路。主席这招棋下得极狠,对苏联的定性先大国沙文主义,再修正主义,最终社会帝国主义;与苏联的关系,先口头论战,继而边境冲突,就差断交宣战了。

中国与苏联交恶的同时,与美国依然处于敌对状态,一时间中国处于世界两超夹击之中,处境艰险。然而,主席却在他后二十年的执政期里,陆续发出三招,渐渐化不利为有利。主席第一招是大搞三线建设和深挖洞,给对手以难以战胜的感觉,从而使美苏两方均不敢直接向中国发动进攻。主席第二招是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加强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往来,在国际上广交朋友,打破两超孤立中国的企图。主席第三招是全力支持越南共产党(以下简称越共)统一国家。最厉害的就要数这第三招,正是该招让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并为了从泥潭里抽身而不得不最终承认新中国。同时,这一招也迫使苏联为与中共争夺越共信任度,无法和美国走得更近,客观上起到了离间美苏的作用。

到了六十年代末期,美国权衡西方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仔细考虑了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觉得唯有联合中国,才能在与苏联冷战中转劣势为优势。于是,通过尼克松主动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老大的美国一松口,西方阵营里大小国家纷纷跟风,很快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宣告寿终正寝,这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客观条件。在主席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经营下,中国终于取得了既不依赖东方阵营也不依赖西方阵营,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的伟大成就。

中共的第四项历史任务,是防止自身在长期执政以后的腐败。用主席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现反修防修的目标。创业不易守业更难,这个道理中共领袖都懂得,但真正上心恐怕只有主席一个人。早在1945年,主席在与黄炎培作窑洞对时,就提出避免“人亡政息”的良策是民主。主席所说的民主,可不是眼下精英们鼓吹的“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之类的黑货,他说的民主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是以人民的力量监督当政者。顺着这样一条思路,主席在建国后把群众运动越搞越大,而登峰之作便是文化大革命。

按照主席的设想,只要群众一起来,党内腐败分子(按主席的说法叫走资派)就会无所遁形,就能起到纯洁组织、永葆青春的作用。但事态并没有按照主席的愿望发展,革命只能冲击一切,却无法帮助主席甄别干部队伍。领头造反人员动机复杂,不少人的目的同样在于攫取权力,过上奢侈腐朽生活。为了争权夺利,造反派内部出现大规模武斗,本在主席控制下的群众运动,渐渐如脱缰野马,有酿成真正意义上动乱的趋势。好在主席还留了一手,没有在解放军里搞文革,才靠军事管制控住了局面。但这又引发军事干部出任政府职务,处置不当会开“枪指挥党”的先例。就在这时,身为接班人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表现出了不同意继续搞阶级斗争,希望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的政治立场。

看到林彪开始跟自己唱反调,主席当然不能放心在身后把权力交予他,而要设法取消其接班人地位和军事指挥权。却没想到林彪的反抗异常激烈,先是林立果也可能在林彪不知情的情况下,策划谋杀主席的行动。后是林彪在知晓了儿子阴谋以后,觉得无法面对全党和主席个人,干脆携妻与子坐飞机出走苏联。但因未能与苏联取得联系,最终在苏、蒙防空火力压制下,在蒙古草原上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林彪的所作所为,并不在于对主席个人生命造成了多少实际的威胁。而在于向中共领导层其他成员,展示了一种当个人利益受到主席危害时,可行的反抗方法和避祸途径。主席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仅一下子就停止了对老干部的整肃,而且还努力与这些在他看来跟不上革命形势的老战友重新恢复友情,以免刺激他们学林彪。在政治斗争中毕竟保存自己是最重要的,如果来人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实现革命理想?

以后的几年里,垂暮之年的主席又搞了不少运动,理论性质的有批林批孔、批三字经、学习马列理论、评《水浒》等,经济性质的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前者是通过运动向全国人民阐述主席的思想,后者则是徒劳地企图以限制乃至消灭商品经济来消除腐败土壤。基本矛头不再指向党的干部阶层(至少主席是这样认为的)。这已经反映出,主席即使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理论产生怀疑,但至少不再有继续实践的胆量了。主席此时的想法,一是把自己建立的国家基业平安地传递给后人;二是尽可能让由自己具体操作的中共四项历史任务,成为后人称颂的功业,而非批判的暴政。

现在,我们站在主席逝世后三十五年的时点,结合主席身后中国的发展情况,来分析主席所操作的中共四项历史任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项任务争取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主席完成得最好,可以说几乎没有一点瑕疵。第一项任务变革社会制度,尽管把很多不该公有制的经济成分也变成了公有制,变革社会制度时暴力成分大了一些,但在大趋势上顺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因而也是成功的。第二项任务实现工业化,主席在犯过一次大跃进严重错误之后,基本放弃了经济指导权。先后执行经济政策的刘少奇和总理,比较严格地按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终于完成了初步工业化。这个工业化底子到1995年以后,为中国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升级成资本密集型,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但在当时却还未见成效,主要表现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所以,笔者评定为必要的痛苦。至于第四项任务防止自身腐败,主席所花精力最大,所用办法最为奇特,但所收效果却最差。关键在于,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实就是通过不断摧毁自身权力基础的办法来反腐败,反到最后极有可能把自己也反下台。因而,这样的反腐败路径,尽管普通百姓津津乐道,但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行不通。除了主席之外,任何政治领袖都不会也不能那样搞。然而,主席对自己这桩政治领域的创造发明依然情有独钟,他深切希望继承人能够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这时,主席环顾四周,具有党政军综合工作经历,能在他身后保持政局稳定的领导人,只剩下邓小平(以下简称小平)一人。大约在1975年的初冬,主席试图与小平进行一桩政治交易,只要小平出面主持作出一项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就会让他在主席身后主导党政事务。但此时的小平同志,经过对中国社会的全面考察,已在内心里对主席的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都作了基本否定。如果由他执政,他要另走一条新路。于是,小平以自己不是当事人为由,婉转地拒绝了主席的要求。主席当然不能容忍他身后的决策层里有持不同政见者,马上就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小平再次打翻在地。然而,主席却为这次政治决策付出了极大代价,很大一部分党员、干部和城市居民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上,导致了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尽管骚乱最后被压制了下去,但使一贯觉得人民站在自己一边的主席,自信心备受打击。

病入膏肓的主席很快驾鹤西去,他留下了左中右三派人马。与右派的饱经沧桑、中派的敬小慎微相比,左派一直是主席实现政治意图的忠实工具,受着主席的倾向性保护,因而实际政治能力极其幼稚、无能。在中、右两派联手袭击下,左派灵魂人物——“四人帮”很快被捕入狱,基本队伍随即溃不成军。接下去,在强大的右派力量压诱之下,名义上掌握最高权力的中派同意给小平恢复名誉和职务。

小平复出之时,很直爽地说,这把年纪想的已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所要做的“事”,其实就是否定主席生前制定的路线,把中国引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一切主席生前应该已有预料,如果单是不让小平个人意愿得偿,主席完全可以把他抛给“四人帮”一伙,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但主席身为伟大的爱国者,深知国家的稳定要比个人事业的延续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小平有能力稳定他身后的局势,从来都对政敌冷酷无情的主席,破例亲自下令保证小平的生命安全。

不过,小平也没有主席想得那样右,他虽然对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满,却并没有推倒重来的意思。他的想法是,凡是主席时代置办下的家业,都要牢牢守住;而主席还没有能力置办的家业,他要一一努力置办。小平的路线归纳起来就是,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稳定,经济上改革开放求得突破,经济改革路径上摸着石头过河保证不翻车。按照这个思路改革经济,农村分田单干没出问题,证明过河成功。工业执行体制内企业暂时不动,体制外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试探性发展的双轨制。正是靠了这种稳妥的思路,中国才没有像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改革不成反而国衰党亡。

小平改革虽无高瞻远瞩的理论指导,却与产业升级原则神奇地契合。公允地说,主席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并不符合产业升级原则,整个重工业体系既不服务于轻工业,又无发达的轻工业为其提供资本积累,是个庞大的产业孤岛。但正因为有这个“孤岛”,小平“体制内存量暂时不动,体制外增量大力发展”的改革方针,才正好既能保住已置办的重工业家业,又能放心大胆地按经济规律发展原有体制所不愿发展的轻工业。就这样,中国经济开始了奇特的新旧经济成分互不干扰的飞速发展。

当然,只有得到没有失去的好事是不会有的。以中国当时国力,实在没有能力既稳住已有的重工业,又发展急需的轻工业,发展轻工业只能主要依靠外资。但招商引资也需要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而中国在备战时期最忽视的就是这个方面,现在,地方政府需要拿出资金来补课。于是,中央学农村承包制,规定对地方政府上交财政数额也搞定量包干。这样一来,地方就有了可以投资基本设施的资金,招商引资积极性也更高了。但中央的财政收入却由此连年匮乏,以至于连解放军的军费也不能保证,被迫允许军队经商补贴军费。军费尚且不能保证,其他基础科学、教育等长线投资的不足就可想而知了。即使这样,中央财政赤字依然很大,不得不连年发行国债弥补。

政府对大中型国有重工业企业的投入同样也急剧下降。在当时,要这些企业形成自身造血机制尚有一定困难。于是,这些企业在进行内部交易时,形成了严重的三角债问题,而三角债的顶端又是银行,致使国有银行呆坏账问题严重。到了部分国有企业实在支撑不下去之时,对产业工人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便提上议事日程。这就对社会稳定又产生了较大冲击。

那个时期更大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对意识形态的冲击。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因为只看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没有看到主席执政二十七年通过节衣缩食所打下的重工业基础,便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极度怀疑。一股变更社会制度的暗潮开始涌动。而小平在当时也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来,由此形成了经济强、政治弱的严重局面。到了1986年底,暗流冲出地面,出现了1957年以后的最大规模学潮。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学潮和人民群众对腐败不满的浪潮会聚在了一起,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六四风波”。

由于中共拥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六四”狂潮并没有像稍后的东欧颜色革命那样,终结中共的执政生涯。但给中共带来的冲击却异乎寻常猛烈,从中共内部来看,保守派乘机主张停止改革开放,重新回到苏联模式。从中国内部看,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群体对中共敌意加深,一度缺乏合作积极性。从国际形势看,欧美日发达国家集体对中国进行制裁;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纷纷丧失政权,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基本瓦解,中国的处境十分孤立。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小平既没有闻风丧胆向右转,也没有破罐破甩朝左走,而是依然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小平在冷静观察了苏东变局以后,坚信只要历史证明苏东所走道路是错误的,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迟早仍将站回到中共的一边。

当然,等待的过程是相对比较漫长的,以小平当时85岁高龄已经难以胜任。于是,小平又选中江泽民(以下简称老江)出任总书记。老江长期在技术领导岗位上工作,并没有党务组织方面的太多经验。这样的人才,协调各方面关系,维持局面稳定,是一把好手。要他掌大国之舵,保证关键时刻决策不出错误,有点勉为其难。然而,年富力强的技术型人才老江与精力衰微而决策准确程度超强的小平,搭成一组台前幕后的领导双簧,却又不能不说是绝配,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的福分。

邓江这对老壮配整整合作了七年,在应对国际形势方面,先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引子,再以南巡讲话作标杆,把重用改革派能吏朱镕基(以下简称老朱)当揽客招牌,一步一步把四面楚歌的形势扭转了过来。同时,他们也处理了一部分腐败官员,挽回了一些民心。而“宰相”(当然,真正调和朝政的宰相应该就是老江本人)老朱也没有辜负小平的任用,在经济领域立下了重大历史功勋。是他引入了先进的增值、营业、消费流转税制,通过中央和地方分税,使中央政府一举摆脱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困境。是他在此基础上,果断建议终止军队经商,为军队保持住了相当强大的战斗力。是他抢在我国经济总量飞跃之前,以不算极为苛刻的条件加入了世贸组织,免去了日后很多麻烦。当然,老朱也有局限性,在他看来国企突围之路是成为西方大企业的分工方,将外贸顺差结存的美元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也是他的首创。但比起他为国家所作的巨大贡献,终究瑕不掩瑜。

邓江新老过渡的七年,是中国经济开始起飞的七年,也是重新选择资本主义制度的苏东国家经济全面衰退的七年。在胜于雄辩的事实面前,中国人民对中共重新燃起了信心,甚至在“六四风波”中坚决站在中共对立面的部分人员也在暗自改变立场。从1989年起,小平拖着已经十分羸弱的身体,又活了七个年头。放在历史大视野来看,小平的最后岁月与其说是为自己活,不如说是为中共活、为中国活、为中华民族活。因为,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危急的背景下,只要他活着,政局就不会混乱,就能为中国经济起飞赢得时间。而等到他真的不行时,国内外形势已经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了。

就在小平去世次年的1998年夏季,长江流域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洪灾,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金融狂潮也猛烈冲击刚刚回归的香港。自然与经济的灾害本是政府的大危机,但对于完备的社会主义制度,那恰恰是显示其优越性的良机。中国沉着冷静应对,将两个灾害全部击退。自此以后,中共对自己执政能力更加自信,人民对中共认同度也更为强烈。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困境的重工业孤岛开始发威了。当东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饱和状态,在产业瓶颈面前一筹莫展时。同时存在产业升级问题的中国经济,却因为有主席时代通过节衣缩食建立起来的重工业骨干体系提供依托,便一举冲破产业发展瓶颈,开始向着世界强国方向迅跑。

也就在中国人民重新认识中共对中国所具有的重大价值,渐渐脱离曾经风靡全球的疑共思潮之时。中共最大的意识形态敌人、全球唯一霸主——美国,作出了一项对中共极其有利却对其和平演变策略具有毁灭性打击作用的决策: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也许美国认为,在银河号事件和黄海对峙事件中,它都占据上风,搞个误炸使馆是对中共的重大外交打击。或许美国当时已在盘算把中国树为对立面,故意轰炸使馆,从而利用中国人民的情绪,迫使中共走上与美国全面对抗的道路。但美国永远也没搞清楚的是,中国人民与政府的矛盾,都是在国家外部环境宽松时激化的。而当存在强大外敌时,人民的本能就是紧密团结在政府周围,同仇敌忾。当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之后,谁还同中共过不去,基本上就和卖国没有太大区别了。因此,正是在2000年以后,中共再也无须担心6月4日那天出现群众示威。其所要对付的,变成了***那样的不成气候的邪教分子。

当然也要客观地承认,当时执掌中国航船的舵手老江,一直埋头于微观技术事务之中,缺乏宏观战略思维,充当渐渐老去小平的决策执行者是最佳人选。但一旦作为大脑的小平不在了,老江就有点压不住阵脚。其中,2000年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对策失误导致被动,是老江外交方略中的最大败笔。

就在中国所处国际形势极其不利之时,命运之神站到了中国的一边,2001年基地组织发动了九•一一事件。顿时,美国找到了它朝思暮想用来激励国民斗志的对立面。从此,它放弃了树中国为主要敌人的想法,做起了占领阿富汗、占领伊拉克,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美国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战线上,跟基地组织恶斗了整整十年,斗到现在终于负债累累,再也无法对中国使用硬实力,而只能用点巧实力。

在国际形势慢慢缓和的同时,老江这代领导人任期已到,以胡锦涛(以下简称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锦涛长期从事共青团和党务工作,从1992年开始即被小平指定为老江之后的第四代领导人核心,经过多年历练,具有大国领导人战略眼光和胸襟。他与老江完成新老交替,使中国走出了小平身后短暂的战略目标缺失期。

纵观锦涛执政的近十年来,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有:首先,中国的重工业成功升级换代,成为世界上此类产品的主要提供国。以此为依托,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其次,通过处理一系列自然灾害和社会向世界进一步证明,在经济制度和经济实力大体类似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理解为工业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要比资本主义三权分立民主制度,更具有制度优势。再次,依靠日益增长的实体经济支撑,中国军事实力与日俱增。美国企图借助台海和朝鲜半岛局势,对中国进行军事讹诈的可能性逐渐减小。第四,建立了一套利用互联网揭露社会黑暗面,制约强势群体恣意妄为,定期释放弱势群体怨愤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制衡作用。

锦涛能够取得如此成绩,跟他坚持中共传统里一些最本质的原则有关。上任伊始,他就率领全体政治局常委,冒风雪驱车前往西柏坡,回顾中共艰苦卓绝的创业史,号召包括自己在内的全党发扬艰苦奋斗作风。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近十年的时间里,他的春节都是在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度过的,每当发生重大灾害,他和总理温家宝都会到达现场,协调解决救援中的难点。在他倡导下,中共始终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这其实就是恢复了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客观的说,如果不是胡温两人对民生问题倾注了极大心血,以目前很大一部分官员生活腐败、脱离群众的现状,中共在人民中的形象要比现在差得多。

锦涛能够取得成绩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听从那些要化国有支柱企业为西方大企业附庸的无良学者蛊惑。在支柱型国企经营状况还十分困难的时候,坚决不批准向外企转让这些国企的股份。终于熬到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那些想鲸吞中国国企的西方企业自己先支持不住倒了下去,反而给中国企业发展让出了空间。这一进一出,至少为中国赢得了十五年时间。

锦涛能够取得成绩的第三个原因是,处理国际事务沉着老到,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寓从弱到强转化于渐变之中,颇有些主席的真传在其中。这只要从事关我国核心利益的台湾、西藏问题以及事关我国周边安全的朝核问题近十年来的走向,就可以得出结论。

但是,锦涛执政期间也有两大问题愈演愈烈,找不到解决良策。一是整个党组织官僚化、腐败化的问题,二是资产阶级重新成为阶级以后,对人民利益的伤害。这两个严重问题,在还处于经济上升期的中国尚不致构成致命威胁。但如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能像历史上一些盛世那样长命,从1949年算起持续300年甚至400年的时间,最终也将难逃黄宗羲法则。到了那时,恐怕又是国家、民族的一场浩劫。尽管这对于我们现在所有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实际意义,但本着对生生不息民族的负责精神,还是应该非常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这就是如何改良工业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既保持其集中力量的优点,又最大限度地克服其逐渐腐败、最后丧失活力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些,笔者将在今后的详述中,以夹叙夹议的方式,与大家慢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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